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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章基于视觉形象类型学的研究视角，将大众文化视觉建构问题放置在社会变迁的三个层面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就时代演进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三个相辅相成的发展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贯穿整个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大时代”的来临阶段；1990年代作为第二个阶段，则是经济生活日益扮演主导地位而带来的“小时代”的兴起。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不仅对于视觉形象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而且也在事实上成为大众视觉经验得以解放的开路先锋。当它最终在21世纪借助与主流文化的“融合”之后，以对视觉形象符号的全面占有而成为“微时代”的第三阶段的普及性文化形态。值得一提的是，就历史的演进逻辑来看，这三个时代的出现是有逻辑先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微时代”的当下，就没有体现“大时代”和“小时代”特征的大众文化了。事实上，无论“大时代”还是“小时代”，都仍然是理解中国当代社会总体面貌的基本依据。就前者而言，其出现的历史背景虽然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但主流文化在宏观层面的总体性诉求仍在各个领域发挥效应；就后者而言，大众文化所依附的市场逻辑同样没有改变。所谓“微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则是立足于“大时代”和“小时代”为基础的当代语境。因此，尽管这三种时代状况的发展历程各有不同，但它们最终都汇聚在当代中国文化之中，彼此呼应，并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整体风貌。换句话说，“大时代”、“小时代”和“微时代”并存于当代中国，这本身就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性表征之一。
这也是本章并没有真正按照历史分期，而是依据形象类型学进行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叙事类型划分的原因所在。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在共时性维度看到：“大时代”主要对应于宏观层面主流文化仍力图维护的宏大叙事，“小时代”主要指向中观层面的视觉形象生产及其消费的文化产业机制，“微时代”则表征了大众文化时代个体基于主体身份建构的自我呈现。总体上说，这一线索既体现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时代进步性，也触及其在三个层面所存在的现实局限性。无论如何，视觉形象都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借用米尔佐夫的话说：“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正在形成，我们姑且可以依照葛兰西提出的‘民族—大众’的概念，称之为‘视觉—大众’。”“这种大众通过被称为‘超民族国家想象’的视觉媒体而团聚起来。它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反响。”
同时也正如约翰·伯格所言，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曾经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
对于大众文化而言，情况尤其如此。本章围绕视觉形象问题结构全篇，所涉及的论域广泛。这也是由大众文化自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其中包括视觉形象、视觉话语、视觉主体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皆与“视觉”息息相关。
很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回应这些概念背后的“视觉性”议题，以及这一议题在社会转型层面所蕴含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挑战，我们就无法真正对自己身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所预期的未来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从视觉建构的角度来看，本章所重点梳理的三种形象类型皆有其不尽相同的问题指向。其中对“大时代”的英雄形象特别关注的是这一形象的演化历程背后所隐含的宏大叙事，如何随时代变迁而调适并形成新的英雄认同模式；“小时代”的消费型偶像则集中探讨了大众文化“眼球经济”主导的产业形态如何将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散布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微时代”的凡人形象则将讨论重点放在当代中国人主体身份建构这一直接关乎未来社会走向的核心议题。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类型的剖析，本章不仅清晰勾勒出一个从英雄到偶像再到凡人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类型的演化逻辑，也部分揭示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大众文化视觉建构维度的一系列表征和问题。这些讨论提示我们：一方面，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文化有其自身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演进逻辑，只有充分尊重这一事实才能真正理解它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形塑力量；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又不是孤立展开的，它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之一，必然要与其他文化形态一起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主流文化如何作为一种主导性文化力量参与其中，尤其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大众文化自身的庞杂性，本章在着力围绕大众文化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实际上还涉及本课题其他章节的一系列核心问题。比如有关视频直播平台以及“自媒体”现象的讨论，明显与一个自下而上的草根传媒文化的滋生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有关主题乐园的讨论，也与本课题城市景观部分形成一种视角各异的互补关系。此外，散落于本章中的媒介技术、视觉体制相关议题，在本课题其他章节中亦有更为系统的论述。这些内容最终都将以一种彼此印证的方式，立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立场，共同建构起本课题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