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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man
Republic
与古代希腊历史不同，罗马共和国从未从西方人的视野中完全消失，即便在所谓西欧中世纪最低潮时期，萨鲁斯特的两部历史著作、西塞罗关于修辞学的论述，也仍有一定程度的流传。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首先复兴的，是古代罗马的文化。此后一直到19世纪，西方对罗马共和国的兴趣都较古代希腊城邦更大一些。马基雅维里借讨论李维的历史著作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哈林顿的《大洋国》中，多有罗马共和国的影子；孟德斯鸠不仅写过专著《罗马盛衰原因论》，在其主要著作《论法的精神》中，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罗马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理想国家，不乏罗马共和国的制度；美国的国父们制定宪法、创建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时，也广泛采用了罗马共和国的先例——参议院（Senate）与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同名，众议院（Assembly）借用了当时对古代公民大会的称呼，国会山的原名詹金斯（Jenkins）则被改成了最初组成罗马七丘之一的卡匹托尔。此外，在为批准美国宪法进行的辩论中，许多人借用普布利乌斯、辛辛那图斯、布鲁图斯等作为自己的笔名；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大厅里摆着罗马共和国英雄们的雕像；许多人取名也经常借用古代的人名，其中加图和布鲁图斯极为常见；一些人如罗兰夫人和德穆兰等甚至宣称，他们正是因为阅读了古典时期的作品，才成为法国的革命者和共和派。即使到了19世纪，即西方文化上所谓希腊主义的时代，人们对罗马共和国也仍抱有浓厚的兴趣，不管是德国的蒙森和伊纳，还是英国的海特兰和朗，抑或是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他的教育大臣杜里伊，当然不要忘了还有意大利人德桑克提斯和费列罗等，这些人都曾在罗马共和国史研究中一试身手。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和研究的专门化，个人专著逐渐成为潮流，通史性著述虽不断涌现，但与专题著作比较，好像微不足道了，它们主要作为大学教科书出现。笔者上世纪80年代读硕士时，仍需要阅读由卡瑞撰写、斯库拉德修订的《罗马史》。该书初版于1935年，此后不断重印，直到现在仍有相当影响。但该书有关共和国时代的叙述，带有明显的那个时代的痕迹，典型表现之一，是用防御性帝国主义解释罗马的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罗马帝国给地中海世界带来的和平。另一种值得提及的有关共和国通史的著作，是克劳福德为丰坦纳古代史丛书撰写的《罗马共和国》。该书篇幅不大，较多地吸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成果，对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两书至今都无中文版本，后一种也未必非常适合初学者。布林格曼的《罗马共和国史》（刘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学术框架，对共和国历史的叙述比较系统，但在某些基本问题上，例如有关罗马扩张和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问题，该书的观点可能过于持重，革新精神略嫌不足。因此，由英国学者格温撰写、复旦大学王忠孝博士翻译的《罗马共和国》，对中国读者而言，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本书作者戴维·M. 格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后期罗马帝国，尤其是基督教史。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优西比乌斯派：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与“阿利安派”争论的构建》，后陆续出版《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神学家、苦行者和教父》《晚期罗马帝国基督教资料集》和《哥特人：失落的文明》，主编论文集《A. H. M. 琼斯与晚期罗马帝国》，成果可谓丰硕。这部《罗马共和国》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推出的“牛津通识读本”的一种，也是作者最近的著作之一。对于这套丛书，国内读者应当有一定了解。早在2007年，国内已经引进并翻译这套丛书中的若干种，陆续出版了《古代战争与西方战争文化》《罗马帝国简史》《众说苏格拉底》和《解读柏拉图》等，并且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当时笔者就疑惑，既然《罗马帝国简史》已经引进，缘何不同时出版《罗马共和国》。现在看来，《罗马共和国》当时还在孕育之中。
“牛津通识读本”期待的读者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社会大众，邀请的作者都是学界相对年轻的一辈，如《古代战争与西方战争文化》的作者是西德博特姆，《罗马帝国简史》的作者是凯利，《众说苏格拉底》的作者是泰勒。恕笔者孤陋，他们中的不少人此前似乎声名不彰。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牛津大学出版社独特的眼光，因为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些作者中的部分人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佼佼者。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他生于1975年，与当年爱尔兰著名古史学家伯里一样，少年成名，博士论文出版时，年仅32岁。现在他也仅40出头，已经出版5部著作，并发表论文数十篇，现任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古代和古典晚期历史高级讲师，主讲的课程既有晚期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史，也触及罗马共和国。这部《罗马共和国》短小精悍，原文仅147页，但尽可能地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看法。具体说来，该书具有下述优点。
首先，内容选择精到。由于篇幅的限制，共和国历史很容易被写成压缩饼干，即所有事情都会提到，但叙述浮光掠影，犹如政治军事史大纲，甚至成为扩展版的大事年表。格温不求面面俱到，仅挑选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章从历史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讨论罗马的起源，虽然叙述的是罗马历史学家流传给今天的故事，但注意与考古史料对勘，有助于读者的比较和判断。第二章概述共和国政制发展的历史和一般特点，尤其注意阐释共和国制度与罗马扩张之间的关系。这里明显能够看到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和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影响。第三章则触及罗马历史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家庭构造及其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影响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力量。第四、第五章为第二、第三章的自然发展：罗马政治生活与社会结构的竞争特性，是罗马对外扩张的重要动力，促使罗马人建立一统地中海的庞大帝国。虽然第六章主题转换，讨论共和国的衰落问题，但实际上仍是前两章的有机发展：罗马的扩张与疆域的扩大造成的问题，让共和国制度不堪重负，典型的是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军人势力的上升，造成了军阀的强势。罗马的社会问题和精英阶级的顽固，推动军阀与贫民走向联合，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倾覆。第七章讨论共和国后期的文化，虽然作者强调的是罗马文化某些独特的方面，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罗马扩张在文化领域转换而成的文字与图像。最后以共和国的遗产收尾，阐述共和国传统对中世纪和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影响。作为一部共和国的通史，格温似乎省略了太多东西，如罗马历次战争的具体进程，早期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前三头与后三头之间那些勾心斗角、波谲云诡的关系，甚至决定屋大维与安东尼命运的亚克兴战役，所有这些或根本不提，或一带而过。但回头仔细琢磨，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如罗马帝国主义的动力、共和国崛起的制度与社会因素、罗马文化与帝国统治的关系，当然还有共和国崩溃的原因与进程，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回答。作为一部简明扼要的共和国历史，该书的整体布局是成功的。
其次，具有前沿性。作为一种大众读物，前沿性似乎并非必需。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因为主要出自年轻新锐之手，多能体现学术界近年的研究成果。对于罗马共和国的历史，19世纪以来讨论最多，也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早期罗马历史是否可信？共和国扩张的动力及其与罗马政制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共和国为何会垮台？对这三个根本性的问题，格温都有自己独特的答案。第一个问题古老却常新，18世纪后期法国学界有过一场激烈的讨论，但直到1989年《剑桥古代史》第2版第7卷第2分册出版，早期罗马历史是否可信也未得到圆满解决。康奈尔的近作《罗马的发端》似乎对这个问题做了较为稳妥的处理，在极端怀疑派和信古派（姑且如此称呼）之间大体采取了中间路线，对不同问题区别对待，赢得了不少学者的认可。格温无意卷入这场历史悠久的争论，而是铺陈考古和文献两个方面的材料，一方面指出文献的不可靠，另一方面肯定了文献与考古文物之间的互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至于罗马扩张的动力问题，19世纪的西方学者，包括蒙森在内，深受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把罗马的扩张看作统一地中海的必然进程。还有一些学者，则把罗马的扩张作为被动扩张的结果。但这样的论调，在威廉·哈里斯的《公元前320至前70年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一书出版后被反转。哈里斯证明，罗马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活的特性，都刺激了罗马的对外扩张，因此罗马帝国主义的动力不是外部挑衅，而是内部驱动。该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轰动，也从根本上扭转了对罗马共和国扩张的研究走向。格温明显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影响，将罗马扩张的动机归于精英阶级的价值观和共和国富有竞争性的政治。而共和国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源自罗马政治自身的竞争特性，以及公元前3世纪以来共和国精英阶级领袖们相互竞争的失控。用格温自己的话说，“从真正意义上说，罗马共和国是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共和政制不断进化，是为了满足一个小型意大利城邦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共和政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它稳定而不失灵活，并能在集体和个人统治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但这个制度却从未为管理一个帝国做好准备。对外扩张给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元老精英阶层的集体权威带来源源不断的压力，这种压力同样让罗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堪重负”（第六章）。这最终压垮了罗马共和国。
最后，这本小书读来轻松自如，没有一般学术著述常有的艰涩语言和繁琐考据。任何一部成功的历史作品，都须是严谨科学研究的结果，建立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同时它也应当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两者的有机结合，需要作者具备精深的研究基础和良好的语言功底，二者缺一不可。在19世纪的古史学家中，蒙森是少有的兼具两种长处的文章高手。他的《罗马史》资料丰富、说理透彻，同时语言明快、叙事流畅，甫一出版，立刻畅销，并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现在也有了中文译本），至今仍是学者们认识罗马共和国历史的重要参考。在20世纪，能够与蒙森比肩的或许是塞姆，其《罗马革命》史料丰富、考证精到，且叙事流畅、行文如流水，至今仍是研究罗马共和国史必读的著作。格温的长项是晚期罗马帝国，但作者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显然也有足够的研究，对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掌故，在书中是信手拈来。在论述问题和阐发见解时，则使用准确和生动的语言。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在分析罗马成功征服意大利的原因时，作者写道：“元老院的集体领导制既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又疏导了贵族的野心。公民大会和选举给了罗马公民一个发声的渠道，而农业经济又为罗马军队提供了人力支持。罗马的同盟网络从周边的拉丁民族一直延展到大希腊地区的城市。这让罗马的资源储备更为雄厚，进而实现了对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控制。”（第四章）简短的几句话，不仅概括了罗马政制对扩张成败的影响，也体现了罗马扩张的策略——充分运用同盟者的人力物力，而且交代了战争的结果——一统意大利。第22—23页有关罗马政制一般特点的归纳，第105—106页关于共和国文化成就与奥古斯都黄金时代之间关系的判断，都是寥寥数语就让共和国文化的影响跃然纸上。当然，作为一部译作，它也充分体现了译者王忠孝博士对罗马历史的把握和良好的中英文转换能力。总体上说，译文平实而不失典雅，准确而不艰深，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
罗马共和国已经灭亡两千多年，但正如格温指出的，它的传统从不曾在西方世界消失。甚至在古典学早已不是显学的当代世界，古典的先例仍总是不断被人提起。当美国借口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西方世界马上想起了凯撒渡过卢比孔河的典故；当美国总统借反恐扩大自己的权势时，参议员伯德及时提醒参议院，正是因为罗马元老院把钱袋子交给了凯撒，才导致了共和国的灭亡；本世纪初美国的一家独大与帝国趋势，也让不少美国人想起共和国后期的罗马，担心帝国的压力是否会有一天让他们失去曾经拥有的自由，并摧毁祖先们珍视的权利。对于正面向世界开放的中国来说，了解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既是认识这个古老国家历史与文明的需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文化与传统；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不是全无教益。这本小书的出版，固然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国人对罗马的认识，但它至少为我们了解这个伟大的古国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同时也让我们见到，即便在罗马共和国史这样古老的领域，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也从未停止过，并且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