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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变化，其间有得有失。这一年我自己年届八十，其间也得失互见：得者不少，难以细表；失者不多，却有一件难过至今——我失去了一顶帽子。
去年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的那一次，听众之盛况不能算怎么拥挤，但也足以令我穷于应付，心神难专。等到曲终人散，又急于赶赴晚宴，不曾检视手提包及背袋，身边的人们又川流不息，始终无法定神查看。餐后走到户外，准备上车，天寒风起，需要戴帽，连忙逐袋寻找。这才发现，我的帽子不见了。
仅仅为了一顶帽子，无论有多贵或是多罕见，本来也不会令我如此大惊小怪。但是那顶帽子不是我买来的，也不是他人所送，而是我身为人子继承得来的。那是我父亲生前戴过的，后来成了他身后的遗物，我整理时发现，不忍丢弃，就姑且戴起来。果然正合我头，而且款式潇洒，毛色可亲，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顶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后高，戴在头上，由后脑斜压在前额，有优雅的缓缓坡度，大致上可称贝雷软帽（beret），常覆在法国人头顶。至于毛色，则圆顶部分呈浅陶土色，看来温暖体贴。四周部分则前窄后宽，织成细密的十字花纹，为淡米黄色。戴在我的头上，倜傥，有欧洲名士的超逸，不止一次赢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睐，但帽内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气越寒，尤其风大，帽内就愈加温暖，仿佛父亲的手掌正护在我头上，掌心对着脑门。毕竟，同样的这一顶温暖曾经覆盖着父亲，如今移爱到我的头上，恩佑两代，不愧是父子相传的忠厚家臣。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双亲之爱，才有今日之我。当年父亲爱我，应该不逊于母亲。但小时我不常在他身边，始终呵护着我、庇佑着我的是母亲。呵护之亲，操作之劳，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没有为我做过？反之，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打过我，甚至也从未对我疾言厉色，所以绝非什么严父。不过父子之间始终也不亲热。小时他倒是常对我讲论圣贤之道，勉励我要立志立功。长夏的蝉声里，倒是有好几次父子俩坐在一起看书：他靠在躺椅上看《纲鉴易知录》，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国演义》。冬夜的桐油灯下，他更多次为我启蒙，苦口婆心引领我进入古文的世界，点醒了我的汉魄唐魂。张良啦，魏征啦，太史公啦，韩愈啦，都是他介绍我初识的。
后来做父亲的渐渐老了，做儿子的越长越大，各忙各的。他宦游在外，或是长期出差，数下南洋，或担任同乡会理事长，投入乡情侨务；我则学府文坛，烛烧两头，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自中年起他就因关节病苦于脚痛，时发时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于失明。二十三年前，我接台湾“中山大学”之聘，由香港来高雄定居。我毅然卖掉台北的故居，把我的父亲、她的母亲一起接来安顿在高雄。
许多年来，父亲的病情与日常起居，幸有我悉心照顾，并得我岳母操劳陪伴。身为他的独子，我却未能经常省视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母亲临终时的泪眼，谆谆叮嘱：“你要好好照顾爸爸。”实在愧疚不已。父亲和母亲鹣鲽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赖。只记得他们大吵过一次，却几乎不曾小吵。母亲逝于五十三岁，长她十岁的父亲，尽管亲友屡来劝婚，却终不再娶，鳏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还是忍年，九十七岁。
可怜的老人，以风烛之年独承失明与痛风之苦，又不能看报、看电视以遣忧，只有一架古董收音机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么呢？除了亡妻和历史的渺渺往事，除了独子为什么不常在身边，而即使在身边时，也从未陪他久聊一会儿，更从未握他的手或紧紧拥抱他的病躯。更别提四个可爱的孙女，都长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听得见谁的声音？
长寿的代价，是沧桑。
所以在遗物之中竟还保有他常戴的帽子，无异于继承了最重要的遗产。父亲在世，我对他爱得不够，而孺慕耿耿也始终未能充分表达。想必他内心一定感到遗憾，而自他去后，我遗憾更多。幸而还留下这么一顶帽子，未随碑石俱冷，尚有余温，让我戴上，幻觉未尽的父子之情，并未告终，幻觉依靠这灵媒之介，犹可贯通阴阳，串联两代，一时还不致径将上一个戴帽人完全淡忘。这一份与父共戴帽的心情，说得高些，是感恩，说得重些，是赎罪。不幸，连最后的一点凭借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来时，风势助威，我站在岁末的风中，倍加畏冷。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