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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因与西方遭遇，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犹如男子遇着艳姬，不免尽弃故步，被其魅惑以去。
彼西方之美人兮，却也有个女大十八变之历程。始则懵懂，许身上帝；已而“解除上帝魔咒”，如睡美人忽焉醒来，睁开理性之眼，觑着科技之巧。于是携利炮坚船、鸦片奇器来我中土，慑魂夺魄以迄于今。
国人爱奇，当然也想着怎么样才能如她那般冶艳动人。方法揣摩了许多，虽总找不着窍门，却也有了不少尝试。其中之一，就是那神奇的“理性”。
据说西方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申张其理性的。由此发展了科学、出现了工业革命，社会因而一日千里，进步不已。所以我们也该申张理性、发展科学。手段，则是利用教育。
传统中国教育，都说是“变化气质”“学做人”，现在却改成了“理性求知”。传统儒学本是讲成己成德、兼善天下的，乃一变而成为语文知识、记忆思辨。没人再强调“士不可不弘毅”之类的问题了，因为“士”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我思故我在，除了思以外，我不知道在哪儿。
这样的教育、知识体系、伦理要求，努力折腾了许久，才渐渐体会到“思”之外“我”可能才是更重要的。我除了会思，还有具体的存在感受。或者倒过来说，是因有了具体的存在感受，才能有所思。唐人卢仝《有所思》诗云：“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思耶、感耶？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的、逻辑的理性智力游戏，其实并不存在。即或存在，也只是科学实验室的安排，非生命之实况。因此，知识、理性应让位给“生命”。
在其他知识领域还没真正展开反省之际，儒学率先揭竿而起，喊出“生命的学问”之口号，正显示了传统在新时代的活力。自诩新潮，依仿着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学科，是看不清这一点的。
提倡“生命的学问”的，主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的港台新儒家及其后继者。但这光谱并不限于所谓“保守主义”者。例如，社会及行为科学阵营的杨国枢，由西洋哲学转身并首倡“文化中国”观念的傅伟勋，都具有生死学的关怀，也强调生命的学问。
我在整个西潮热流中，常维持着冷眼。因为对现实生活有具体感受的人，不可能再像五四那时的先生们那样，对现代社会、机器体制、工业环境、干枯生活、欲望经济等抱持漫画式的憧憬，而要用已被训练过的理性去冷静剖析其利弊，并筹思改善之道，来平抚我常被刺伤的感受。
故“生命的学问”之径路确实是与我心有戚戚焉的。但生命落实在何处呢？诸先生深入理窟，高谈道德主体性、圣贤人格，有时不免玄远，于开物成务、典章制度方面尚未具体讨论，所以我要再继之补论“生活的儒学”。
这是因为港台新儒家多由哲学入手，上溯传统，而所得偏于宋明理学方面。中国学问，尚有制礼作乐，整齐风俗那一方面，诸先生未及详述。我于八十年代后期，偶因机缘，参与两岸交流事物较多，后更进入政府去实际经世施政，对社会文化发展乃有较特殊之体会，非仅在书斋中主静、慎独、致中和而已，更非仅在纸上注虫鱼而已。继而又出来办大学，擘画经营十余载，努力想把古代书院之精神恢复到现在大学中去，借以改造深陷现代化困局中的教育。这种经验当然更强化了我把“生命儒学”发展成“生活儒学”的动力。
那时，配合大学中的礼乐治化，我开始写此书，也开始推广“生活的儒学”这个理念。用古迹活化运营、重启名人故居、恢复礼制乐舞、规划地方产业、建设新城市、文化活动策展等形式介入现代生活的脉络中去。一路走来，二十余年矣！
这些年来，此书鼓舞了不少同道。后来我做的实际案例越来越多，当然大可补苴或印证书中所言，但大体思维是一致的。因此如今再版，也不遑修订补充，读者诸君倘或读了还有疑问或不尽明白时，找找我做过的事例互相参证，大抵也就可以释疑了。
丁酉小雪写于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