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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文化学上，关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类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对文化变迁三类不同量级的区分值得关注，按其影响大小分为三个量级。第一种是以十年来计，各种时尚风潮属于此类，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如是；第二种是以一个世纪的百年为单元，在西方这种说法尤其普遍。比如瓦萨里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的考察，引入了诞生、发展、高峰和衰落的进化论视角，把文艺复兴三百年区分为14、15、16世纪三个单元，形成了以世纪百年为单元的发展、高峰和衰落的历史构架。
除了这两种以时间段落来界定和描述的方法之外，另一种不能用时间范畴规定的变迁是所谓“激变”，它是一种更为激进的，甚至颠覆性的变革。比如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即如是，以至于有人认为它是西方文化史上一次深刻的“灾变”。
如果引入此一视角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当属一个伟大的“激变”。
关于社会变迁，历来有林林总总的不同定义，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很多的争议和讨论。本课题研究倾向于采用社会学的视角来讨论，即社会变迁特指一个社会随时间推移在社会结构、组织和行为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比如以下两种定义：
社会变迁是指个人、群体、组织、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Ritzer et al.,1987）
社会变迁是指行为模式、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Farley,1990）
这两个定义看起来大同小异，都是强调外在的社会结构、组织和行为层面的变化，这的确是社会变迁最直观的方面。第一个定义指出了从个体到社会一系列逐步扩大的范畴之间关系的变化；第二个定义则点出了从人们的行为模式到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联。个体行为通过群体效应最终作用于组织、文化和社会，导致了行为模式与社会关系、制度和结构关系的深刻变化。但是，仅有社会学的视角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因为社会变迁并不只限于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制度层面，还有更隐秘甚至难以观察的主体经验的层面，尤其是社会变迁的客观事实对身处其中主体的心理、精神或心态等主观层面的影响，对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公民的主体性的建构。本课题的研究基于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社会变迁一方面导致了外在的社会层面的巨大转变，同时也改变了身处其中的社会行动者的内在心态、心理和精神。因此，对变化及其影响的考察显然不能局限于一些客观的事实分析，更要考量社会行动者对这些变化的社会事实的主观体验。更重要的是，变化了的客观事实导致了变化了的主体经验，反过来，变化了的主体经验又推动或深化了客观事实的进一步嬗变。我们认为，社会变迁其实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层面与主体的精神层面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从变迁的动因上看，任何社会变迁首先取决于社会物质实践，但物质实践的变革往往又有赖于主体的观念变革，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中体现得非常显著。
由此来看，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双重视角来审视社会变迁，有必要采用语境化的方法，进入中国当代社会复杂的长时段，还原特定语境与其主体性建构的复杂关系，进而揭示出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主客观层面的互动性变化。据此，本课题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来审视视觉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又通过视觉文化的演变来审视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本课题的研究始终聚焦于身处这一伟大转型潮流中的社会实践主体，考察视觉文化如何推动人们积极参与和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由此建构出特定时代所需要的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基于这样一种方法论的预设，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变迁不但是一个被社会实践主体所外化了的物质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被他们经验到并自觉加以建构的主体性建构过程。
至此，涉及本课题的一个关键性设计，就是社会变迁有赖于主体的观念、行为和社会实践，而社会变迁又反过来塑造甚至改变了实践主体的观念和行为。进一步，社会变迁不仅包含了人的行为、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等可观测的客观层面的变化，更有潜在的、隐而不显的实践主体的主观层面的重构。一言以蔽之，社会变迁在重构社会的同时，必然也重构了其主体性，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恰似一枚硬币之两面。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性的考察对本课题来说极为重要，因此本课题的研究重心并不在于社会变迁的事实本身，而是聚焦于社会变迁与视觉文化的交互关系，解析这一交互关系中视觉文化如何建构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实践者的主体性。
视觉文化是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社会变迁中最显著的文化发展趋向之一，甚至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所导致的伟大社会变迁，就不可能有中国当代视觉文化。当然，在这几十年间，视觉文化本身也有一个渐趋凸显的发展轨迹。改革开放之初，视觉文化尚未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主导形态；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媒体文化和视觉技术的进步，当中国社会越来越显现出消费社会及其文化的特征时，视觉文化便由隐到显，由边缘到中心，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的主导形态。所以，我们把视觉文化视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它以独特的形象表征的方式的创新，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的伟大实践，有力地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社会转型；同时，视觉文化又建构了参与转型的实践者的主体视觉经验及其社会认知，从而塑造了当代公民的主体性。正是在社会变迁与视觉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本课题将集中研讨视觉文化与社会实践主体的视觉建构关系，这种建构关系具体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即社会的视觉建构和视觉的社会建构。
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在本课题中有特定的含义，在此需要加以明确。首先，它是一个用于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描述性概念，特指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或转型；其次，社会转型在本课题中具有特定时间度量和空间范围，特指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中国大陆地区所发生的社会嬗变；再次，社会转型作为一个总体质性范畴，包含了从经济、社会、科技到文化的诸多层面，然而，由于本课题的主旨是文化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将集中研讨这一转型期的视觉文化问题。
历史地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处在激进的社会动荡和演变之中。无论是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还是用内生性现代化模式来说明，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始终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艰难历程中。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承续了这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变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初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征程。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改革开放才具有“伟大的转型”的深刻意义。
有学者主张，社会变迁实际上就是社会转型，就是指社会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所以“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并且是同义语。
那么，究竟何为现代社会呢？这也是一个颇多争议的理论问题，晚近学界比较认同的一种说法是社会学家霍尔的现代性模式。霍尔认为，现代社会的特质体现在其现代性上，而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至少包括如下四个层面：
1. 政治层面：在广大复杂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定地区边界内运作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的世俗形式的统治，以及主权和合法化观念。
2. 经济层面：货币化的交换经济，它建立在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之上，这种生产与消费乃是为了市场、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
3. 社会层面：带有固定的社会等级和一致忠诚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劳动的动态社会和性别分工的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征体现为新阶级的形成以及男女之间独特的夫权制关系。
4. 文化层面：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落，以及世俗的和物质的文化的崛起，它展现了个人化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冲动。
大致说来，这四个特征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民族国家”、“市场经济”、“社会分工”和“世俗社会”，它们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除此之外，霍尔还特别提到现代性的两个文化维度，一个是知识的生产方式与分类方式，即通过启蒙运动以来的新知识把现代社会建构成全新的世界；另一个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主体文化和社会的认同建构，亦即归属感和象征（语言、形象等）边界的确立，由此形成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两个方面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进程中亦有所体现。
对本课题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或变迁中所形成的现代性的在地性或本土化，就像已经成为我们日常修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表述的那样。我们认为，正是这些本土性特征构成了社会变迁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以下说法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特征的代表性看法：
尽管我们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但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的、整体性的转型过程。我们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化；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化。
这个结论虽然是1990年代做出的，今天看来仍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恰当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由此带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就告别了传统社会而迈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必然导致城镇化，所以乡村社会便让位于城镇社会。最后三个方面是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定性描述，亦即现代社会是开放型、多样化和法理型的社会，它摆脱了封闭型、单一性和伦理型的形态。这一描述的社会变迁与前引霍尔关于现代性的概括也有诸多对应，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在地化的中国式的社会变迁进程。我们认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交错过程，这些不同层面的转型错综纠结在一起，形成了种种纠缠和变化。现代化的这些层面的转型没有一个方面是独立地运作的，某一层面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另一些层面，所以社会转型是一个诸多因素协调的复杂的系统工程。2014年年底，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战略纲领：“经济体制改革领先推进，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协调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标本兼治，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稳慎探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立行立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力度加大。”
由此表述可以看出，诸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乃是当代中国改革深化的系统性要求，但经济体制改革仍需领先推进，其他各项改革事业也必须配套跟上，由此形成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这就是社会转型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
社会转型或变迁是一个系统工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转变又是发生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整体与局部、中央与地方、大都市与乡镇乃至家庭等，社会变迁均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根据社会学的看法，社会变迁的系统性可区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系统概念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复杂度的社会层面：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因此，社会变迁也可以发生在宏观的国际体系、民族、国家层面；发生在中观的公司、政党、宗教运动、大型协会层面；或是发生在微观层面的家庭、共同体、职业团体、团伙、友谊圈层面。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推进的历史进程。从国家层面的系统顶层设计，到省市区县，再到机构单位，甚至是家庭，改革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同时展开。因此，社会变迁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是我们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或变迁的一种结构性方法。尽管很多重大的改革首先发生在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就本课题研究的具体内容来说，对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考察也是很重要的。换言之，就社会转型或变迁与视觉文化关系而言，必须充分注意到三个不同的层次所发生的转变及其相关性，既注意到它们的区分，又关注其关联。有些变化发生在宏观层面，却对微观产生影响；有些发生在中观层面，对宏观和微观都有所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发生在微观层面的变迁，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们也会缓慢而深入地影响到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的变化。
假如社会转型或变迁的系统层级的考量是一种共时性的逻辑分析，那么，转型或变迁的时间维度上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分期，则是对转型或变迁的历时性考察。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境况。有学者认为，这段历史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也有人概括为三大阶段。
从社会与文化相互关联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三大阶段的划分比较合理，因为它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或变迁的真实状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至1980年代末的改革初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此时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村包产到户极大地发展了农业，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变了国有企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这十多年各项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进步，文学艺术从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逐渐转向了为大众提供愉悦的精神食粮。这一阶段视觉文化尚不显著，还不是文化的主导形态，传统的印刷文化仍占据着支配地位。
第二阶段是整个1990年代的改革中期。这一时期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明确了“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尤为重要的是，国民经济以高于10%的速度高速增长，科学技术、文化事业和服务业获得了全面发展。经过这十年发展，中国社会基本上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初步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此一阶段的社会发展仍局限于一种“旧式现代性”，过分强调经济手段而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造成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衡，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等。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商业化和市场化全面进入文化，文化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初具规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影视、广告、印刷物等新技术的发展，视觉文化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发展新趋势。
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来的改革深入期，从“旧式现代性”转向“科学发展观”，即探索一种新的现代性。它体现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以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这一阶段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前实现，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中国逐步进入了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技术和消费的高度融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形态。在这一阶段，视觉文化蓬勃发展，逐渐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看得见并吸引眼球既是新的经济法则，也是新的文化法则，这就引发了追逐新奇视觉资源的激烈竞争。
中国当代视觉文化在这三个阶段由隐到显，从边缘到中心，发展成为主导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息息相关的。本课题研究聚焦于社会转型与视觉文化的复杂关系，将以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为时间框架，分别考察不同阶段的视觉文化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特征，特别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对视觉文化的影响，以及视觉文化如何影响了主体的社会变迁认知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