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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于中医的成才之道，要从更高层次上去思考、去理解。怎么给中医分类？我认为，最好的分类就是《难经》中的方法。《难经》把医生分四类——神、圣、工、巧。不但分了四类医生，而且对四类医生的判断标准也很明确：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这四类虽难以理解，但却能表现出医的高下之分。例如，扁鹊、张仲景都是通过望诊看到人的变化以后，判断病在何处，这是医生的高明之处。通过我这三十年的临床实践，以及从我所看到和读到的名医、名家、名师、大师级的人物来看，我认为当今这个时代，要衡量一个医生的高低，也要依据这四个方面。
那天开会有人说，一个乡村的某大夫，治某病开了一个方子，跟国医大师开的方子一模一样。那么，这两个人，谁的水平高，谁的水平低？很难衡量。中医，似乎分不出高、低、上、下。对这个问题，我的解释是，方子可以一样，但这个方子开出来的过程，决定了医生的水平高低。
最基本的中医大夫，实际上是用药看病。病人来了他看完了以后，开了几种药，这几种药能治这种病，几样中药堆到一起开个方子。学点本草就看病的大夫很多，乡村的医生在山上采几味药弄一弄，就可以给人治病了，这是用药看病。
第二类，是用方子看病。什么叫用方看病？用药看病，就相当于我们用单味药、两味药给人治病；用方看病，就是在这个处方之中，体现了中医学的理论，方药分大方、小方、奇方、偶方，有君臣佐使的配伍，还会体现出七情配伍（相须、相使、相畏……），是在理论指导下用的方子。
第三类，是用心来看病。此类需要经过一番理论思维，通过一番诊断和鉴别诊断以及方子的选择，最后确定病人用什么方子来治疗。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临床经验、理论作为支撑，这个方子就开不出来。虽然这个方子开出来，有可能会和无方看病开出来的方子一样，但是两者层次不一样。
最高层次，实际上是用神看病。即抓住了疾病的核心，对于病、病人、诊断、治疗、用药，可以说达到了古人所讲的开方用药“丝丝入扣”的水平。两个名医水平一样，开方基本差不多，如果这两个方子开得差别很大，一定有一个有问题。有人说，中医看病十个医生十个方子。错了！十个医生十个方子就有问题了，这十个医生水平不一样，这十个方子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高明，那九个就一般，或者都不高明，但认识问题的标准不会变化。
给大家举个例子，姜良铎姜老，董建华董老的高徒，以治温热病、呼吸道疾病而见长。他的一个博士生叫刘承，现在在北大医院，研究姜老治疗咳嗽的临床经验。姜老从四十五六岁开始，就把他的病历录入成电子病案。到刘承研究的时候，光咳嗽的病历就将近2000多个，他对这2000多个病历的临床用药进行了数据挖掘和分析，但光用这些数据说明不了问题。这个学生也很聪明，他把著名医家叶天士治疗咳嗽的医案全部拿过来，包括《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只要确认是叶天士的医案就全部拿来，拿来之后，对叶天士的用药也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对比之后，发现两个不同时代的医生，在临床用药方面竟然有惊人的相似！前50味药基本一致，只是在序列、排位上有些许差别。所以说，我不相信一个病人经由两个医生看完以后，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子，一定有一个医生不会看，他们站的层次不一样。
当时，有一个英国的研究者问我：刘大夫，你们中医主治医评价不应是一样的吗？怎么还会出现主治医评价不同的问题呢？我给他打了个比方，从北京到天津，100年前怎么去？最快的是坐马车、骑马，然后是走路。骑马也得好几天，走路得半个月。因为那个时候的工具、能力，只有走路、骑马、坐马车、赶驴车而已，你能掌握的技巧就这么多。如果我对100年前的人说，我现在去天津30分钟就能到，一定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甚至以为在胡说八道。可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掌握高铁技术，根本不懂得这个技术，才会有这种想法。中医看病也是如此，你掌握了这个技术，可能开方子一下就好了；你没掌握这个技术，则可能就慢一点儿；你技术弱一点儿，可能再慢一点儿，疗效再差一点儿。所以，衡量一个中医的水平高低，如果两个人的层次都是在懂得坐动车上，应该不会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一定是他两个人所掌握的技术不一样。对一个临床医生的评价，我们也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认为十个大夫十个方，中医永远也不会有统一标准，是对中医的不理解，认识不到位，没有掌握中医的“内在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