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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代表学派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诸家思想。任何管理思想都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的，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相对于西方管理思想来讲，有着不同的体系和结构，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
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渊源已久，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正式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其主要管理思想是德治、仁政和礼制。
孔子主张积极入世的管理态度，提倡“德治”。“仁”是孔子管理思想中的核心所在，把“仁爱”和“德治”作为管理方法，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宣扬“爱人”的管理主张。
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庸，曾在儒家管理思想中被奉为最高的伦理准则。其中体现了儒家管理辩证法的思想，承认管理双方的矛盾和对立统一，主张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道”，主张调和。此外，孔子提出的“天命观”是儒家管理思想中比较巧妙的一种管理哲学，为后世儒家管理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孔子的管理思想在中国的管理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地位，成为数千年主导的管理思想，是后世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石。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提倡“仁政”。这种管理思想的核心是“重民”，认为“民为贵，君为轻”，承认普通百姓在维护国家管理者地位上的重要作用。孟子在“仁政”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为“仁政”学说找到了有力的论据，以此来论证其“仁政”的合理性。孟子通过对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扩大了儒家管理思想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为儒家管理思想能够成为西汉主导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儒家管理思想家中的又一位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孟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建立统一封建制的管理理论，提出“统礼仪”。认为“礼制”是理想的管理制度。他独创性地提出了“性恶论”，批判了“性善论”，吸收了法家的管理思想，对法治管理的思想予以肯定。荀子改变了孔孟学派管理思想中“天道观”的管理哲学论，由“神本”的天命论转变为“人本论”，这对以后儒家管理哲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董仲舒是西汉哲学家、经学大师，在其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他的哲学体系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儒家的管理思想经过董仲舒的发展确立了在国家管理思想中的主导地位，结束了管理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董仲舒以后，儒学管理思想逐渐开始作为官方管理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它通过教育、科举等社会制度的推行，渗入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逐步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
道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老子、庄周、彭蒙、田骈等。其内部形成了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两个派别，前者思想主要以《老子》《庄子》《列子》等典籍为代表，后者思想主要以《管子》中的《心术》《内业》 等四篇和《经法》 《上六经》 四篇及《淮南子》 为代表。道家管理思想以老庄学派为鼻祖，老庄学派奠定了道家管理思想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的管理思想，道家管理的主要思想是崇尚无为而治。
老子，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被尊为“道祖”，著有《道德经》一书。老子的管理思想核心就是围绕着“道”而展开的，在老子的管理思想体系中，“道”是一般管理规律，是生成万物而又为万物终极归宿的管理精神本原。
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他的管理终极目标即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领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主张“无为”的管理意识，最后达到“小国寡民”这种最原始的“至治之极”状态。
在老子的管理思想中包含着很明显的管理辩证法的观点。“反者道之动”，概括了老子对管理事物的规律认识，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运动之中，并且管理矛盾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军事管理上也包含了深刻的军事管理辩证思想，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管理战略思想，揭示了矛盾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
庄子，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庄子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代表作《庄子》反映了庄子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管理思想。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生万物”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整个客观的管理世界都是人的主体意识所派生出来的。他的管理思想中也具有明显的辩证法思想。主张“登假于道”的管理价值理论，提出“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的农业管理理论，在人才管理上提出了“九征至”的原则。
庄子的管理思想体系中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特别是在管理哲学方面有一些结论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继承了老子朴素的管理辩证法，反对专制管理，要求民主管理，对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及后世的管理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道家管理学说作为一种学术派别影响到国家高层的管理决策是在汉代。这就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末期，在西汉初期十分兴盛，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开始衰退。“黄老之学”就是黄帝与老子的学说，是新道学家假托黄帝立言，改造老子的学说，并综合吸收了先秦各家学说重要内容的一种理论体系。黄老之学一改早期道家疏离政治的态度，转而积极地接近政治权力，并用道家哲理论证法治的主张，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在现实政治的领域为道家学派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黄老之学主张以法治国、赏罚分明、言出必行，也主张用战争来完成国家统一，“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主张“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使统治者少生是非、少扰民，以利人民休养生息。黄老之学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恃，因此它适应汉初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符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所以，在汉初统治者的提倡下，黄老秩序盛极一时。
我国古代的法典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据史书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周穆王统治时期命吕侯制定了《吕刑》。《禹刑》《汤刑》《九刑》《吕刑》，一脉相承。商朝的刑法比夏朝完整和严酷得多。西周的国家机构和法律规定比前代更趋完善，建立了一套远比商代完备，以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结合为特征的管理体系，法律管理体系也不断得到发展。真正系统地出现了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著述是从战国时期的李悝开始的，商鞅形成了系统的法家管理思想，韩非子在发展了系统的“法治”理论后，提出了“法治”的方法。法家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和刑治。
李悝，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李悝作为一个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法经》 共六篇，为《盗法》 《贼法》《囚法》《捕法》《杂律》 和《具律》，对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后世所效仿。《晋书·刑法志》便说：商鞅“受之以相秦”，而“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先秦思想学派的法家学说和我国传统法学，均以《法经》为奠基之作，而它在法制史上的开创之功，更不容忽视。
商鞅，战国时秦国政治家。商鞅在秦国执政21年，变法两次，为秦国奠定了后来统一全国的基础。他在先秦法家中，以重法著称。在法家管理思想发展史上，他第一次多方面阐述了法家的基本管理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法家管理思想。
商鞅非常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他指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反复劝告统治者要“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商鞅认为，只有法律才能解决一切争端，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从揭示法律外部特点的角度提升了法律管理理念在一个国家管理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即“法者，国之权衡也”，进一步提出了“一赏”“一刑”“一教”的管理思想，要统一奖赏标准、统一刑罚标准和统一教育的内容。商鞅的这种管理办法，不仅要求在管理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强制的手段，做到奖赏和刑罚标准统一，而且也为贯彻富国强兵的法令、实现变法扫清了道路。
商鞅还提出了一套“法治”的管理方法。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 商鞅提出“权” 是最重要的，必须由“君”“独制”，这样才能够使“法治” 得以推行。商鞅的这种管理思想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被以后的法家管理思想所继承和发展。
到了战国中后期，法家的管理思想已经逐步走向成熟，韩非子正是在这个时期把法家的管理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非子，战国末期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喜好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著有《孤愤》《五蠹》等，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
韩非子在发展了系统的“法治”理论后，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实行“法治”的方法。即“以法为本”，强调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提出了“人情者有好恶”的管理行为理论及管理矛盾观，他完全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与人的管理关系是以“利”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所以，他认为人们管理行为“皆挟自为心”。韩非子认为人们之间不同的管理地位造成了人们之间利益的矛盾，由此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
韩非子以“理”作为管理世界观的重要范畴，提出了“道尽稽万物之理”的管理思想。他主张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管理机制。他在如何管理国民经济上阐述了公利和富国的原则、“人多”和“事功”的原则，以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原则。他从人性恶角度的管理行为观出发，认为管理不能相信人，提出“法治，赏罚，尽人之智”的具体管理行为理论。
韩非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这一范畴，阐述了管理逻辑学所谓“不矛盾律”，他表述为“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的这种“矛盾”观念的提出，对中国管理逻辑思想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包括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概括起来有如下要点：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和法治。以上要点在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管理思想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并一同构成了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所谓“兼相爱”是指长、幼、贵、贱都要爱护，主张同等地爱天下人，全国上自国君，下至平民，都要在“自爱”的同时和睦相处。所谓“交相利”，是指利人与利己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利人才能利己，利人的同时也是为了利己。只有通过“交相利”，才能使万民齐心合力，国家才能富强昌盛。
墨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墨子，把“义”“利”看作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墨子认为凡符合“兼相爱、交相利”的行为，就是仁义的行为。墨子主张用人唯贤，提出“为政之本”当“不辨贫富、贵贱、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提出选贤才有三种方法：第一，“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即要在实践过程中选拔贤才，不仅要考察被选拔者的“言、行”，还要考查“其德义” 及“思虑”；第二，“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即不能对人才过于苛求；第三，“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要能上能下，不搞终身制。
此外，墨子还提出了用贤需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也就是说，首先，要给人才以高位，否则人们就不会尊敬他；其次，要给人才以厚禄，否则人们就不会信任他；第三，要赋予人才相应的政务上的权力，否则人们就不会畏惧他。由此可见，使人才有职位、有权力、有金钱，是确保组织取得成功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机制。
战争是由计划、组织、协调、指挥等诸要素组成的，所以战争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中国兵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基本规律理性认识的总和。兵家强调预谋，《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为其代表作。
孙子，是春秋末期的吴国将军。他所著的《孙子兵法》总结了商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上百次战争的决策和指挥，以及战略、战策和经验，结合当时的兵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兵家管理理论体系。兵家管理理论从此摆脱了原始的零散状态，开始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过程。
《孙子兵法》开篇就提出了“经五事，校七计”的系统思想。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各个方面的因素和情况，但关键是“经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的因素：“道者，另民与上同意也”，要老百姓与统治者同心同德，也即“人和”；“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即时机或“天时”；“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即地理位置或“地利”；“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要有智有谋、诚信、仁慈、勇敢、严明；“法者，曲制、管道、主用也”，即强调编制与制度规范。知胜负还要“校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兵法》强调预谋，即要有预见性，要进行正确的决策和谋划：“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败；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提出“全胜”和“利害”的决策管理思想，把“全胜”作为管理世界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孙子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在人才管理上重视领导者的“智、信、仁、勇、严”五种品格，提出了“举贤授能”的人才管理思想。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遗产之一。各计所含内容，多属古代兵家诡谲之谋，可以说它是采集兵家之“诡道”，专讲军事谋略的一本兵书。《三十六计》中的多数解语，是选用《易经》的语词为依据的。所以《三十六计》的兵家管理哲学倾向是道家管理哲学思想。《三十六计》用《易经》中的阴阳变理，推演成兵法的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劳逸等对立关系的相互转化，使每一计都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色彩。所以我们说《三十六计》是兵、道合一，以道家哲学思想支撑兵家管理观念的典范。全书体现了作者具有“发展”和“差别”的战略思想，认为要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不断变化不同的战略思想，以取得自己的发展。同时，要掌握双方的差别，根据彼此的差别不断变化自己的战略。书中还体现了运用时机和技巧的战略思想，抓住时机，寻找战机，注重技巧，最后取胜。在书中还论述了全军士气、氛围对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强调要不断鼓励我方士兵的斗志，给予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