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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梓明
华中师范大学的荣休校长章开沅教授是中国近代史包括辛亥革命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专家，亦是积极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老前辈。章教授在1985年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当年春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宋史专家刘子健教授返国访问他，他们两位都是40年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学生——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章是金陵大学的学生。
谈话间，刘教授突然提及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必要性及迫切性，并且对章教授说：“我看你就是带头研究的最适合的人选……第一，你原来是教会大学的学生，现在的工作单位前身也是教会大学，对教会大学有较多亲身的体验。第二，你现在是大学校长，对学校有总体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于研究教会大学。第三，特别是作为历史学者，你既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更有责任来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这块空缺。”
章教授于是接受了这个挑战，开始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并且献出了他余下的人生，积极推动并参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有关活动。笔者有幸能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也亲身经历了教会大学史研究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见证了其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关系。今年正好是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活动开展30周年（1985—2015），现谨以过来人的身份撰写这篇文章，回顾及反思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关系。
章开沅教授接受这个挑战后，便首先致力从湖北省档案馆找回华中大学的历史档案，将之搬返华中师范大学档案史室内，并着手推动其他学者们关注及开始研究其他教会大学的历史和档案。另一方面，刘子健教授返回美国后，亦积极鼓励普林斯顿大学一位较年轻的林蔚（Arthur Waldron）教授
来中国协助推动有关的研究。1988年春天，林蔚教授来到中国，在四川大学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议，也是初步联系国内有兴趣研究教会大学史的学者们，参加者除了章开沅教授外，亦包括有苏州大学张梦白教授、杭州大学曾钜生教授、北京大学张寄谦教授等。
[1]
1989年5月，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章开沅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他在筹备会议期间亲笔致函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邀请学者们参加，时任崇基学院院长的沈宣仁教授于是推荐了笔者。笔者1985年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修毕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课程返港，亦开始从事有关教会办学的研究，并在1988年完成了《香港教会办学初探》
一书。因此，当章教授于1989年1月来函邀请的时候，笔者便欣然应允。谁知笔者竟是唯一一位出席这个研讨会的香港学者，也成为了最早参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香港学人。
在1985年至1995年的短短10年间，学者们已分别在中国的武汉、南京、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新港（New Haven）等地先后举行了超过10次的学术研讨会。譬如：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89年6月、1995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1990年2月、1991年2月）、台湾中原大学（1991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1991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93年12月）、台湾中原大学（1994年3月）、成都四川大学（1994年3月）及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麦肯纳学院（1996年5月）等。历次研讨会的参加者均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北京、山东、四川、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福建、武汉、台湾和香港等，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授及学者，人数超过120位。在研讨会中宣读的论文共250多篇，讨论的气氛亦十分热烈。研讨会后获出版的论文集亦有4本。
自90年代开始，许多前身为教会大学的国内高等院校也纷纷组织校史编辑委员会，整理及出版个别院校的校史和档案数据集等。譬如：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1888—1988》(1988)；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1989)；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友会编《金陵女子大学大事记：1913—1953》(1993)；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1902—1990》(1992)；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1982)；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共10辑）(1988—1997)；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1905—1949》(1985)；杭州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杭州大学校史1897—1988》(1989)；华西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1990)；汪文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校史：1903—1993》（1993）等。这些校史的编撰，大体上反映出国内学者均愿意用较开放、较客观的态度看个别院校的历史，并将教会大学的历史放回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范畴内作研究。另一本属于专论的著述是高时良教授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该书在内地的当代教育史研究中也是极具创意的。
为帮助学者进一步了解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及相关资料在国内外分布与收藏的实际情况，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筹办了一个题为“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的国际研讨会，于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举行。获邀出席的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中外学者共60多人，其中宣读论文者有40多位。在会上，学者们深深体会到要透彻了解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就必须要翻查有关的档案及历史文献，因此对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及文献的分布及储藏情况的认识便是十分重要的了。
及后，笔者与刚返港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梁元生教授合作，联系国内学者及相关档案馆人员，编辑出版《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共五辑，为日后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基础性的资料及指引。
1994年5月，在四川联合大学举行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上，一群来自中国各地的学者相聚，谈及中国大陆有关基督教教育研究的专论著述不多，以丛书形式出版的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少。有见及此，学者们决议彼此合作，共同撰写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并先后出版了七辑，分别是：（1）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2）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3）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4）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5）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6）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7）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
这项丛书的出版对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是大陆、香港两地学者首次携手合作，共同撰写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课题的专论，也是第一次由香港一个宗教机构赞助，由内地一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教育丛书。丛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挑选了一些重要的专题，即“国学研究”“神学教育”“华人校长研究”“女子高等教育”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等来呈现。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些论著的学术水平仍有不足之处，但以90年代初内地的学术标准来说已算是不错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可以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能够再作纵深的探究。这确实是推动中国学者深入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香港与内地学者紧密合作的重要成果，对“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的研究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至于历史教育方面，章开沅教授在1989年武汉会议上提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向，他说：“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章教授这个建议确是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或是将教会大学史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畴内进行探究。自此，亦有不少学者开始从中西文化交流史或现代化的角度作研究，譬如：王奇生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
，史静寰著《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
，何晓夏与史静寰合著《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等。很明显，他们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检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从而更加客观、科学地看待教会大学在促进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上所扮演的角色。
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笔者有幸获邀参加其中的活动，并与时任校长马敏教授晤面。畅谈中，马教授十分兴奋地告诉笔者他的办学理想，特别是有关该校国际交流学院的发展计划。马教授是章开沅教授的学生，一方面受到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缘际会，让他开始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回顾自己从事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心得，他曾这样说：“涉足这一领域，一方面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接触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许多新课题，使我在学术研究上受到更多的锻炼，得到相应的提高，但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一大批心地善良、学养深厚、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外学人……我认为这才是步入教会大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一领域的最大的收获。”
他曾在1993年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
。文中，马教授以韦卓民及华中大学作案例，说明中国教会大学很早以前已经具有一种国际化的视野。想不到如今他要延续这个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领导华中师范大学努力朝着同样的国际化教育理想迈进，确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改革。这正是马敏教授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经历，让他发现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国际化视野，帮助了他寻觅到今日中国大学教育也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新路向。
章开沅教授30多年来，不单是推动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亦在历史教育上提倡“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即：“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要书写历史，还要参与创造历史，融入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章教授亦倾注不少心力，从事与教会大学史相关的研究，尤其是“贝德士文献研究”和“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2015年12月，已是89岁高龄的章教授仍应邀在华中师范大学作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贝德士——为历史取证”
。为什么仍提到贝德士教授？其实，自从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章教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系统地检阅了贝德士留下的文献，此后几乎每年他都会介绍这位金陵大学的教授，也就是他的恩师。
原来贝德士不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更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抗日战争期间，贝德士留守南京校园，亦承担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他开放了金陵大学作为安全区，开展救济难民的工作。后来，他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证日军所犯罪行。章教授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找到贝德士的很多手稿后，便决心为老师写历史。他撰写了几本书，如《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
，他还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马莎·斯苿莉（Martha L. Smalley）合作，编辑出版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
。该书199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章教授负责编译。章教授因此也成为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专家，他证实了他所从事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能帮助学者们重新诠释近代中国历史。同时，他以此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从事贝德士文献研究和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地位，为自己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在举国上下共同关注南京大屠杀的同时，章教授实现了他的“参与史学”，把握这个契机为中国教会大学、也为自己的恩师作了历史见证。
另一个案是南京师范大学的道德教育研究。2011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承办了国际道德教育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oral Education）的第37届学术研讨会。这一年，刚巧是英国《道德教育学术期刊》（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创刊40周年。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专家共有300多位，分别来自3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可算是中国道德教育界一个历史性的创举。这次盛会，不仅使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更为中国道德教育研究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网络。为何南京师范大学能够成为中国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原来，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金陵女子大学，道德教育是金陵女子大学十分重视的教育理想，当然这也是在吴贻芳、陶行知、鲁洁等教授的努力推动下。
吴贻芳校长自80年代初便开始推动金陵女子大学复校的工作。1987年3月，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成立“金陵女子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大楼前竖立了一个陶行知的雕像，还有一副对联，写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高度称赞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尊崇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原来陶行知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返国在南京师范学院任教。他主张“爱满天下”，他所提倡的“爱的教育”“平民教育”其实就是教会大学教育的一个中国化的表达。
至于鲁洁教授，她是吴贻芳的学生，也是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她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及钻研也肯定是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的一种延续。自从鲁洁教授在1980年开始担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以来，她致力推动道德教育研究，并于1994年在南师大成立了道德教育研究所。在道德教育理论中，她较为突出的思想是“以人为本”及“超越的教育”。一方面，她终极关注的是人以及人的生活，所以主张教育必须要“回归生活”“回归人本”
；另一方面，她亦确信人不单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人也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自我超越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
。鲁教授虽然已退休，仍是努力不懈地指导学生，为国家编写中小学的道德教育课程。2009年，《道德教育评论》的编辑们为祝贺鲁洁教授80岁大寿，特意地出版一本鲁洁教授学术思想研究专辑
，以赞誉她在中国道德教育界的贡献及影响。
刚才提及南京师范大学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是来自金陵女子大学，除了吴贻芳校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系主任——华群女士（Minnie Vautrin，明妮·魏特琳，1886—1941）。华群女士是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12年来到中国安徽，见到中国女子多不识字，便决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曾帮助创办了合肥三育女子中学。后来她返回美国进修教育，1917年在伊利诺伊州大学师范毕业，1919年应聘来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在教育系，她奠定了金女大的教育理念基础，即提倡“厚生精神”和“爱的教育”。华群女士不仅提倡爱的教育，更在中国亲身践行爱的教育。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可以见到华群女士的塑像。因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为了保护南京的妇孺而留守校园并开放校园，收留难民过万。后来，南京市民尊称她为“活菩萨”，不单是在南师大校园内，更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为她立像以为纪念。
这再次证实了教会大学师生们在抗战期间的服务和牺牲精神是被中国人民与政府所肯定的。
1995—1996年间，有一件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有关的重要大事发生了，就是北京大学创设了宗教学系，标志着国内的大学及相关单位开始重视宗教研究包括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北京大学率先在1995年9月由原有的哲学系宗教学专业中扩展成为宗教学系，这是首个被恢复的前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在国内设立的宗教研究学系，亦是承继了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等教授所确立的宗教研究传统。
燕京大学宗教研究传统的特色在于：（1）侧重教育性及学术性的研究；（2）扩阔的课程，包括不同的宗教传统，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儒教等；（3）也是跨学科的，包括宗教哲学、宗教文学、世界宗教史、宗教比较研究、宗教心理学等；（4）兼具现代性的，如：基督教与现代文明、当今社会问题与基督教伦理等。
这些研究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方法及传统不单是在课程上表现出来，也实现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如赵紫宸、许地山、陈垣等教授们的研究写作上。北京大学除了承继这种宗教研究的传统外，更在宗教学系下增设一个基督教研究中心，计划与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乃至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自此，国内的著名大学亦纷纷成立宗教学系或基督教研究中心等，一方面是开放有关宗教方面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亦是打开与国内外学术联系和交流。
为了配合内地的学术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亦于1996年11月成立了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刚巧北京大学宗教系系主任赵敦华教授也于1996年初来香港访问，于是我们共同商讨及策划了一些学术合作活动，譬如每两年一次轮流在香港或北京举行学术研讨会等。
第一次的会议是于1997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行，主题是“宗教研究与大学教育”。第二次的会议则在1999年12月15至17日于北京大学举行，主题是“宗教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三次会议是2001年12月又在香港举行等。
北京大学成立宗教系的同时，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教授仍在北大西语系担任系主任，她提议应该把“赵紫宸研究”列入研究课题内，因为赵紫宸一生致力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从他的著述中亦可以窥见基督教在中国现代社会运动中发展变化的轨迹。
终于，在燕京研究院及多位燕京大学校友们的努力研究及整理相关资料后，出版了《赵紫宸文集》五卷
[2]
。2006年4月，湖州师范学院所建“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落成，2009年10月，湖州师范学院更举办了“赵紫宸与中西思想交流学术研讨会”，教会大学史研究之老前辈章开沅教授亦应邀参加，会后出版了一本论文集。
由此带来了另一股关注及研究基督教神学——包括赵紫宸神学思想和燕京大学历史的热潮。
北京大学2008年筹建、2010年正式成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聘请了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华人学者杜维明担任院长。杜教授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他曾在美国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达18年之久，他的聘任必定能够帮助恢复及加强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之间的学术联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下设包括燕京中心在内的四个研究中心，2014年，该院与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联合举办了“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的博雅教育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获邀出席开幕典礼者除了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上海、北京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学者外，还有数百位来自海内外的燕京大学（包括附中、附小）校友及校友后人，均是期望能够以燕京大学为研究中心，形成一个关注现代中国博雅教育传统的学术共同体。
笔者有幸获邀出席，并与伍德荣教授共同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我们所认识燕京大学的博雅教育》
。燕京大学的博雅教育传统“既是国际化，亦是中国化的”“它一方面能够与全球化的大学教育接轨，另一方面却也是地域化的，因它亦是能够适切中国本土地域化的转变”
。这个学术研讨会的重点就是要借助燕京大学（亦即中国教会大学）的博雅教育传统，将之放回中国的现代化教育传统中，一方面能够重新发现教会大学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博雅教育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因此帮助现代化的中国大学教育与当今世界教育潮流接轨，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在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演变时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教会史研究在学术界首先恢复……实现了从全面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观念上的转变……目前……更已进入‘重新诠释’的阶段。”
对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而言，它不仅是进入了‘重新诠释’的阶段，更将寻觅新的思维及探索它与近代中国教育可能存在的正常关系。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三方面探索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关系，包括：章开沅教授的历史教育；南京师范大学的道德教育；及北京大学的宗教研究及博雅教育。在探索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教育可有的正常关系时，笔者发觉：我们必须要为中国教会大学重新定位。过往学者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时，常将教会大学定位为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西方教育体系，却忽略了教会大学本身也是有许多属于中国的元素。现在我们必须确认，中国教会大学并不完全是属于西方的东西，它更是附有许多很重要的、属于中国的元素，并且是愈来愈中国化的。在研究教会大学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不少华人信徒亦曾为中国大学教育作出贡献，譬如：教会大学的华人校长吴贻芳、陈裕光、钟荣光等，也有华人学者、教授陶行知、赵紫宸等，他们致力将教会大学的教育转化成为中国化的教育，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教育经验。
展望将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学者们必须协力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重新定位为属于中国的教会大学教育研究才是。
2016年1月，笔者获福建省教育厅《海峡教育研究》主编的邀请撰写论文，题目是《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再审视》。在文章中，笔者建议教会大学史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意义，就是“帮助延续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能更全面地开放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交流、了解和对话”
。教会大学史研究亦将有助学者认识海峡两岸的教育传统，促进两岸的学术交流，包括已经是相当中国化的教会大学传统。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不单是有助重新发现过去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历程，重新诠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更是有助重新发现教会大学可在海峡两岸大学教育中提供的资产和优势，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21世纪中国已经重返世界的舞台，它不能不与世界的历史文化潮流重新接轨，它更将会在世界潮流的演变中扮演着主导性或是更具影响力的角色。中国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不能够落后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亦必然如此。在教育方面也是这样，中国的大学教育必须与世界、与历史的潮流接轨，必须要在现代化教育传统中寻回教会大学可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及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上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唯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时代意义，不单有助中国高等教育能够与世界潮流接轨，更能有助发扬中国文化中的“容纳百川，有容乃大”
{L-End}的传统精神。
[1] 在此之前，曾钜生教授已将美国鲁珍晞教授的一本有关中国教会大学的书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亦即其博士论文）译成中文。参见［美］杰西·格·卢茨（即鲁珍晞本名的音译）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 包括4卷中文及1卷英文著作。即燕京研究院：《赵紫宸文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3—2010年版；及王晓朝主编 The Collected English Writings of Tsu Chen Chao （赵紫宸文集第五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