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一节
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这些领域相互作用、彼此呼应，共同建构起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的复杂面向，而其中最具典型性和普泛性的，则非大众文化莫属。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大众文化”既是一个热点议题，又因为其复杂性而引发各种歧见。这无疑与“大众”及“文化”二者本身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不过，关于这一文化形态仍有一些特征是我们可以共同把握的。从形成时间上看，它指向的是现代社会转型之后，尤其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具有最广泛民众基础的文化形态；从生产方式上看，它是一种商业模式下的产业化、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从传播途径上看，它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特质内涵上看，它又常常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构成某种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社会深刻转型的一个缩影。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又是和视觉文化的兴起交织在一起的。对视觉文化所展开的各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现象为依据的。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高度商业化、娱乐化和视觉化的普及型当代文化形态，已经成为当下最具有社会形塑力的文化力量。它尤其借助各种视觉形象的表意实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均直接参与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从形象到表征、从视觉性到视觉建构，本章围绕大众文化展开讨论，重点挖掘在社会转型期视觉文化如何建构主体的核心问题。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从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际开始起步的。宏观上看，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改革初期、中期和深化期三个历史阶段。与此相辅相成，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演进过程及其主要表现形态和特征上，同样包含三个有迹可循的发展阶段。
1978年至1989年“改革初期”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资源高度垄断的“低分化”、封闭型社会，向日益多元分化的开放型社会转变，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大众文化正是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作为一种全新文化形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承载这一文化形态的大众传播媒介，则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几何级的增长。
大众传媒在此期间逐步完成了第一次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印刷媒体为主、无线电广播为辅的单一传媒形态，向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复合型传媒形态的结构转型。大众文化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新旧观念激烈冲突到被适度认可，再到迅速扩张，不断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对象的发展过程。不过在总体上，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仍未最终定型，大众传媒生态系统仍有待发展，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尚未最终形成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文化形态，还处在“萌芽期”。
1990年至1999年“改革中期”是大众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经济体制层面的改革力度明显加大，经济发展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大众文化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大众文化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建立的大众文化产业体系，开始在经济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大众文化的传媒基础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电视取代印刷媒体成为此阶段最重要的传媒。一方面，电视的普及率较前一个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卫星电视的发展不仅令观众有了更多的节目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受众基数。此时出现了以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各掌半壁江山的局面，实现了传媒形态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媒体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尽管此时互联网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可称之为大众文化的“勃兴期”。一方面，各种社会力量基于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利益诉求，竞相参与到这一具有最广泛民众基础和巨大发展潜能的文化形态的建构过程之中。各种不同立场的话语众声喧哗，比如19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知识精英对市场经济大潮下大众文化兴起的冲击—反应。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发展势不可当，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在1980年代，文化被推向市场，还是一种被动的强制的结果，许多文化人甚至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是‘逼良为娼’，但1990年代以后，文化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文化被当作了一种可以赚取巨额利润的工具。”
2000年至今的“改革深化期”是大众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新兴传媒形态不断涌现，大众文化进入全方位高速发展阶段，日益加入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这一阶段是大众文化的“成熟期”。自21世纪初期开始，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新媒体不断涌现，由此形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数字媒介、电子媒介及印刷媒介多元共存的“跨媒体/全媒体”生态系统，从而实现了大众传媒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新旧媒体加速融合，复合受众比例继续攀升”的发展趋势，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特征：传统媒体依然占据领先地位，网络媒体步步逼近；互联网发展对电视观众的分流最为明显，其次是报纸读者；超四成的城市居民每天接触三种以上媒体。
仅就视觉形象的“生产/消费”而言，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生产与消费的跨媒介转向，既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媒介选择，强化了其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介环境的未来走向，丰富了视觉形象的媒介生产方式以及传播、消费形态。
确切地说，借助新技术而得以搭建的“跨媒体/全媒体”平台，为大众文化视觉表意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大众文化的视觉性生产、传播和接受都不再局限于单一媒体，往往是在不同媒体的互动中运作的。某一视觉事件或图像的出现，很快会在其他媒体中跨界传播，形成了视觉或非视觉跨媒体的合力。比如，一则卡通故事可以转变为电子游戏，还可以转变为电影或电视剧等。跨媒体和全媒体的多元链接和相互转换，彻底改变了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形态，使得图像的影响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跨媒体和全媒体的接受经验。再加上文化产业的集团化和整合浪潮，有线电视网、互联网、手机通信网和平面媒体网高度融合，这就重新绘制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地形图。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动向，就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视觉转向”。如前所述，在1990年代第二阶段，印刷媒介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处在平分天下的状况，而第三阶段一个显著的变化则是电子媒介文化占据了大众文化的绝大部分疆域，形成了电子媒介文化独领风骚的局面。更重要的变化是，电子媒介文化随着视觉技术和电子装置的革命性发展，助推了大众文化中的一场深刻的“视觉转向”。视觉形象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文字所代表的印刷文化日趋艰难。
大众文化的视觉转向导致了一系列的文化症候。首先，视觉形象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注意力经济的产业资源。大众文化是一个产业化的文化，与市场经济关系密切。因此，视觉形象作为一种感性的文化符号，比书面文字或言语更具有吸引力和直观性。所以形象产业乃是大众文化的核心资源。被大众看见并强有力地吸引大众，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游戏规则。收视率、出镜率、混个脸熟、明星效应、贺岁片、小鲜肉、颜值等诸多新概念和新症候，鲜明地揭示了当代大众文化的视觉化及其转向的文化意蕴。其次，电子媒介的技术革命，有很多集中在视觉技术的进步上，尤其是网络化和移动终端的出现，真正实现了传播技术的革命。有趣的是，电子媒介的发展中，视觉化始终是一个基本指向。换言之，电子媒介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可视性展开，新技术、新软件、新装置、新界面、新节目，无数新的大众文化发明都旨在吸引人的视线，掌控人的注意力。这是当代文化晚近第三个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最后，大众文化的“成熟期”又是和中国进入消费社会的步伐一致的，消费社会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消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体验性和快感化，娱乐型的视觉性成为消费文化的法宝。在各式各样的体验和快感形式中，视觉体验和视觉快感无疑是最重要的。这就导致了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必然的“视觉转向”。
基于以上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晚近的视觉转向，本章将着重讨论三个不同时期的大众文化形象学。我们的方法是以大众文化的历时性变迁为线索，对其形象做共时性的类型学分析，包括媒介类型、主题类型及话语类型等，由表及里、逐级深入。这一分析围绕着“叙事”展开，如查特曼所言：“媒介—如语言、音乐、石头、画和帆布或其他任何东西—实现了叙事，使之成为一个真实的物体，一本书、一首音乐作品、一座雕塑、一幅画；但是读者必须穿透媒介表面，挖掘出真正的叙事。”
所谓真正的叙事，既要求在故事（内容）层面概括出视觉形象所指涉的母题及其相关叙事结构，更需要在话语层面揭示出叙事活动所包含的各种“讲故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这一分析路径不仅将视觉形象的动态表征过程转化为一种反映特定意识形态诉求的文本叙事活动，而且为我们概括大众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形象类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考察依据。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大时代”。国运昌盛、人民安康真正在世界性的总体格局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历时性地看，改革初期无疑是最能代表这一总体性诉求的历史阶段。主流文化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形态，既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作用，又与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构成张力关系，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多元共鸣的生态格局。贯穿其中的时代精神，则以一种与过去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理想主义为典型。无论在文化实践还是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印刻了特殊年代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痕迹，成为主流文化宏大叙事的基本形态。仍处于萌芽期的大众文化依附于主流文化，其形象类型聚焦于“崇高叙事”，代表了这一时期大众文化的主导叙事类型。这一叙事类型通常以“崇高感”的精心营造作为文本叙事的基本策略。大时代催生了大转变、大格局、大胸怀和大观念，它们就出现在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复兴崛起的关键时刻，这种时代精神强有力地支配着大众文化的视觉话语。这一时期的典型形象是英雄形象，它深蕴了历史上流传已久的英雄崇拜，也伴随着革命年代所塑造的崇高情结，特别契合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刻巨变。这一阶段的大众文化创造了各种英雄形象，既有指点江山的伟大领袖们，亦有战斗在革命年代的各式英雄人物，还有活跃在改革第一线的开拓者形象。无论在媒介形态和文本类型的复杂性上，还是在视觉形象的丰富性上，这一阶段英雄的形象叙事都截然不同于此后的大众文化形象。其正能量和伦理楷模一直是这一形象构成的叙事法则，既没有祛魅性的平民化朴实叙事，也没有后来流行的戏仿风格。大时代的英雄叙事着力于美学上的崇高风格和悲剧精神，因而使得这一时期的英雄形象富有某种神奇的“魅力”。
进入1990年代的改革中期，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经济发展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议题。大时代的风貌逐渐淡去，新的世俗生活形态渐趋形成。经济成长在重塑中国社会和文化，消费社会及其文化形态已初见端倪。这个变化可以用韦伯对西方社会的近代转变的理论概念来说明。韦伯认为，经济发展导致了世俗化，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的理性行为的深刻转变。在他看来，有两种理性行为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是所谓“价值理性”，就是关注无条件的固有价值之纯粹信仰，因而不计结果；另一个是所谓“目的理性”，后来被形象地说成是“工具理性”，其特征是以目标、手段和后果的权衡为取向。
韦伯发现，从价值理性看，目的理性是不合理的，反之亦然。他注意到，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转变，有一个从价值理性向目的理性的转型，简单地说，就是从一种对无条件的信仰的追求，转向了对世俗功利目标的诉求。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理想主义的文化被世俗的功利实用文化所取代，这就是从“大时代”走入“小时代”的一个内在逻辑。于是，英雄形象的叙事不再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权，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形象叙事占据了视觉文化的舞台，英雄赞歌被凡人歌所取代。一方面是“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崛起”，以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事情”；另一方面，“这里剧烈的历史变化不再来自金戈铁马、气壮山河，反而是在全球的普通人追求舒适生活欲望的满足而形成的全球性的生产和消费链条之中实现的”。
“小时代”意味着小日子、小家庭、小事业、小格局一类的“小叙事”开始流行。这时不仅主流文化的宏大叙事遭遇挑战，大众文化随着自己的发展成熟，也形成了自己的形象类型学及其叙事法则。追逐市场化价值的倾向改变了形象生产的指向，娱乐化、游戏化、快感化和浅层化成为视觉形象生产的内在原则。“消费型偶像”逐渐成为大众文化形象的主体，而过往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型偶像”日趋衰落。
“消费型偶像”是伴随着大众文化兴起而必然产生的形象符号之一。其中既包含着消费文化的一系列世俗观念，又折射了这些观念对于成功、名望等的物质化和商品认知与认可。“小时代”最为凸显的形象类型也许是各个行业成功者的形象，它在与前一阶段英雄形象并行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了后者。成功者以商界名流、娱乐明星、体育明星等各式形象的叙事，强化了对物质的占有和享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品质生活与“成功”之间的必然关联，因而带有明显的“消费型偶像”特征，它是我们考察“小时代”语境中的关键性形象类型之一。
到了21世纪的改革深入期，在这个大众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大时代”诉求和中观层面的“小时代”立场仍然构成了大众文化视觉表征的基本语境；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及个体在更极端的意义上进入一种“原子化”阶段，一个区别于前两个历史时期的“微时代”正在到来。其形象叙事类型带有这个时代显著的“碎微化”色彩。这也是个体在现时代借由视觉形象符号来建构自我主体身份的普遍方式。在其背后隐藏的则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思潮的盛行。所谓“原子化”，强调的是当代社会“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个人与国家距离变远、道德规范失灵等一系列基本的社会联结被破坏的现象”。
而“个人主义”作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已经植根于普罗大众—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观念深处。大众文化因此在微观层面日趋热衷于消解一切宏大叙事的“微叙事”，并导致其形象符号系统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易变的多元化特征。就形象类型而言，其典型代表则是依托微时代“跨媒体/全媒体”生态系统得以彰显的作为“筑梦者”的“凡人形象”。确切地说，身处于大众文化中的个人，一方面通过对视觉形象符号的消费过程，成为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独立个体；另一方面又作为大众文化表意实践的参与者，投射为视觉形象符号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形象的确立及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身份建构，也因此主要是以一种与现实保持着想象性关系的“镜像化”形象符号得以呈现的。
相对于前两个形象类型，这一深刻反映当代中国人主体身份建构问题的“凡人形象”虽然更难以界定，但结合中国当代社会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仍是可以被我们细心地领会的。在改革初期一个百废待兴、蒸蒸日上的局面下，整个社会都处于“梦想照进现实”的积极向上的势头之中。个体建构主体身份的基本方式，也就是在最本真的意义上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因此带有显著的理想主义色彩。很显然，这一时期无论英雄形象还是成功者形象，其实都与此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性。进入改革中期，在一个全民向“钱”看的总体趋势下，个体的主体形象逐渐成为消费型偶像的一种补充性形象类型，并越来越以“物”及其形象符号的消费为依据。时至今日，一方面，个体的主体身份越来越被物质欲望撕扯得支离破碎，仍存有物质之外追求的个体，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坚硬的物化；另一方面，主体形象又可以通过对精心包装的各种视觉形象符号的“消费”，得到一种“碎微化”的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视觉主体的社会建构过程，其实也是个体作为“凡人形象”借助大众文化的视觉表意实践实现其世俗愿景的过程。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从叙事类型维度对大众文化代表性形象符号的概括，只是从“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归纳和总结。从历时性上看，这些形象类型均具有“与时俱进”的典型性，足以揭示出当代社会生活近四十年发展变迁的基本轨迹。从共时性上看，它们又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在不同层面所折射出的三种看似矛盾却彼此印证的时代体验：以“崇高感”为典型叙事特征的“大时代”体验，以“快感”为典型叙事特征的“小时代”体验，以及以“碎微化”为典型叙事特征的“微时代”体验。一方面，它们因此可以作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三种支配性表征范式被我们把握，并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大众文化是如何通过一种定型化的表意实践凸显其视觉话语的。另一方面，在视觉形象的表意实践过程中，大众文化的形象类型无疑是极度纷繁复杂的，即便仅以上述三种理想类型为参照，它们在事实上也始终是以一种复杂共生的方式纠结在一起的。因此，本章借助具体个案所展开的讨论，只是对大众文化视觉形象如何通过意指实践来生产各种“视觉话语”的一次形象类型学层面的“专题式”分析。我们必须将所有看似独立的分析过程置于同一语境之中进行互文式拼接，并充分理解其实践过程的复杂性，才有可能在大众文化表征的视觉建构维度，完成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次相对完整的拼图。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即大众文化视觉表征实践的个案选择。众所周知，大众文化在现象层面是极为纷繁复杂的，如何选取更具代表性的个案作为分析对象，是一件既困难又必须预先考虑的问题。本章所遵循的原则是，所有个案都应结合具体议题来选取；所有选取的个案都应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现实针对性。具体来说，本章将以包括电视剧在内的电视娱乐节目作为重点分析个案，并将之贯穿于各节之中。毋庸置疑，电视剧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自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滥觞以来，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电视剧都是具有最广泛受众人群和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介类型。与此同时，近年来不断掀起收视热潮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则是当前最具分析价值的电视娱乐节目类型，同样需要予以关注。此外，本章还将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适当补充电视广告、商业电影、网络视频直播以及主题乐园等其他个案，以便对大众文化所涉及的纷繁复杂的视觉问题及其社会转型意味，做更全面的揭示和说明。总之，本章所有个案的选取，目标都在于更有效地揭示和说明大众文化表征的视觉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转型特征。其典型性和代表性需要放在作为整体的文本叙事分析框架内才能被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