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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浮宫，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办公室。
自从1768年，年仅25岁的拉瓦锡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之后，只要自己身处巴黎，拉瓦锡院士会在上午7点整，来到罗浮宫的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等到10点之后，拉瓦锡会转到塞纳河左岸的王家火药局里办公。因为在那里，作为火药局总监的拉瓦锡不仅能享受着4万里弗尔的高额年薪（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薪水比高级法官还多好几倍），而且还拥有一座设备齐全的化学实验室。
在1787年之前，拉瓦锡乐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王家火药局那边的实验室里，在那里，他和他的助手们通过无数次实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了燃素说，证明氧气存在才令物资燃烧的事实。这一过程中，拉瓦锡在此撰写的科学论文与重要书籍，其中包括《燃烧概论》、《化学命名法》、《化学基本论述》等。
之后的两百多年里，学者们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拉瓦锡）是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一生的努力促使化学与炼金术完全区分开来，并将化学作为一门伟大的自然科学清晰而完整的呈现在世人面前……拉瓦锡对化学的重要性，犹如牛顿对物理，高斯对数学，都是永恒存在的且无可替代的。”
之后拉瓦锡社会职务渐重，用于科学研究时间较少。在大革命爆发后，拉瓦锡被选为三级议会的改革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厌倦了议员们的暴力煽动，便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但不久，拉瓦锡参加了内克尔政府主张的“改革旧度量衡制，创造新的国际通用单位”的工作，确定了重量单位“克”和长度单位“米”。
1790年初，法兰西科学院组织委员会被指定负责制定新度量衡系统，人员有拉瓦锡、孔多塞、拉格朗日和蒙日等。半年之后，拉瓦锡受命起草了一份报告，主张采取地球极点到赤道的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标准（约等于1米）建立米制系统；到了1791年，科学院再度指定拉瓦锡负责质量标准的制定。经过测定，拉瓦锡提出质量标准采用千克，定密度最大时的一立方分米水的质量为一千克。
这一时期，那位明显对包税商带有严重政治歧视的安德鲁检察官，不仅煽动民众闹事反对包税商，还在议会与法院里要求取缔包税制度。这些，都给拉瓦锡本人及其家庭造成了极大麻烦。可即便如此，拉瓦锡依然坚持着科学院交代的工作，只是将火药局与实验室交到他的学生兼朋友埃勒泰尔•伊雷内•杜邦打理。
等到“米”与“克”的标准分别出台之后，整个法国社会最初是一片反对之声。蹊跷的是，反到是包税商的死敌，安德鲁检察官给予了这项标准极大的支持。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一次发言中，安德鲁将新度量衡比作“奠定当代科学与文明的重要基石”，“它们的存在和未来的发展，势必促使欧洲与非洲、美洲乃至遥远的亚洲，连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村！”
也正是安德鲁的呐喊助威，加之孔多塞等人推动，米制与克制标准尽管经历了众多非议，可依然在法国各省，尤其是巴黎岛与大香槟地区迅速普及起来。
对于这位性格不可捉摸的税务检察官（副检察长），拉瓦锡不知道是该痛恨，还是该感激。针对包税商的那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导致拉瓦锡和他的岳父波尔兹先生二人总共损失了近两百万里弗尔，虽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殷实家底也被狠狠挂掉一层。连拉瓦锡这帮淡泊名利的人杰，同样为失去的钱财心疼了好些天。
不过另一方面，安德鲁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等到双方达成了诉辩交易之后，检察官立刻取消了对包税商的国家诉讼，还将打伤岳父波尔兹先生的暴乱分子绳之于法。尽管拉瓦锡也知道那些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过场，但毕竟通过这场诉讼案，把众多包税商那不光彩的过去在法律上彻底洗白。
然而私下的，安德鲁却暗示拉瓦锡最好离开法国，至少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巴黎，因为马拉等人依然会将注意力放在名声狼藉的包税商身上。理所当然的，热爱祖国的拉瓦锡毅然拒绝了这份好意。不久，安德鲁又退而求次（或许也是他的真实目的），两度邀请拉瓦锡参与联合公司与法兰西科学院的项目合作。
说实话，在得到兰斯独裁者第二次邀请时，拉瓦锡曾一度心动了。因为安德鲁承诺在兰斯大学里新建一个理工学院，推荐自己担当院长，该学院中还设立有化学——这门全新的科系。此外在科研经费上，比起拉瓦锡从科学院和包税商得到的经费还要高出两倍有余。但要求化学的项目研究课题，必须夹带安德鲁的某些特殊目的：比如强酸、强碱，包括苦味酸在内的印染原料与农业化肥等。
事实证明在科研方面的投入，能极大的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这一点安德鲁比起其他决策者都要睿智且从不吝惜。棉纺机械上的技术革新，促使联合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让法国传统的纺织重镇，里昂市的工商业主们陷入惊恐，后者想着借助行政手段强行打压竞争对方，却被安德鲁轻易的平推碾压。
两天前，那艘在里昂被扣押的运载棉纱制品的商船不仅被河港监管局放行，市政官员还咬着牙陪着笑脸，赔付了客商船主一笔金钱。那是安德鲁借巴黎的罗兰夫妇的书信，以极其霸道的口吻告诫里昂的官员和商人：你们千万别惹我的人和货物。一旦惹恼了我，我发誓一定会来里昂，并向15万里昂市民征税！
这位外人眼中的以专横霸道而著称的检察官（副检察长），不仅有权有势，还善于敛财，尤其善待与资助科学家，注重他们的发明创造。而这些，都令拉瓦锡钦佩不已。重要的是在安德鲁治下，没有无政府主义暴力的存在。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的在于，拉瓦锡认为同为律师出身的安德鲁与自己一样都是天才，真正的天才。从无人能解答的四色问题，到引起法英两国首都饮用水源安全的“傅里叶霍乱地图”，以及改变欧洲农业抗病虫害历史的波尔多溶液，安德鲁都在明里暗地引导其发展。
1790年末，尽管拉瓦锡第一次拒绝安德鲁的邀请，但向安德鲁推荐了自己的学生兼助手，25岁的化学家兼工程师勒邦（法国煤气灯实践者）到兰斯效力。不久前，勒邦写信告诉导师，宣称安德鲁—弗兰克副检察长是一个拥有无穷无尽智慧的学者，一个无所不能的自然魔幻师，一个受上帝宠爱的神眷者……
拉瓦锡已经相信，若非安德鲁将主要才情精力放在政治、敛财与诗歌方面，或许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会与拉瓦锡本人一样出色。
与之相反的，拉瓦锡的妻子玛丽•波尔兹却对安德鲁抱有深深的敌意，甚至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也正是由于玛丽的竭力反对，加之残疾的岳父需要家人照顾，促使拉瓦锡第二次婉言拒绝了安德鲁的合作要求。
由于玛丽•波尔兹的母亲去世很早，从小就在修道院接受比较正规而且传统的教育，使得她拥有着才华和不一般的才气。结婚之后的玛丽不仅是位温柔而且贤惠的妻子，还是拉瓦锡事业上的好帮手好学生，这在当下的科学界非常少见。
两人在结婚之后，拉瓦锡的妻子玛丽也跟随丈夫一起做实验，并慢慢对化学产生了兴趣，同时，她本人也很下意识地去接触和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并且还利用自己的语言天赋为拉瓦锡翻译了很多相关英文版或德文版的科学文献。每当拉瓦锡在科学家集会上做演示，玛丽就安静的坐在旁边绘图、记录。
另一方面，拉瓦锡因为某种原因非常愧对妻子。那是他长期接触各种危险试剂，尤其是早年针对汞（水银）和焦煤等的加热还原性研究，导致拉瓦锡身体严重受损，最终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令拉瓦锡夫妇抱憾终身。基于此，拉瓦锡在大小事务上都非常尊重妻子玛丽的意见，其中就包括拒绝安德鲁的两度招揽。
由于18到19世纪的条件限制，导致那时的化学家们没有太多的安全防范措施，几乎是拿性命做科学赌注，英年早逝的居里夫人与其丈夫同样如此。
对于对妻子的愧疚，当拉瓦锡得知自己的得力助手伊雷内•杜邦在追求玛丽时，他没有任何嫉妒之心，而是默许了这一切的发展。事实上在18与19世纪，对于上流社会的巴黎男人而言，他们的心胸通常非常宽阔，那是主动或被动戴绿帽是一件极其时尚的雅事。同样的，男人们也会拥有不少的情妇。但有两个名人例外，一个就是拉瓦锡，而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名声狼藉的警务大臣，富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