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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敏 吴和林
所谓教会大学，是指从19世纪末起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由基督教会创设的大学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会创设的大学有3所。
这些在华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的近代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史学界就开始了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并取得了若干有相当水准的学术成果。
但在中国大陆，因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简单地把教会大学视同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反动思想的堡垒”和“文化租界”等，而甚少有人涉足。直到80年代初，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才挣脱种种束缚，重新开始审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对之作出新的评价。1982年，傅愫冬发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是80年代最早的论述教会大学的文章。1983年又有陈景磐的《旧中国的教会学校述略》、吴竟的《略论东吴大学建校经过》，这些都是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最初成果。1986年徐以骅发表《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比较全面地提出了重新研究和评价教会大学史的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80年代中期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渐变热的开端。
80年代中期兴起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一开始便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合作的特征，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还受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学者的关注。最早的国际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的动议，来自已故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宋史专家刘子健教授。据章开沅教授回忆，1985年春，刘教授赴华中师范大学访问，与时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开沅教授聊到了研究教会大学历史的必要，因他们两人都曾在教会大学读过书（刘就读于燕京大学、章读于金陵大学），很快就形成共识，要尽快在大陆推进对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的研究。返回美国之后，刘教授即积极与北美相关基金会和办学机构联系，争取经费支持。
1988年3月，在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和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即“亚联董”）的支持下，以章开沅、顾学稼、张寄谦为首的21名中国学者及专程从美国赶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林蔚博士，在春寒料峭的四川大学校园召开了有关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工作会议。与会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大学等高校，这些院校的前身或多或少都与教会大学有关。其间，他们就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及中外学术合作的可能性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时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欣然应允于次年6月在华中师大召开大陆首届教会大学史国际会议。
1989年6月1日至3日，在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下，会议如期举行，与会者有来自国内8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30余位中国学者，还有8名美国学者、1名加拿大学者及2名来自香港的学者。本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它的召开及章开沅、林蔚教授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在会后的正式出版，对于大陆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自80年代初勃兴的若干研究趋向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些研究趋向乃是中国与西方世界重新接触的合乎自然的结果”
。
武汉学术会议之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并形成一定的声势。1990年和1991年，美国和加拿大学者以及部分访美的中国学者先后在耶鲁大学举行两次小型的学术会议，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并参观了保存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中国教会大学珍贵历史档案文献。1991年6月，第二届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30余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出席，其间集中讨论了教会大学的办学环境与办学特点问题。1992年10月，台湾中原大学宇宙光传播中心主持召开了“基督教大学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1993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主办了“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学者60多位。会议围绕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的分布、整理及利用、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993年10月，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校庆9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的“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该校举行。会上，12位代表作了发言，分别从哲学、宗教、教育等方面对韦卓民先生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
1994年5月，“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在四川联合大学（现名四川大学）举行。除讨论教会大学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的关系等问题外，一些学者还对教会大学的建筑、教会大学抗战时期的内迁及其历史作用，以及基督教在内地的传播及在华基督教政策等以往比较忽略的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拓宽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领域。
1995年10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研讨会上，教会大学与文化变迁被列为主要议题之一，20余名中外学者提交论文，围绕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征、教会大学与女子教育、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94年初，华中师范大学以章开沅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还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在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和亚联董等有关机构的支持下，致力于联络和推动国内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据统计，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中国教会大学史这一主题，中国大陆及港湾地区和美国已分别召开了10余次国际研讨会和一次工作会议，出版了近50种（本）教会大学史相关学术专著或会议论文集，基本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香港、台湾地区为辅，与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密切合作的研究格局。就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显示，从1979年至2016年，以“教会大学”为主题的各类学术论文近1100篇，其中与“教会大学史”直接相关的33篇。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硕士、博士论文以“教会大学”为主题的有169篇，2006年以来每年均在10篇以上。
以1995年为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2年到1995年
，可以看作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启动阶段，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是一系列教会大学史学术会议的相继召开及“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得相关研究从默默无闻的“险学”，成为一度热门的“显学”，形成一个为期13年的高潮期。第二个阶段从1996年至今，为期约20年，可以看作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持续开展阶段，重要的研究成果是4套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的出版。相比第一阶段的轰轰烈烈、喷涌而出，第二阶段更像静水长流，不时泛起几朵涟漪。其原因，首先是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核心学者依然是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其他领域的学者很少，教育学界涉足者尤少。其次是作为领头羊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从1996年开始，研究重心明显转向了基督教史的研究，这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中便可略窥一斑。1996年，该丛书第一辑《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收录的16篇文章中，12篇直接与教会大学相关。1998年出版的第二辑《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刊载17篇文章，仅7篇关于教会大学。之后每辑中有关教会大学者基本上不超过6篇。这一时期虽有4套丛书出版，但与教会大学直接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并不多。即使加上其他学者的研究性著作，总计也不超过20本。而这相对于教会大学丰富的史料和内涵来看，委实显得不足。尤其是这一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引起教育学界的足够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作为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起始阶段，学者们在其中除积极从事相关史料的全面收集整理外，主要关注教会大学的历史评价，以及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分子、教会大学与近现代民族主义等较大问题，力图在这些方面取得新的学术突破。
过去，通常将教会大学视作“文化侵略”工具，简单等同于帝国主义的“文化租界”“反动思想堡垒”，使相关研究领域变成禁区。对此，章开沅教授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明确提出了“两个区别说”。他指出，过去在中国大陆之所以难以开展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其症结就在于“左”的思想作祟，以政治评价尺度取代学术评价尺度，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义愤代替冷静、全面、客观的思考与评价。为此，必须将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与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不能简单等同。其次，还应将早期的教会大学与成熟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变化。章教授认为，毋庸讳言，一些早期的教会和教会大学的确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并因此引起国人的反感，招致诸如“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之类的批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事实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亦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他提出，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这是保证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
胡景钟等提出，要从“三个联系与根本区别”来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一是帝国主义殖民政治与基督教的联系及根本区别。基督教入华与列强殖民主义势力扩张之间的依附关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事实上，历史上的“异教”入华并不一定与外族入侵相伴。外国教会差会与列强政府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同路人”的关系。新教传入中国，冲击了以儒教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意识，而基督教教义本身也曲折地反映了某些社会变革的要求。传教中带来的这些思想，使得中国有爱国心、要求变革的青年和志士仁人不能不深思，受到启发。二是基督教传教与办教会大学的联系及根本区别。在华传教的受阻促使传教士的主要目标转向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把开办学校作为提升教会形象的手段，以提高传教的质量和效果。这一战略调整客观上适应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文化改组的现实，从而使教会大学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与西学输入的媒介。三是教会大学中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联系及根本区别。办教会大学的最初旨意当然是传播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教义，但教会大学毕竟不同于单一的神学院。“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反映在教会大学的创建和教学之中，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更标志着教会大学以传教为主向以教育为主的转变。总之，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做到正确地认识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不能回避过去盛行的“文化侵略论”，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之重新加以思考。他们认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二三十年代和东西方严重对峙的五六十年代，受强大的政治影响，教会大学“文化侵略论”的出现和被广泛接受，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客观依据。问题在于，这个观点是一个不全面的政治判断，不能完整反映文化教育史上教会大学的基本特征。依据这个观点，难以解释教会大学的传教士们曾有过不愿再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表态，难以解释抗战时期教会大学与中国人民共赴国难，难以解释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教会大学成为学生运动中心的历史事实。
研究者们认为，早期现代化的一项突出内容是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以便能够为现代化培养足够的人才。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曾经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对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促进作用”
。
学者们对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分析。胡景钟等认为，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至少有三点：第一，冲击中国旧式教育，开中国新式教育风气之先；第二，带来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第三，学科设置打破了中国封建学塾制度的狭隘性、片面性和神秘性。
黄新宪归纳为：第一，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同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系科，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早期现代化。第二，教会大学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的结合，并将之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而具有了培养人才、发展学术、服务社会的功能，促进了高等教育职能的早期现代化。第三，教会大学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从而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标榜教育民主，倡导学术自由是教会大学的突出特征，也是其对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对于到底如何正确评价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章开沅先生指出，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上，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
中西文化通过教会大学这一媒介所进行的“双向对流”，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高明良先生认为，教会大学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设了桥梁。教会大学所从事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是离不开基督教义的渗透的，而基督教在近百年来又被利用为对华侵略的工具，如何对待这个问题，需要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文化同中国的文化接触，彼此相互渗透，对其中的积极成分，兼容并蓄，亦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章开沅先生进一步指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还应看到西方文化为适应中国文化所进行的调适与顺应。他认为，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
有的青年学者不满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实的铺陈，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了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任利剑指出，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非常态的文化交流。此时的文化交流，不再是在平等、公正的历史氛围中进行。帝国主义的枪炮、不平等条约等，为西方文化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开辟了道路。其次，是非对等的文化交流。在近代，通过中西文化交流，西方世界确实地增进了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了解。但应该看到，在这一文化交流中，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规模地输入、渗透，猛烈地撞击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从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和巨大的影响。这种失衡的中西文化交流，把教会大学推上了历史舞台，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布道者与教育家。
徐以骅也认为，教会大学成立之初，是殖民侵略在文教领域加深的标志，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移植，出于西方列强试图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模式，从而成为西方文化附庸的需要。经传教士筛选过滤的西方文化，也已失真变形。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又毕竟是在社会发展不同层次上接触相逢的。尽管19世纪的清教主义已非西方文明的主流，但它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在思想文化领域体现了工业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对抗。
教会大学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也是培养兼通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摇篮。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的贡献，便在于它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专业人才。这或许是教会大学的创建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李湘敏、谢心震通过对教会大学毕业生的统计和分析，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分布在教会机构、银行、邮政、医院、文教、商业等部门。而大多数主要在文教部门工作。可以说，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的教育部门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从而充实了近代中国的教师队伍。无论是小学、中学或是大学，无论是普及教育或是实业教育，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作用，都与中国教会大学的人才培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徐以骅也认为，在人才培养上，教会大学毕业生中人才济济，成长率高。除个别食洋不化的西奴外，绝大多数毕业生有心报效祖国，是有孙中山所勉励的“先觉觉后”精神的。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祖国的一笔财富。
教会大学中不仅有中国教职员，而且还有大量的外国教职员，他们往往既是传教士，又是有着很深造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在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教会大学中外国知识分子即外籍教师的研究，亦是研究教会大学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国内学术界已陆续开展了对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研究，以及对金陵大学著名历史教育家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的研究。章开沅先生指出，司徒雷登、贝德士等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认识到并顺应了基督教本土化、中国化潮流，并且为现代中国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
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的关系，历来是基督教在华活动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过往对教会大学的否定与批评，很大程度上习惯于从这一角度看待教会和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仍倾向于肯定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等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但更强调深入地剖析此类运动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着力探讨社会性政治变动与教会高等教育发展兴衰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将教会大学置于民族主义、世俗化乃至民族战争和内战等更为宏阔的社会历史场面和潮流之中，发掘其在近现代历史领域所蕴涵的整体性意义。
杨天宏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依据翔实的史料，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出发，对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了相当细致、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富于新意的见解，乃大陆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力作。顾学稼先生对华西协和大学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进行了个案考察，指出收回教育权运动是20年代中期中国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的主要动力是教会学校的爱国学生，其中也包括不少的基督徒。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爱国学生发动的退学运动无疑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退学运动和广大爱国师生的巨大压力，地处中国内地的华西协和大学的立案，很可能会像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一样，要被大大地推迟。经过收回教育权运动，华西协和大学的面貌为之一新。
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近现代民族运动的分殊离合，使教会大学史研究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以及外交史也具有一定意义。章开沅先生曾多次提出，与国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的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的直接接触，思想较活泼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
1994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曾制定了出版《教会大学史研究》《教会大学史译丛》以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的计划。自90年代末起，大陆共出版了《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 1880—1950》《北京辅仁大学——天主教本笃会时期的个案研究》等13本译著，以及《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中西建筑文化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等3本专著。“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系列，包括《江汉昙华林——华中大学》《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会友北勒府——辅仁大学》《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香飘魏歧村——福建协和大学》共7本。“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已出版6辑，共3套。此外，由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教授牵头，联合大陆学者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包括《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共7辑。
此外还有三类其他著作，一是教会大学的校史，二是教会大学人物研究，三是有关教会大学的专题研究。
在研究论文方面，中国大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基本延续了马敏在《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综述》中所提及的路径，主要围绕下述内容进行了新的尝试和突破：
1989年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提出，应当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充分重视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教育近代化方面等所发挥的作用。章开沅教授的观点，得到与会学者认可。自此，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者们开始努力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到目前为止，学者采用的研究模式除原有的文化侵略模式之外，还包括现代化模式、文化交流模式、功能主义模式、普遍主义模式等。胡卫清突破了原有的文化侵略模式和现代化模式，“提出以‘普遍主义’作为基本视角和范式来考察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哲学、教育模式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因此，“普遍主义”范式不仅仅为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也为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教授提出了以“全球地域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他认为：“全球地域化的视角强调双向互动，可以帮助西方学者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顾及‘以中国为中心’研究范式的同时，关注地域化中属于中国的材料及中国人的观点”。同时，“全球地域化的视角可以帮助中国学者跳出单纯‘以中国为中心’及地域化的研究范式。换言之，在因应西方学者倡导的‘以中国为中心’研究范式的同时，中国学者也不能忽视教会大学史研究必须‘走向世界’，寻求兼备‘国际化’、‘全球化’的视角。”
早在20世纪90年代，章开沅教授就呼吁要从更广泛的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特别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
陶飞亚、刘家峰认为，哈佛燕京学社这个中美大学之间学术合作的跨国机构对于推动齐鲁大学国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诸多因素，双方的合作也颇多摩擦，结果不尽如人意。
石建国认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将美国办学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国，形成独具一格的“圣约翰模式”，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具有示范性作用。
董黎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从教会大学的校园建筑入手，指出中国教会大学首倡中西合璧式建筑，由此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并形成了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与有形史料。他还曾发专文考察了华西协和大学的建设理念与规划模式，分析了西方传教士在华西协和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形态构成中的历史作用。
陈才俊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教会大学校园建筑由于在建筑学上的特异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被视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校园规划与建设，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建筑形态的转型。
教会大学在近代新式学科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纵然教会大学的存在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但时至今日，那些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重组及调整中受到教会大学学科影响（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或直接沿袭教会大学主体（如华中师范大学）的高校，在学科建设方面仍然具有当年教会大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特色。
肖朗、项建英从教育学科入手，指出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师资由牧师兼职到专业教师，课程设置日渐实用化、本土化，教学方法日趋多样化、科学化的演变过程。
应方淦认为，清末教会大学不仅是西方学位制度引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同时，其也对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示范效应，促进了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
此外，周谷平、应方淦指出，教会大学通过向国外政府或大学注册立案以获得学位授予权而率先将西方学位制度引入中国，并随着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教会大学逐渐扩充学位门类、提高学位层级，促使学位制度不断完善。此举不仅促进了中外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也刺激和推动了中国学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王玮系统梳理了1901—1936年间教会大学的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认为教会大学在博雅教育理念的影响下践行科学至上的办学思想，并将其分为单科课程、专业系科与专业学院三个阶段。此外，还重点论述了教会大学的工学教育、医学教育和农学教育。
燕京大学作为中国教会大学中执牛耳者，其专业发展最为完全，学术影响也最为深远。因此，学界多以燕京大学为切入点，探讨教会大学所引进之西方学科及与中国社会之关系。田正平、刘保兄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个案，梳理了燕大社会学系由以美籍教师为主体向以中国籍教师为主体变化的过程，并认为这批中国籍教师致力于创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培养社会学人才，服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亦为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肖朗、费迎晓认为燕大自1924年创办新闻系之后，为适应社会与自身发展的需要，实现了由“德才兼备的新闻从业人员”到“有创见及改革能力的领袖人才”的重大转变。同时也在课程设置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推动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协调发展。
侯强从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震旦大学入手，指出教会大学的法律教育是独立于中国官办与私立新式法律教育的另一个系列的法律教育，在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促进了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
张亚光、李雨纱则系统分析了1924—1951年燕大经济学学位论文的分类数量和结构比例，由此梳理燕大经济学学术思想脉络。
章开沅教授曾特意强调，不能将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而我们常说的中华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本土化的基督教文化。
近年来，关于教会大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是涉及立案与改组以及适应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教会大学的立案一事，远在晚清之时即已进入议事日程。不过，基于诸多因素的考量，当时学部对于教会大学的基本立场却是“无庸立案，不给奖励”
。真正将立案全面推展开来的是20年代激荡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反帝爱国运动。龙伟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四川省的地理位置出发，指出华西协和大学在南北政府皆有立案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应该先取得四川地方当局的认可，并于1927年获得省教育厅立案，由此深刻地再现20年代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真实情形。
张丽萍则揭示了华西协和大学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完成的“异文”“异种”“异教”的“中国化”变革。
张丽萍还专门从本土化的视角切入，提出华西协和大学在其40年历史中，因应时空变换而做出三次回应，并由此获得了三次飞跃，表现出其在本土化运动中的自我调适，逐渐从异质身份向本土身份以至永久身份的递进过程。此外，其还就本土化的特性作出了阐述，即“本土化使大学在‘西式’和‘中式’之间找到结合点；本土化使大学在宗教和世俗之间两相兼顾；本土化使大学在中国权威和教会权力上达成妥协”。
而章博则通过关于华中大学的研究指出，教会大学一方面要调整自身发展目标以适应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却要坚守基督教的办学方针，正是在这种两难之间反映出教会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孙邦华指出，辅仁大学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次立案过程中都颇为主动积极，而国民政府提高教会大学的立案标准，无疑也加速了辅仁大学的中国化进程。
蒋宝麟全面仔细地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立案与改组的具体过程，认为在20年代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中，金陵大学或主动或被动地做出各种回应，直至金陵大学的治理结构完成根本性转变。金陵大学在20年代初就已实现“部分立案”，后在五卅运动和北京政府的强势冲击下，学校行政层面开始实行改组。北伐结束后，金陵大学重整校董会、中国人出任校长并彻底完成立案。因此，金陵大学在回应立案与内部改组的过程中，既体现了中国教会大学在此历史关头处理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共性，又有其特殊的一面。
第二，是关于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的研究。黄俊伟分析了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即将大学视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强调学用一致、知行合一；重视学生独立人格。
至于个案研究，平欲晓、张生、陈才俊等人选取金陵大学历史上首任且任期最长的华人校长陈裕光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对金陵大学的学术发展及中国化进程的贡献。
夏泉、蒋超则选取岭南大学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位华人校长，分析他们为实现岭南大学中国化所做的努力与尝试。
黄春艳专论李应林作为一名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生平及思想。
此外，便是关于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的生平介绍与传记。周蕾梳理了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作为一名爱国者的一生。
专著类则有吴梓明编著的《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王运来所著《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程斯辉、孙海英所著《厚生务实、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孙邦华所著《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第三，是关于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化。“五四”运动时期，受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夏泉、曾金莲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运动为个案，全面考察了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与互动调适的具体过程，揭示了教会大学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
而徐保安以1864—1937年的齐鲁大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非民族情境”中齐鲁大学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诉求问题，揭示了外来势力、民族主义和母校情结三种因素如何构成齐鲁大学校园内民族主义的风景线，也反映了民族主义在教会大学内部的表现。
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与其农学、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系十分密切，都由这些科系的师生主导，并在社会服务中反哺学校的发展和特色学科的建设，两者相辅相成。张剑认为，金陵大学的农科教育在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中国农业的近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家峰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探讨了教会与金陵大学农林科为实现教会乡村化而进行的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过程，并指出其对于中国农业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赵晓阳揭示了在世界农业传教运动的影响下，来华农业传教士促进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
在社会学方面，马长林指出，沪江大学受基督教社会福音理论的影响进而创办沪东公社，在社会民众服务方面彰显了社会救济和服务功能。
张德明则探讨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清河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事业。
此外，周谷平、孙秀玲探讨了教会大学进行社会服务的原因，分析了其社会服务的形式、特点和成效，并指出教会大学通过演讲与展览、实地试验、与农家合作、印发普及读物等形式的农业推广服务，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也促进了教会大学教学科研的发展。
杨习超、陈新忠借助社会认同理论，指出教会大学的农村公共服务贡献颇大，并赢得了中国广大底层群众的社会认同，也奠定了教会大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进行了西迁，以保证在战火中依然弦歌不断，而教会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办学形式，既具备当时受到影响的大学西迁的一些特征，也具有其特有的一些问题。刘家峰、刘天路从宏观角度全面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会大学的生态，包括中国化、西迁、教育、社会服务、宣教活动等方面。
此外，刘家峰还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既相互妥协又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
至于个案研究，马敏依据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梳理了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西迁的过程，西迁活动及教育事业，并论述了这种西迁的社会历史作用。
王勇忠以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为个案，描述了安全区内各个收容所的状况与难民的生活状态，以及参与难民救济的中方人士的日常生活，以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
杨聪玲论述了之江大学在抗战的特殊时期的办学情况，并认为之江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办学形态集中体现了基督教教育的全球化目标和地域化调适。
陈远则再现了燕京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如何利用其身份优势使自身得以在战火中维持下来的。
在中国13所教会大学中，金陵女子大学与华南女子大学是教会女子大学，当然，燕京大学也设有女子学院。教会女子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影响却不小。考虑到当时新思潮的传播，女子上学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突破。因此，对于教会女子大学的研究，不失为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文化转变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王奇生就梳理了近代中国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所充当的母体角色，并认为教会女子大学在国内高校中保持领先地位和一流的水平，为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学界关于教会女子大学的研究多集中于金陵女子大学。杨兰英以金陵女子大学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教会女子大学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进而分析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
胡艺华则总结和归纳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六大办学特色。
受西方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范式的影响，部分学者也将其纳入教会大学史的研究领域。金一虹分析了女子大学所面临的一系列性别议题：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中的性别之争、独身问题和对贤妻良母主义的回应等。
朱峰认为，中国教会女子大学内的女基督徒群体内外存在着文化、国别、种族的重大差异，她们在性别、家庭与国家认同上呈现出既融合又冲突的特点。因此，他试图重构近代基督教女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讨论其在性别认同和家国传统等问题上的融合与冲突。
杨笛从性别史的角度出发，凸显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科技报国与女性独立的办学主题，展示了金陵女子大学学生如何摆脱传统性别的束缚得以进入男性占优势的学科领域。
此外，专著方面有朱峰所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和徐海宁所著《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等书。
近年来，中国教会大学史领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趋势：
第一，有学者开始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教会大学的接收与改组问题，试图探究教会大学接收、改组的过程以及最后消失的原因。早前已有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过看法。史静寰认为：“教会学校的失败并不在教育上，相反，传教士一直在努力探求教育的内在规律，也试图按照这种规律开办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但是，这种努力和尝试都受到传教士所依靠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限制，传教士本身的宗教目的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利益与中国社会的矛盾。这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是导致其教育活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马敏则认为：“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的消失，乃是自20世纪以来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与基督教普世运动正面冲突的结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重新调整组合的结果。因此，教会教育的失败主要的不是一种教育制度或宗教信仰的失败，而是一种政治的失败，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大陆政策失败的附属品。正是在这些更为深刻的历史运动背后，隐藏着中国教会大学的因果性。”
针对前人的观点，叶张瑜将重点聚焦于建国初的社会生态环境，认为教会大学在此时消失是因为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与建国初期的国家总体目标不符，因为教会大学实行文理科教学，而当时国家的目标是努力实现工业化，必然重视工学院的发展。此外，又受苏联的影响，重视专门教育，致使教会大学的文理科教学不受重视，也无法适应新政权的要求，最终消亡。
但是，刘方仪却认为这是新中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行宗教政策的必然结果，而50年代以来的冷战情势无疑给了毛泽东彻底清除美国残余的空间。
王红岩则认为，无论是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还是从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乃至教育内在规律的层面而言，面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办学特色及生源等诸多问题，教会大学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无法存在是必然的结果。
此外，也有学者注重于考察和梳理建国初期教会大学接收与改组的具体过程。刘建平认为，新政府接办辅仁大学不是中共对教会大学的政策出现变化的结果，而是在天主教会以停止提供办学经费向政府和学校施压后，政府不得已而接收。
李芳、朱新华等人则从个案入手，再现了教会大学在建国初期或主动或被动地等待接收、改组的过程。
第二，也有部分学者从教育史路径出发，探讨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并展现教会大学内部的诸多方面。最近10年，虽然有部分历史学者从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抽身出去，但与此同时，有一批教育学者进入这个领域。他们依据教育学理论，重新客观评价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并引发出教会大学的经验对于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有：田正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孙崇文的博士论文《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陈文远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功能演变及原因探究》；傅林的《近现代在华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述析》；苑青松的《20世纪初中国教会大学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王李金、段彪瑞的《试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的作用》；肖朗、傅政的《晚清新教传教士代表大会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探讨中国教会大学兴起的新视角》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教会大学的资料发掘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在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和梁元生二位教授的主持下，该校崇基学院推出《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五辑，分别是：《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综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华西医科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尽管这项出版工作没能囊括全部13所教会大学的档案目录，留下一些遗憾，但能够将上述涉及教会大学历史的文献目录加以汇编出版，方便研究者查找、引用，已是功德无量。此外，李森主编、2014年出版的《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汇编》（全50册），涵盖民国时期近50所高校的校史资料，其中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第8册）、辅仁大学（第12、13册）、沪江大学（第21册）、金陵大学（第27、28册）、金陵女子大学（第28册）、福建协和大学（第34册）、齐鲁大学（第35册）、华中大学（第38、39册）、湘雅医学院（第40册）、岭南大学（第40册）、华西协和大学（第46、47册），虽未能囊括全部教会大学，但无疑大大便利了学者。2015年，王强主编的《近代教会大学历史文献丛刊》（全80册）出版，共影印教会大学有关史料100余种，“涉及二十所学校学院，涵盖概况、学则、课程、出版品、周年纪念刊、图书馆、同学录等多方面”
。这批丰富的校史资料和珍稀短刊断刊，颇具史料价值，对于未来推进和深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裨益甚大。
应当说，这一阶段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尽管并没有像前10年那样高潮迭现，学术会议接连不断，但稳中有进，静水流深，而且围绕前一阶段提出的许多课题关注点，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涉及面也更加广泛，从教会大学史研究真正延伸到了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宗教史、社会史甚至建筑史等极其广阔的领域。这对于从整体上推进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回顾近30年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历程，不难看到，这一重要学术领域的研究异军突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推动尤其是两岸三地学者的密切合作下，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开拓了一个自成一格的学术分支，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尽管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和世界上发生那么多重大事件，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却如同一条寂静的小溪，不断蜿蜒前行。没有轰动，并非辉煌，却扎扎实实地、锲而不舍地向前推进。”
然而，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性研究中，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毕竟只是刚刚起步，就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都是很有限的。尽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一批较有学术水准的论著出版，但大多数仍局限于对单个时段、学校、人物的个案研究，或仅仅作为校史的一部分加以记述性的叙述，尚缺乏理论的概括与提炼，缺乏整体性、学理性的学术把握。实事求是地讲，在整体性论述教会大学历史的学术著作方面，迄今尚无超越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教授《中国教会大学史》之作问世。此外，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主力军，目前仍然是以章开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来自历史学界的学者，总体上而言，教育学界与宗教学界、社会学界学者参与研究的并不太多。这一时期虽有4套丛书出版，但与教会大学直接相关的研究性著作总计也不超过10本。而这相对于教会大学丰富的历史内涵、大量史料来看，委实显得不足。尤其是这一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引起教育学界的足够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总的看来，尽管时光已过去了30年，但有关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亟待从各个层面加以深入发掘和拓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应是打破现代史与当代史的界限，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内在规律的高度，重新审视教会大学历史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切实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就必须具体总结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和办学特色，使之能够服务于当前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
具体而言，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真总结与汲取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
一是注重有特色、高质量办学。
与当时的国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普遍在学校规模和人数上都落于下风，但其办学的质量与特色使之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了立足之地，往往不逊于国立大学。对此，章开沅先生有精辟的论述：“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至15％，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又包括消极的影响。”
各教会大学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不求全求大，而求异求新。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西协和大学的牙科，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都办得很有特色，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名气。华中大学就曾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办学特色归结为“小规模”“重质不重量”，重点办好中文、历史、英语、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和生物、化学、物理等少量的自然学科。
二是注重国际化和中西融合。
教会大学一开始系由各外国差会创办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国际化特征，不仅体现在其董事会构成、经费来源、师资队伍、英语教学等“硬实力”方面，更体现在由此而形成的多元化、开放性的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多个渠道、多种形式的国际联系，使教会大学成为中西文化交融汇聚之所，“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泼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
。
值得注意的是，由教会大学体现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从整体来看，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从最初主要借鉴西方的办学经验和采取西方的办学模式，到二三十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加大，中西文化的融合加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还应看到西方文化为适应中国文化所进行的调适与顺应。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正是这种双向的文化对流和“立足中华文化，放眼世界文明”的文化趋向，使教会大学能够充满活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良好发展势头。
三是注重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
教会学校对高质量的追求，是通过高质量的师资建设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来实现的。
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教会大学一般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延聘优秀教师上，教会大学往往是不惜血本，所招聘的教师通常是中外荟萃，极一时之人选。在招聘教师时，各校往往坚持严格的用人标准，严格审查拟聘教师的学历、资格、道德修养、教学能力、学术水平，对已聘师资的任用、考核以至生活待遇等都有周密的考虑安排及制度化的规定，通过创造良好的条件，吸引高水平教师前来任教。其生活待遇通常高于国立大学的同级教师。
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教会大学很早便引进了西方大学通常实施的人文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格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并为此制订了较为齐全的课程体系。如燕京大学要求学社会科学的学生至少要读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入门课各一门，并允许在此基础上志愿选读其他门类的高级课程。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同样必须要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关课程，以扩大知识面。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文理渗透、文理交叉、通识教育、大类培养等，在当时已实实在在地实行。
教会大学还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的有机结合，注重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模拟练习、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引导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培养其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正是上述一系列得力的教学措施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教会大学能够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活跃于中国社会各领域。
四是注重制度建设和营造和谐宽松的校园环境。
一方面，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十分注重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各类教授委员会、评议会层次分明、各司其职，其行政和教学组织机构运行得简洁、精干、高效、有序，决不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在教学管理上，往往都有实行十分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和学籍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如金陵大学每年录取200余名新生，经过四年学习后，能顺利毕业的仅100人左右，淘汰率高达50％。再如，为保证学生质量，华中大学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除了在学生进校前要进行严格的选拔考试外，学生在校期间、毕业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学生进入三年级之前，还必须参加“中期考试”，科目包括普通英文、普通国文和两种主修课目。
以1929年到1932年为例，在此期间入学的153人中，68人通过“中期考试”进入三年级，有20人重修了一年，27人被淘汰，另有38人因未参加补考或其他原因自动退学，即一次过关的学生只有44%，加上重修后过关的也不过57%。
另一方面，教会大学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则采取开明的态度，营造宽松和谐的校园氛围，促进学生心智的自由发展。教会大学的学生社团通常十分活跃，如圣约翰大学就有莎士比亚研究会、军乐会、益智会、摄影会、美术研究会、歌咏会以及各种联谊社、同乡会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此外，教会大学还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活动，竞技水准很高，由学生组成的各种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的一些大赛中屡屡夺冠，为学校争得极大的荣誉。
显而易见，对正处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大学而言，教会大学的上述办学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我们当前高等教育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办学浮躁、急功近利、千校一面、缺乏特色、行政化严重，难以培养出创造性的杰出人才（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等，似乎或多或少都可以从教会大学的办学实践中找到一些现成的答案，或可启发我们的思考。
当然，教会大学也并非十全十美，在长期办学中，也多少存在孤芳自赏、脱离中国社会、崇洋化、贵族化等习气，尤其在其早期与殖民政策多少有些连带关系，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益者。对此，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批判。
但是，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认真总结教会大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在更为客观、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基础上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将其办学的精华和长处运用于当前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过程之中，推动中国大学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宏伟目标迈进。
除系统总结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以服务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外，还有两个方面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一是对教会大学人物更为深入的群体性研究；二是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增强教会大学史研究的科学性。
教会大学的人物研究，要从单个人物的研究过渡到群体性人物的研究。大致而言，有三个群体十分值得深入研究：（1）教会大学的中国校长和教师群体。这里面有相当多的杰出人物（如陈垣、刘廷芳、钟荣光、韦卓民、林景润、杨永清等校长，学者更是不胜枚举）需要大书特书，系统研究。（2）教会大学的外国校长和教师群体。如司徒雷登、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毕启（Joseph Beech）、贝德士等，他们在中西两种文化中生存、定位，往往已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有相当多的文化困惑和身份认同挑战，也经历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波和人生危机的考验。（3）教会大学学生群体。教会大学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前，教会大学贡献给中国社会的毕业生达到1万人左右，其中3500多人从事教学工作，大多在教会学校，500人从事社会和宗教服务工作，100多人在教会工作，700多人从事医药工作，近400人在农林领域工作，100多人从事工程工作，300多人在法律界工作，另外还有很多在工商及社会生活领域工作。毕业生中尚有1100多人继续深造，其中300人赴国外留学。
著名的教会大学毕业生如老舍、冰心、吴文藻、许地山、费孝通、黄华、荣毅仁等，都是中国近现代各个领域的风云人物。教会大学如何造就了这些杰出学生，十分值得研究。
教会大学历史资料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各大学都保留了自己系统的历史档案，举办教会大学的各差会也有其丰富的档案，加上教会大学所出版的各种刊物，资料可谓汗牛充栋，这使得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大数据研究方法来研究教会大学的历史极具可能性。已有学者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如梁晨、张浩、李中清的著作《无声的革命》即系根据1952—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前身系东吴大学）的学籍档案，对这两所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情况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从而揭示了其中所发生的社会阶层的流动。类似的研究，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多，也会使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成果更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