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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绍圣元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〇九四—一一〇一）
在元祐九年（一〇九四）秋天，有两个女人逝世，就是苏东坡的妻子和当政的皇太后。我们几乎相信两个女人都是苏东坡的守护神，说来似乎神秘难解。她俩的去世和苏东坡命运的逆转，赶得极巧。苏东坡的妻子死于八月初一，太后则死于九月初三。苏夫人死时，苏东坡正红运当头，这时苏夫人去世，正好躲开了苏东坡一生中最为凄苦伤心的一段。苏东坡应召离开扬州还朝之后，先做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子由则官居门下侍郎。苏东坡的夫人曾陪同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她那等级贵妇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耀，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已然婚配，都在身旁。迈是三十四岁，迨是二十三岁，过是二十一岁。次子娶的是欧阳修的孙女。所以苏夫人的丧礼是完全按着她的身份隆重举行的。她的灵柩停厝在京西一座寺院里，一直停到十年以后，子由将她的遗骸和她的丈夫埋在一个普通的坟墓里。苏东坡给她写的祭文措辞妥帖，典雅含蓄。说她是贤德的妻子，贤德的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己出。丈夫宦海浮沉，穷达多变，为妻子的一直心满意足，绝无怨尤，苏东坡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名画家李公麟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生乐土时，将此十张佛像献与亡魂。
说真格的，皇太后，也就是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宗之祖母，也曾经是苏东坡的守护神。她之去世也就是苏东坡的没落之始，也是她当政期间那些贤臣的没落之始。这位贤能的老太后已经感觉到一种政情的改变，因为皇孙已经在她身边长大，而且她对此皇孙之品性十分清楚。这个孩子有点儿艺术天分，可是在别的方面则很轻率鲁莽，脾气暴躁，颇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养成了对祖母的反感，这颇为王安石一帮人所利用，并且很可能最初是由王安石那群小人挑拨而起的。
在老太后去世前十天，六位大臣进宫探病，其中有范纯仁、苏子由。
老太后说：“我看我也好不了啦，与诸卿见面之日已经不多。汝等要尽忠心扶保幼主。”
众大臣将要退去之时，皇太后示意范纯仁留下。皇帝哲宗即命别人退下，只留下范纯仁和吕大防。
皇太后捉到一个窃窃私语之下的谣言，说她阴谋不利于当今皇帝，想使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她说：“先王神宗皇帝嘱咐老身在当今皇帝年幼之时处理国政。在过去九年，诸卿曾否看见我对我娘家高姓特施恩典？”
吕大防说：“没有。太后从未对娘家特别开恩，而是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
太后两眼垂泪，她说：“我自信诚然如此，也因此现在我临终见不到我那亲生的儿女。”因为太后没使自己的儿子在京为官。
吕大防说：“臣深信太后必可早日康复，要听大夫的话，现在最好不要说这些事情。”
皇太后说：“我想在你们面前告诉皇帝几句话。我知道我死之后，大臣之中有很多人要愚弄皇帝。孙子，你可要提防那些人。”说着转脸向吕、范二人说，“我的意思是，我死之后，你们二人最好辞官归隐，因为幼主必然另用一批新人。”
然后她问近侍是否已邀请来探病诸大臣留此用膳，她向吕、范二大臣说：“现在去用饭。明年今日，莫忘老身。”
皇太后刚一去世，苏东坡即获得外放。一如他之所请，他的任所是个问题诸多，号称难治的地方。他奉命统领河北西部，并指挥该地区的步兵骑兵，官衙设在定州，离北平不远。按照宋朝制度，文官往往担任军职，而以武将为副手。苏东坡担任此一官职一段时期，甚为有趣，因为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画家如何在军旅中发号施令。当时军中行政腐败，兵饷过低，衣食俱差，军营破烂。处处腐败，军纪废弛。士兵与军官沉溺于酗酒赌博。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苏东坡开始修缮营房，整饬纪律，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先使士兵吃好穿好。
有些低级军官看见苏东坡惩治腐败的军官，前去密告上级。苏东坡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不要管，这是我分内之事。若许下级官兵控告上级官长，军纪岂不荡然无存！”于是他也将此告密者一并惩处。他任一地方军之首长，对自己当受之礼貌尊敬，甚为重视。他身着正式戎装，举行校阅，与将校副官按照等级站立。当时军中首领王光祖，乃一骄悍老将，在此统制此一驻军多年，现在觉得自己的权力渐被剥夺，在一次校阅之时，拒不参加。苏东坡下令命他参加，老将只好听从命令。
一个王朝若是不发生悲剧，若想保有此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间闻所未闻的，经所未经的。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以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造物不容许某一家一姓将英才独占，所以路易十六不同于路易十四，乔治三世也不同于乔治二世。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民主国之所以得以成功，要拜谢这两位法英帝王的神经质的头脑之赐了。
现在身登王位的幼主，年只十八岁，而性好女色，时常辍学。因为元祐年间的士大夫给太后和幼主上表进谏，劝幼主不应当沉溺于女色，应当研求治道，好学深思，因此小皇帝对元祐这些儒臣早存厌恨之心。皇帝四周时常有二十个双十年华的少女伺候，这也是皇家老例。后来，皇帝告诉章惇，说一天忽然发现十个宫女全都不见，另来了十个接替她们。几天之后，这十个又遭撤换，临走告别时，显然都曾哭过，好像曾被祖母严密盘问过。
这位年轻皇帝何以对两位大臣如此痛恨，必须说明一下。刘安世几遭谋杀，幸遇一个好机会，才得活命，范祖禹则遭流放而死。前四五年，出了一件事。一天，刘安世想为他嫂子雇一奶妈，居然不易找到。徒然等了一个月，刘安世大发脾气，向佣工介绍所的老妇人问为什么找不到人。
老妇人说：“大人，小的正尽力找呢。宫里的总管大人要十个奶妈，今天才找到送去。”
刘安世大惊道：“荒唐！皇帝还没娶后，雇奶妈干什么？”
老妇人解释说，东宫门的老爷们向她严厉嘱咐要她保守秘密。刘安世还是不肯相信。他给宫廷内总管办公室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短信，那个朋友证明是确有其事。因此，刘安世上了一道表章，几件事之中有一项，他说：“乃者民间欢传宫中求乳媪，陛下富于春秋，未纳后而亲女色。臣初闻之，不以为信，数月以来，传者益多。言之所起，必有其端。”他警告说，如果任凭闲话这样传下去，民间恐怕对此事不高兴。
另一个大臣范祖禹，给皇帝上书说：“臣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岂可不爱惜圣体哉？”
有人说这谣言是出乎误会。一天，散朝之后，皇太后要吕大防暂且留下，对他说：“关于宫中雇奶妈之事，刘安世上了一道表章。他用意至善，只是不了解其中实情。皇帝并不需要奶妈，是几个小公主还要吃奶。皇上一直和我在一起，夜里睡在内宫。这种谣言，毫无根据。我问过宫女，问不出什么。告诉刘安世，不要再奏这件事。”
吕大防说：“刘安世是御史，按照习惯，我做宰相，是不能私下见御史的。”
皇太后说：“那么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他呢？”
吕大防说：“我常在集英殿看见范祖禹。我告诉他太后的意思，叫他告诉刘安世。他俩也是同乡。”
太后说：“范祖禹也奏过这件事，你告诉他也不要再奏了。”
等这话传到刘安世，他对范祖禹说：“这与圣德有关，我怎么可以闭口无言呢？你为陛下近臣，也应当直言无隐才是。”
范祖禹回答说：“我已经说过。”
二人认为雇奶妈之事虽然也许出于误会，他们还是应当忠言直谏才是。但是刘安世得罪的尚不仅是皇帝一个人。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还反对过对章惇的赦免于罪，因而惹起此一邪恶阴险的小人毕生大恨。
在另一方面，章惇，这个苏东坡的故友，则利用年轻皇帝的好色。后来有人因此弹劾他：“以倡优女色败君德，以奇技淫巧荡君心。”他知道皇帝的宠姬是“刘美人”，并不是皇后。我们不必详叙此皇后的经历，北宋灭亡之后，她还在世，她的荣枯沧桑史，可以写成一部好小说。我们只提她曾被诬告用邪术吧。有人用道士的符咒纸人从窗口扔到她屋里，恰巧又被调查者发现。宫女在折磨笞刑之下，被迫做证说，曾经看见皇后用针刺在刘美人的纸像心上，这是道士的邪术，能使本人心痛。有三十个宫女几乎被鞭笞而死。这件案子不由正式法庭审问，而是在宫中暗中进行的。皇后于是被正式贬为尼姑。刘美人这才扬言心口不再疼痛。她被立为皇后，而年轻皇帝也快活了。可是，后来这位刘美人却因故寻了短见。
帝国命运之所寄，国家治安之所系的宋室皇孙，竟是这样的性格。几个奸佞之臣来玩弄这么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国家陷于无可救药的混乱，已可未卜先知了。
新朝的新口号是两个字“绍述”，是率由旧章无违祖制之意，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合理合法的。皇帝立刻就要将神宗的新政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这样，在皇太后摄政期间的老臣，都可以被控破坏他父王的德政之罪，这就是不忠于先王。在以前控告苏东坡时，就屡次以此为题。但是神宗自己的生身之母，在皇帝和大臣面前，曾经证明神宗晚年已然深悔过去的错误，这反倒不足重要。众官员曾提醒皇帝皇后对他们所说的话，也不足为重。对所有反对新政的政党，都挂上破坏先王德政的罪名而贬谪之，倒是方便省事。
现在是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的初夏，在“三面杨”推荐之下，章惇官拜相位。为了使皇帝深信所有元祐诸臣都是皇帝的敌人，章惇以他们都犯有破坏先王的新政之罪，而予以控告，还嫌不够。章惇这群人都是精明能干的政客，他们必须使皇帝痛恨所有元祐诸臣不可。当然，最足以伤害到皇帝个人的，莫如说某人当年曾与皇太后密谋夺取他的皇位。由于死无对证，又由于对宫廷官吏采用刑逼，阴谋之辈自然能捏造莫须有的造反谣言。
当年老皇太后摄政之时，章惇和蔡家弟兄皆投置闲散。蔡确因怨生恨，因而传播太后要使自己的儿子身登皇位。蔡确的阴谋败露，被流放而死。现在皇太后已死，谣言复炽，成了重要的政治问题。
现在他们控告的，是司马光和王珪是此一阴谋的共犯。但除去据说有两段对话之外，别无证据。已死之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据说司马光曾经和范祖禹讨论过此一问题。范祖禹而今正贬谪远方，即便受到盘问，一定坚决否认。总之，现在已经捏造出一个印象，就是老祖母在世之时，一直想排斥自己的孙子。她的两个私人秘书，一个叫陈衍，已经被贬谪到南方，于他不在京都时，把他的案子审问判决，判处死刑。另一个调进京来。章惇和他打过一段交道。在使他受了一段苦刑之后，章惇告诉他面前有两条路走：一是死，一是以皇太后秘书的身份，为这次诉讼，证明皇太后曾经密谋排斥她的孙子。那位秘书大呼道：“天哪，我怎么能证明皇太后没做的事呢！”他不肯屈服，调查就必须再往深进行。但是章惇和蔡氏弟兄，却弄得皇帝对司马光和元祐诸臣觉得疑云重重了。
皇帝问：“所有元祐诸首脑人物都会如此吗？”
章惇回答说：“他们都有此意，只是没机会实行罢了。”
一个推翻皇帝的大阴谋已经揭开，年轻的帝王冲冲大怒。一群奸党甚至说要把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幸亏幼主还没糊涂到误听此等谗言的地步。他对章惇说：“你要我永远不进英宗先皇帝的祖庙吗？”但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与苏东坡同时，有三十几个元祐期间的大臣受到降官或贬谪。惩处大臣人数之众，为往古所未有。章惇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现在冒着恶魔般的怒火进行疯狂地报复，因为皇太后摄政期间，他曾身遭监禁，当年苏东坡预测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当权了。正如同他当年横过下临不测之深涧的一条独木桥，他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京都之时，他曾和他族叔的情妇通奸，他曾经从窗子跳出来，砸伤一个街上的行人，但是那件事情没有认真起诉。在王安石当权之时，正人君子派的大臣都因进忠言而丢官，章惇则左右逢源，步步高升。
现在章惇刚在四月官拜宰相之职，他立刻把旧日的狐朋狗友都召还京都，畀予重位。这一群人，也非比寻常，都是精力过人，长于为恶。“三面杨”是他的莫逆之交。蔡确已死，但是别的人还活着。巨奸吕惠卿又已得势，但因过去名声狼藉，并未能飞黄腾达。其他王安石的亲信，如曾布，也已经奉召还朝。北宋的歪才巨擘蔡氏兄弟，现在又跨踞政坛的津要之位，以其虐政引导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倘若中国历史上要找一个时期以其极端的残暴混乱著称，则非蔡京当政时期莫属。他给皇帝建造一座精美的花园，因此使百姓遭受的荼毒，在中国历史上，到了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皇家一座乐园也无须乎压榨那么多的民脂民膏，使老百姓那么肝脑涂地呀！园中的奇花异石，每一件都要了几条人命。一读徽宗的赋和大臣作的诗，赞美御花园犹如神仙世界般的美丽，以及其假山、溪流、岩石等，使人脊椎打战，感觉到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悲剧意味。其悲剧意味，是在于这些诗赋作者并不知道那背景之凄惨可悲！
若把这第二次对儒臣的迫害和王安石的放逐政敌相比，第一次迫害，只是小孩子的把戏而已。司马光和吕公著已死，但不得在九泉之下安眠。这两位当年的宰相，躺在坟墓之中，仍两度遭受降级，并剥夺爵位和荣衔。但是这还不够，章惇曾正式提请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砸烂棺木，鞭笞尸体，以为不忠于君者诫。在年轻皇帝的心目中，司马光是元祐年间不忠不信、邪恶奸慝的征象。在朝廷上这样讨论之时，所有其他大臣全都认可，只有一个人，许将，一言不发。年轻的帝王对他打量一番。散朝之后，命许将留下。
皇帝问他：“你刚才为何闭口不言？”
“因为臣认为说话并无用处，而且只为本朝留下一个污点。”
皇帝并未下此诏书，章惇并未如愿以偿，但是他的其他迫害阴谋却成功了。司马光家的财产没收了，他的子孙的俸禄官衔取消了，朝廷给司马光坟墓上赐建的荣耀牌坊拆除了，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给磨平了。一个官员甚至奏请朝廷应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予以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保全。章惇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凡是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则绝不可放宽。曾布屡次劝章惇和蔡氏兄弟不要行为太过。他说：
“我想削除朝廷官员后代子孙的官爵荣衔等一事，我们不要开其端。不要忘记，这种情形也许有一天会落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再者，司马光和韩维的子孙受皇家恩赐已经十年左右。一旦削除，近乎残忍。”
章惇说：“不然，韩维辞官也不过在数年之前。”
曾布又接着说：“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再者，他当权的时间也不久。要坚持惩处后代，那就只惩处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好了。我觉得咱们不应当惩罚所有他们的后人，只要削除死者的爵位也就够了。”
章惇说：“这又有什么用！甚至开棺鞭尸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把死人降级，他们又吃了什么亏？咱们能做到的最实际的，就是惩处他们的后人。”
曾布说：“你若那么做才满意，可是咱们还再多想一想，我也没有别的，只要咱们千万别创下先例。”
曾布以富有经验者的声音这样说，章惇后来果然作法自毙。他对苏东坡兄弟苛酷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期间，他都不愿人家有一个舒服的住处。子由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中逐出，迫得人家向民家租房居住。章惇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借用官势，强租民房。这个案子又经官家调查，子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后来，章惇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居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焉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
章惇并不是虐待狂，他只是一心想报仇，又怕不把敌方斩草除根，怕有一天会东山再起。除去韩维之外，所有官吏都被远贬到南方或西南，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或充军，或当酒监，仇恨不太深者担任太守职务。甚至年迈苍苍的文彦博，与人无冤无仇，四朝为官，在九十一岁高龄，也降级罢黜，遭受屈辱，一个月之后，便呜呼哀哉了。吕大防、范祖禹、刘挚、梁焘，都在流放中丧命。以上最后二人同死在七日之内，而此时章惇曾派出两个特使向各流放中的官员暗示自杀之意，使人相信他们都是被暗杀而死的。章惇胸中仇恨会如此之大，他竟发出命令不许梁焘运尸回籍，归葬祖茔。这是中国人认为最残忍的一类行为。
章惇最恨之入骨的莫如刘安世，因刘安世曾反对朝廷赦免他。朝廷曾派一个使臣远至南方把老太后的一名秘书处决，章惇也要他去看刘安世，因为当时刘安世也流放在南方，让使臣暗示刘安世自杀。刘安世是有名的好人，使臣竟不忍心开口。章惇不能达到目的，乃和当地一商人勾结，给他一个税吏的职位，让他前去谋害刘安世。这个商人已经在前去害人的途中，匆匆忙忙之下去完成此项杀人的任务，以使刘安世来不及逃脱。刘安世家已听到此消息，全家正在哭泣，但是刘安世本人则泰然自若，饮食如常。半夜时分，此商人到达，走到门口，竟口吐鲜血，倒地而亡。刘安世后来竟得寿终正寝。
在此残酷的迫害暗影里，范纯仁的性格人品还放出一道光明。苏东坡遇见名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甚早，那是在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三人入京途中，在江陵小住休息之时。后来一直相交甚善，彼此敬慕。但是苏东坡与他的交情不像和另外那两个姓范的朋友——范镇和范祖禹之间那么亲密。范纯仁为官清白，为名相之子，而且是接受太后遗诏的两位大臣之一。年轻的皇帝知道他的名望，所以迄今还未予加害。在四月，苏东坡与另外三十人同遭流放之时，范纯仁请辞官归隐。在他的力请之下，皇帝允许他退隐于京都附近家中，而章惇则想把他和那三十人一同流放。
章惇说：“他也属于那一党。”
皇帝说：“纯仁公忠体国，并非元祐党人，他只是要辞官退隐而已。”
章惇说：“但是他之辞官表示不服，显然他与元祐党人同调。”
范纯仁并未家居甚久。吕大防，他虽然并非重要领导人物，但为政斐然可观，现在已经七十多岁，身老多病，已然在外流放一年有余。按照儒家的人道精神，如此相待，实属不仁。但是没有别人敢挺身而出，为此老人一言相救，只有范纯仁肯冒此风险。范纯仁的亲友都设法阻止他，但是他说：“我年近古稀，两眼将近失明，难道还愿贬谪外地跋涉千里吗？但是此事我义不容辞。我知道后果如何，但是势在必行。”他上书当朝，请恕此老相，自己当然也被流放到南方去了。
老人欣然就道，由孝顺和睦的一家人跟着。每逢子女痛骂章惇，他就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他被救上来，衣服全都湿透，他转身向子女们戏谑道：“你们把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他几乎眼睛已经看不见，但是仍然和家里人过得很快活。后来，这位年轻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即位，对他爱护有加。朝廷派御医前往诊治，并想要他重任宰相，但是他谢绝不就。在他遇赦之时，他家已经有十余人贫病而死，他自己则死于北归途中。
这次迫害自然也包括苏门四学士。流放出去的人也难落个消停，因为他们在流放中时，官位还继续被贬低，而且还随处调动。朝廷为迫害元大臣，还特别设立机构，所以元大臣无一得以幸免。此一机构把由神宗元丰八年（一〇八五）五月至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四月十年间，太后摄政期间官方的资料，全予归档，甄别管理。只要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政策，即以毁谤神宗论罪。在他们经详细调查之后，先后惩处了官吏八百三十人，分类档案计有一百五十二卷。终于在建立元祐党人碑时，迫害达于极点。元祐党人碑见第一章。
三月里，子由遭到罢黜，他是一直反对归回祖制的“绍述”政策。但是他遭罢黜的方式，足以证明那位年轻皇帝的昏庸。子由从历史引证前例，表明后代帝王往往修正前代帝王的政策。在那些伟大帝王之中，他引证的是汉武帝，在汉武帝统治下，中国的疆土开拓到突厥以外各地。那时章惇尚未拜相，当时有一李姓官员，想把子由的地位取而代之。他向年轻的皇帝说，子由把神宗比为汉武帝，是对神宗不敬。小皇帝对历史无知，信以为真，便削除子由的官职，发到汝州为太守。数月之后，又调到高安。
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四月，章惇为相，他首先拿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被罢黜，剥夺了官阶，调充英州太守。他并非不知道会有这类情形，不过不知道第二次迫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皇太后去世后，在往定州就职前，他正式辞行时，皇帝未允谒见，他就觉得危险即将到来了。他曾先后教过那个年轻皇帝八年之久，对他很了解。一年以前，他曾在一道表章里向小皇帝说得很露骨，倘若他不纳臣子的忠言，苏东坡宁愿做“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也不愿在朝中担任侍读之职。
可是来日如何，他并不真知道。左降英州太守并没有什么特别苦吃。章惇也算他的故交之一，在年轻时他和章惇往陕西山中游历，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二人还始终算是朋友。他自己的遭罢黜失官，他倒不以为奇。向朝廷弹劾他的数十条罪名，也是旧有的，而且已经弹劾多次。不外乎是“毁谤先王”，这个罪名是攻击元祐旧臣的陈词滥调。而罪证是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代拟圣旨罢黜王安石一派小人。他代拟一般的圣旨倒无何重要，因为他是奉太后之命行事的。罢黜苏东坡的圣旨如下：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
苏东坡现在要跋涉一千五百里，自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他觉得他一生只是一站一站地往前走，而现在只是在他人生旅途中的另一步，这旅程是他呱呱落地时已由神灵决定，不过到现在他才充分明白罢了。在他五十七岁时，他已经饱历命运的荣枯盛衰，现在命运的转变，在他也不以为奇了。命中注定他最后要完全与政治断绝关系，要符合他的夙愿，使他去度求之已久的常人生活。他现在向前行进，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安谧宁静。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何等问题，何等情形，他都以真诚勇敢之态度相向，他愿把一切付诸天命。
苏东坡以第一个牺牲者的身份，横越中国南部巍峨雄伟的山脉，受难之中却有一份卓尔不群的优越感，他与家人起程南下。他弟弟子由已然在汝州上任，离国都很近，苏东坡先去看他，在金钱上弄得些接济。苏东坡对理财一事，并不见长。虽然在皇太后摄政九年期间，他走过一段好运，但时常各地调动，俸禄随即花光。另一方面，他弟弟子由宦途较为平稳，直升至宰相之位。苏东坡前去时，子由只能给他七千缗，供他家人在宜兴安居之用。他从子由处回来，发现又官降一等，但到南雄的派令并未改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使人读之恻然的表章，请求允许乘船南下，作为对老师的一点儿恩宠。他怕陆行一千五百里，会身染重病而死于道侧。所请得蒙恩准，他送全家，包括三个儿媳妇到宜兴的苏家。大家泪眼相望，苏东坡决定只带朝云和两个小儿子同行。
他们到了南京对岸的仪真，已经是六月天气，迫害元祐儒臣的行动正在雷厉风行，名公巨卿之遭流放者，已有三十余人。苏东坡现在是第三次降官。他已经不够太守的资格，而是改派到广州迤东七十里的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情况已完全不同，他决定让次子回宜兴农庄去，自己只携二十二岁的儿子苏过、朝云、另外两个老女仆前往。他的门人张耒，这时是靖州太守，派遣了两个老兵一路伺候他。
但是沿途穿过美丽的乡野，经过高山深谷，看动人心神的急流高山，苏东坡都充分观赏。他坐的是一只官船，在九江以南鄱阳湖停泊时，出乎他的意料，第四道命令又来到，又把他贬低官阶。运输官听到这条命令，派一队兵来要将船收回。兵来到时正是半夜。苏东坡与军官商妥，许他在船上住到次日中午。这时离通往南昌的湖上码头还有十二里。他若运气好，明天午前能到南昌，就安全无事；若遇逆风，他和全家以及行李就只好被抛下船来。他到龙王庙去祷告，因为龙王是主管水上安全的。他向龙王陈明他如今身陷困难，他说明天早晨若到不了目的地，便需露宿野外了。他刚一祷告完毕，一阵强风吹来，船帆张满，船向前行走极快，还不到吃早饭时间，船就到达了。后来，在他回程时，他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
在九月，他跨越有名的大庾岭。大庾岭在中国古代为赴广州的旅客必经之地。这道关隘是一条遥远危险的旅途，通过之后，便到了另一个境界，多少旅客往往是有去无回的。一条铺石头的路，在关隘两侧各有三四百码长，道旁有浓荫茂密的树，为旅客遮蔽太阳，供旅客歇息。行人到此，不由得喟然兴叹，多在岩石上题诗寄慨。立在此处山峰上，头上云天，不过咫尺，苏东坡觉得自己犹如梦游，不复知自己肉体之躯在何处所了。从那样高处，他能看到人的渺小，行为的卑鄙，山上的清风把他胸中的尘思俗念，一扫而空。横过了关隘之后，他游历今日的南雄和南华寺，中国佛教禅宗的圣地。
在南雄和广州之间，他碰见道士老友吴复古。从此之后，在苏东坡流放期间，他一直与吴复古交往很密切。吴复古是一怪人，在过去那些年，在苏东坡的生活里，他曾在不同的处所突然出现。苏东坡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济南，后来又在京城碰见他。此人从事何种活动呢？难道他没有职业？他以何为生？他与苏东坡要好，难道是有所求取？特别是等到苏东坡在朝得势之时吗？可是他向苏东坡从无所求，也不曾求苏东坡为他转求他人。过去不知他流落何方，而现在又忽而相遇，不在别的地方，偏偏在此，苏东坡又遇到他。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这是道家极其重视的，由于身体强，欲望少，他们大多能过一种为人所艳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要获得此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必须摆脱名利，吃粗茶淡饭，穿衣住处不讲究，步行千里，睡在旷野，不视为苦事。吴复古对此世界一无所求。他时隐时现，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
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十月二日，是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两年，苏东坡到了惠州。好多事对他都显得新奇，可是又似乎熟悉。广东是亚热带，他看见橘林、甘蔗、荔枝树、香蕉园，还有槟榔树，绝不是个不适于生活的地方。有两条河自北流入，在城东汇合。前半个月，苏东坡在地方太守礼遇之下，住在政府官舍中。他立在两河汇合处的合江楼上，看见宽广的溪流在下面城边流过，对岸归善县的县城，就建筑在陡斜的山坡上。沿河是岩石和巨大的卵石，闲散的人正在那儿钓鱼。城的正北就是罗浮山和象头山，他知道以后他会去揽奇探胜的。
这里就是中国的南方，和他以前所想象的不一样，处处是浓绿的草木和亚热带的水果，的确是“岭南万户皆春色”。当地百姓看见苏东坡这位诗人，都觉得惊讶，不知他为何故被贬谪到他们这个地区来。苏东坡想到苏武，苏武被匈奴单于流放到漠北，从没料到在暮年还能回到中国；他又想到管宁被流放到辽东，竟愿居住在那里终身不去。惠州很美，当地居民也对他很好。等后来他迁到对岸的嘉祐寺之后，他说不久“鸡犬识东坡”了。
在对岸松风阁里他写了一封短笺，把他对人生的态度表现得最好。搬到嘉祐寺之后，他常在山顶的松风阁里流连不去。一天，他正回家时，看见松风阁高高超出树顶之上，他的两条老年的腿感觉到疲倦。他忽然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人若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如今他又恢复到“依然故我”了。在广州之时，他买了些上好的檀香，现在喜欢闭门静坐，细闻此香味，思想往日过错。有时窗外凉风徐来，他下午酣睡，等屋顶一只乌鸦把他唤醒，忽然觉得自己已然无官一身轻。看见宽阔的河面反光，映入书斋，他心想，这与明月在天一样好。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以为天空有云、有月光会更美。他以为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
他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黄州老朋友陈慥写信说想来探望，由汉口到惠州有一千里之遥。苏东坡给他回信说：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辊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来，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三月四日（绍圣二年）
他外在的生活绝不寂寞。可以意料得到，所有邻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此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惠州东、西、北三面，计有五县的太守，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变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参寥、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七百里给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老不曾听到父亲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他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庾岭，走得满脸紫赯色，两脚厚趼皮，他走到了。
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与家庭保持联络。道教奇人吴复古和他同住数月，随后两年，在惠州和子由官职所在的高安，时常往返。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惟谦，不辞两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桂酒”，他说桂酒不啻是仙露。他给陆惟谦写信开玩笑说桂酒一端即足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而陆惟谦果然来了。
每过几天，太守詹范就派他的厨子带着菜到苏东坡家来做。过几天，苏东坡就到城西湖边朋友家喝几杯。那片湖位于山麓，旁边有一座大佛塔，两座庙。有时他去钓鱼，一直坐在岸边一块巨大的卵石上。一天，他钓到一条大鳗鱼，他带着鳗鱼和酒到太守家去，在那里吃饭。苏东坡常去游白水山，有时他带着儿子，有时和本地太守或新来到城中的朋友一起。
他给弟弟子由的信，其中有几封读之可喜。在一封信里他谈到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
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煮熟热酒漉，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綮，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一。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饱刍豢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虽戏语，极可施用。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
到了惠州，苏东坡最大的发现，是此地无酒类的官方专卖，每家各有家酿。由此时起，他开始品尝桂酒，这时他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知己。在给朋友的好多信里，他赞美此酒的异香。此种酒微微带甜而不上头，能益气补神，使人容颜焕发。在一首诗里苏东坡盛夸此酒，如果此种酒能开怀畅饮，会感到浑身轻灵飘逸，可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溺。他打听到桂酒的酿造法，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之下，所以只有寻神求仙的人才能寻到。
苏东坡写了至少有五六篇酒赋。最有趣的是《东皋子传后记》。东部某太守以酒相赠，他刚刚读完汉代以酒量之大出名的《东皋子传》。在他谢太守赠酒的信里，他写了又启，叙述他饮酒的习惯，偶尔添写了两条人生至乐，不高明的作家必然会增加到四五条，或写个没完了。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常以谓人之至药，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则与之。而尤善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斗，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苏东坡写过一篇《酒颂》。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他描写陶然微醉的快乐，也会为之神往的。
浊醪有妙理赋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曲蘖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东坡不但是酒的鉴赏家和试验者，他还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个时期，他曾试做橘子酒和松酒，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写的《松醪赋》里，他曾提到松脂的蒸馏法，但是如何制酒却未明言。在惠州他造了桂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尝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酒子是在米酒还未曾充分发酵时取出来的，所以其中酒精成分甚少，实际上有些像稍带酸味的啤酒。有一次，在一首诗前的小序中他说他一面滤酒，一面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了“真一酒”的做法。这种酒是白面粉、糯米、清冽的泉水这神圣的三一体之精华，做成之后，酒色如玉。上等面粉掺发粉，揉成面曲饼，挂起来干两个月；然后煮上一斗米，在取出之后用水冲净，晾干；再拿三两曲饼，轧成细粉，与米和匀，放入瓮中，压挤极紧，中间留一圆锥形小坑，在中间低处流出酒液时，把刚才留下的一部分曲粉撒在中间低处。等酒液已经够多，把压紧的米切开，放入新煮好的米，其比例为一斗旧米加入三升新米，再加进两碗开水，过了三天到五天，便酿成了六升的好酒。但是时间的长短，也要看天气如何而定。在热天，酵母要减少半两。
说公道话，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个真正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业余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过和迈两个儿子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苏东坡诗和书信中常提到的桂酒。两个儿子都大笑。二子过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他只试过一两次。桂酒尝来犹如屠苏酒。”苏东坡大概是太性急，不能锲而不舍地研究个透彻。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
在哲宗绍圣三年（一〇九六）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终未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竟走了三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终引以为憾。在最后一年，她与丈夫显然是迁到苏东坡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远，是一个方正的贫儒，并未考中科举，但甚喜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心如割”。用这类说法表示伤怀，在中文里虽非什么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伤怀。
他为堂妹写的祭文，显然是得到噩耗之后写的，这篇祭文颇有真诚感触，显示出一往情深之至。文中说，他祖父所有的孙子，只有四个尚在。那四个是东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乡为弟兄们照料祖茔），另一个便是这位堂妹。说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随后谈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两个儿子能长大成人，能够光耀门楣。祭文上说：“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胜振。云何俯仰，一颦再呻。救药靡及，庵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计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樽。”
一年之后，她丈夫也去世，灵柩南运至靖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苏东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个消息，颇使他心中焦虑。在过去四十二年中，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公开指责他内兄家之后，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没和内兄程之才通信或交谈，但只和程家其他弟兄有书信来往。章惇听到这件亲家嫌隙，就特派程之才专程南下担任提刑，处理重大诉讼和上诉的案件。在哲宗绍圣二年（一〇九五）正月，他到了广州，是苏东坡到了惠州的三四个月之后。苏东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过去的事置诸脑后，所以完全不知道会有何等情况发生。由于一个朋友的关系，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确知他别无他意之后，苏东坡派儿子过在他来时去接他，并且带着一封欢迎信，自称：“杜门自屏，省穷念咎。”程之才此时已然年老，年约六十。事实是程之才颇想弥补过去的嫌隙，重获此一门贵亲的友谊。他向苏东坡恳求为他曾祖父（苏东坡的外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也许是亲戚毕竟是亲戚，也许是眉山城皆以苏东坡此位大文豪为荣，而程之才也颇有此荣誉感，于是双方的关系又显得真正亲热起来，由双方交换很多信件诗文，苏东坡也对他有所请求。在惠州过了十天，程之才又出发视察，不过那一年大部分时光他在广州附近度过。
有程之才在，并且凭借他的友情，苏东坡得以对地方颇有建树。虽然苏东坡已无权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力。他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已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己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势力予以纠正，他不会坐视不顾。绍圣三年（一〇九六）正月元旦，博罗大火，使苏东坡大为震惊。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对无家可归的百姓都有救济，临时搭有帐篷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镇时，又要乘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令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现款，因为谷价太低。农民必须在低价市场将谷子卖出，才能得到现款，可是农民需要缴纳的捐税现款却按粮价高时计算。结果，农民欠一斗粮税，却得卖两斗谷子才够缴纳。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内容雄辩滔滔，言辞峻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章一样，这样把此衙署积弊揭发无遗，指为向农民纯然勒索。他请程之才和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举行一次会议，并建议当地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数月之后，听说那三位官员已经决定向朝廷联合呈请，他十分高兴。
他现在开始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他还是一秉过去喜爱建设的天性，经过与程之才、几位太守与县令会商，建筑了两座桥，一个在河上，一个在惠州湖上。为兴建这两座桥，子由的太太捐出不少朝廷当年赏赐她的金币。在忙于进行这项工程时，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特别受地方居民的敬仰，就是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埋葬之。重新安葬之后，他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兵卒。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他又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这纯然是佛教思想，其基本观念是轮回思想，相信那些鱼也许前生是人身。鱼类一放入此——放生池内，则生命安全无虞。那个池塘即名为“苏东坡放生池”，直到清末，当地士绅百姓，还保持在节庆之日，去买鱼放生的风俗。
他常对做些小事感兴趣。一件新奇的东西，在几年之前很使他着迷。那时他正贬谪在黄州，那件东西叫作“浮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农夫必须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弯着腰肢劳作。浮马就像在水面漂浮的一只小船，农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当作桨移动，马头正好用来盛稻秧。这种东西既可使工作进行快速，又可以节省劳力。他想把这种东西向南方推广应用。他对此事非常热心，在给朋友的信里多次提到。他给一位太守送行时，曾经告说他要推广浮马的应用，并且说，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苏东坡既已失去权力地位，又为当政者所不喜，壮年时致君于尧舜与改变帝国之命运等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气概。如今只是惠州一国民而已，他的事也就是邻居翟秀才和林太太的事。这位林太太是酿酒的，总是赊给他酒喝。他的朋友是道士吴复古、陆惟谦和罗浮的僧人。他在学者、太守、县令之中，也有不少朋友。
他虽然不能做官，但还可以做个热心公益的国民。广州为广东之省会，近在咫尺，太守王古也是他的朋友。苏东坡因为知道广州有瘟疫流行，就写信给王古，提议筹备一笔基金，做创立公家医院之用，就和以前他在杭州所办的一样。广州人和杭州人一样，也是以饮水问题为苦，疾病易于流行也与此有关。他认识一个道士，那个道士有一套引山泉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广州城内有一口好井，只能供官家用。不过，广州城七里之外，在一个比广州城高很多的地方，有很好的泉水。苏东坡把那个道士的引水计划向王古提出，并且建议建设水管引泉水进城。水管可用大竹管做，此种大竹子在广东东部生产甚多。在山泉所在地需要建一石头水库，用五根大竹管从此水库引水到广州城中另一石头水库。苏东坡对水管的制造，说明得十分详细，因为他在故乡曾经见过。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外面涂上厚漆，以防漏水。每一段竹管要开一小口，以竹橛堵塞，倘竹管之中有闭塞不通，便打开此小口检查。他估计约有一万根大竹管便可敷用。但是这些大竹管必须时常检查，也要按期换新，就如同现代铁道的枕木一样，必须有官吏时常视察，每年必须从广东东部采购此种大竹筒备用。他怕给他朋友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告诉王太守切莫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对他厌恶。但是王太守后来却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
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苏东坡去世之后，他在白鹤峰的住所经后人辟为“朝云堂”。王朝云是杭州姑娘，她所生的婴儿夭折之后，苏东坡在第一次放逐北归的途程中，真是使人黯然神伤。从那时起，朝云就一直和苏东坡生活在一起，现在又随同他放逐出来。秦观赠她的诗说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她到惠州时还年轻，才三十一岁。苏东坡那时五十七岁，虽然二人年龄不同，而情爱无殊。朝云聪明愉快，活泼有生气。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表示纯洁不染之意）。在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释迦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问。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瓣硬是粘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征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苏东坡携眷到惠州那年，给朝云写了两首词，其特点在情爱之中夹杂有宗教情感。第一首是到后半个月内写的，他称赞朝云，说不像白居易侍妾小蛮，因为小蛮在白居易老时离开了他，而是像通德，她终生陪伴伶玄。他颇以朝云的孩子夭折为恨，他把她比作天女维摩的敬拜佛祖。她抛却长袖的舞衫，而今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灶。一旦仙丹炼就，她将向他告辞，进入仙山。那时她不会再如巫山神女那样为尘缘所羁绊了。
在第二首词里，爱情升华达到宗教程度，更为明显。其中感情与宗教交织而为一。那首词是：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朝云对道家长生术也感兴趣。在惠州，苏东坡觉得到了应当认真炼丹之时。在惠州那一段时间，不论住在河的左岸或右岸时，他总把自己的书斋叫“思无邪斋”。中国读书人给书斋起名字，总是用几个字表示他的人生哲学。苏东坡的思想已然发展到不但喜爱淳朴的生活和纯洁的思想，而且到相信纯洁的思想才是淳朴生活的基础。控制自己的心神作为长生不死的不二法门，是儒、道、佛三教结合的结论。他在《思无邪斋记》里所言，并不在此。文内称他专心在小腹下部修炼丹田之气。这篇文章是一篇韵文，是他的得意之作，用的是道家法术的神秘文辞。简短说来，他说到吸收饮食的元气、草木的精华，再借铅汞之助，就可以培养元力。还要再辅以日精月华的吸取。他要炼制的是“思无邪丹”。他相信而今是正当其时，他在一段杂记中说，白居易也曾试过炼制仙丹，但未成功。白居易曾在庐山建一草堂，其中有一丹炉，但是那座丹炉及丹锅在他接到朝廷任命为官之前一日坏掉。这就表示长生不死与享荣华富贵是不可同时兼顾的。所以人必须决定是在热闹场中过此一生，还是逃离此红尘世界而求长生。现在苏东坡相信自己已经向过眼云烟般的繁华梦告别，希望能求得长生不死之术。
究竟苏东坡对在肚脐之下炼丹田之气以求长生，是抱着何等程度的严肃态度，则颇不易言。他是个观察锐敏的人，虽然他也玩玩丹汞的道家神秘法术，他已然看出来，健康之道在于遵从合乎常识的几条简单规则。在他给患有肺痨病的陆道士的一封短信里，他说“嵇中散云，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再辅以山中道士所得的卫生环境与运动锻炼，与现代在疗养院中病人所能享得的利益，即是饮泉水、晒朝阳等养生之道。
另有一个奇怪的办法，朝云也与苏东坡共同合作实行，以求长生。大概从绍圣二年（一〇九五），苏东坡开始独自睡眠，不再亲近女人。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养生亦无他术，安寝无念，神气自复。”另给张耒的一封信里，他说自己已经独宿一年半，觉得颇有得益。他说节欲之难，犹如弃绝肉食开始吃素，并以下列方法劝人：比如，决定不吃肉时，不要决定此后永远不再吃肉。可先试戒三个月，自然易于实行。三个月之后，可再延长三个月，如此继续下去。
朝云在宗教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况。她在尼姑义冲的教导之下，已经皈归佛教。对男女“云雨”一事，佛教有其独特的态度。按佛理所示，吾人凭感官所见的世界，都属虚幻，其终极的真实则是“佛”。人的意识则被知觉习性所包围。人若想到解脱，必须打破知觉的习惯，逃避感官世界的幻觉。苏东坡和朝云（她现在可以算是苏东坡的妻子了），不管儒家怎样看法，现在可以说都是佛教徒。他俩一同创建放生池，根据苏东坡说，朝云很乐于行善，这是佛教谆谆教训的。
但是苏东坡还要更为严肃。在绍圣二年后半年，他患痔疮甚为严重，失血甚多。他自己治疗。他不但遍读中国医书，而且常把旁人分别不清的药草写文字说明其异同性质。关于痔疮，他的学说是这样，比如身内有虫啮咬，治疗之法，是“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一切普通食物他全不吃，连米在内，只吃不加盐的麦饼和玉蜀黍饼。如此数月，暂时痊愈。
这时，他对炼丹的成功可能渐趋怀疑。他觉得自己感情太容易激动，不容易修炼成仙。他给子由写信，论到朱砂保存的方法，说子由性情平静，修炼较易成功。《山海经》是中国古代述说远方怪异的书。苏东坡写诗论到《山海经》时，他说：“金丹不可成，安期邈云汉。”即便炼成长生不死之药，又有何用？只要练习深呼吸以控制元液足矣，而他已开始练习了。
他对来日如何，全然没有把握。他刚一到达，说要以惠州为家，可是他却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被派往何处。他若能一直在惠州住下去，他自可把孩子们全家自宜兴迁来。在绍圣二年（一〇九五）九月，朝廷有皇家祭祖大典，按习俗，应当实施大赦。那年年终，他听说元祐诸臣不在大赦之列。这消息至少有镇定剂的功效，使他觉得心情更为安定。他写信向程之才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话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又在给至交孙勰的信里说：“今者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给曹辅的信内说：“近报有永不叙复旨。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现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尔。”
现在一切既已确定无疑，苏东坡决定自己盖房子住。那年年底，他给王巩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某既弃绝世故，身心俱安，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呵呵。子由不住得书，极自适，余无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筑室作惠州人矣。”
次年三月，苏东坡开始在河东四十尺高的一座小山的顶上盖房子，离归善城的城墙很近。经过周期性的战事与破坏，这栋房子倒一直保存到现在，人都称之为“朝云堂”。在苏东坡的作品里，这栋房子叫“白鹤居”，北望可见河上风光，河水由此折向东北流去。这栋房子占地约半亩宽，后面为山所限，前面地势陡然下陷。当初设计此房子时，必须适应那有限的地皮，所以一头宽，一头窄。在城墙那边早已有了两栋小房子。一家是翟秀才，一家是酿酒老妇林太太。这两家既是苏家的近邻，也是好朋友。苏东坡掘了一座四丈深的井，林翟两家也颇为受益。另一方面，苏东坡却可以赊酒喝。后来，他又从此地被调走，但还不断给此老妇寄送礼品。
苏东坡盖的这栋房子十分精雅，共有房屋二十间。在南边一块小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树。他告诉帮他物色这些花木的那位太守，要给他找中等的树，因为他已经老大，不能等小树长大，大树又不易移植。倘若树大，苏东坡就告诉朋友在移树之前，先要标出范围。中国人移树的方法，是先斫一条主根和一条中根，再用土埋起来，这样让树先渐渐适应。在第二年，另一面的主根也需斫断，再用土盖好。第三年，在树的四周标好了方向之后，再将树移植，栽种之时，必须留意仍然合乎原来的方向。苏东坡的思无邪斋，现在是在白鹤峰上，另一间房子他名之为“德有邻堂”。孔子在《论语》里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堂名便是由此而来。这两个堂名都是四个字，而普通都是用三个字，苏东坡以四个字做堂名，居然开创了一时的风尚。邻人的房子在他的房子后面的东北，完全被苏东坡的房子遮蔽住。他的前门向北，正对河流，数里乡野的美景，一览无余，白水山和更为遥远的罗浮山的庞大山脉，也可望见。
房子上梁时他写的诗，描写从房子各方面所见的景色。上梁就等于奠基，是附近邻居的一件大事。所有邻居都带着鸡和猪肉前来道喜。写来供一般民众唱的喜歌，一共六节，起头都用“起锚了”或是像莎士比亚诗里的“嘿哟”等声音：
儿郎喂！东拉梁！
儿郎喂！西拉梁！
六节歌都是由东西南北四方描写风光，再加上向上看与向下看。东方山上，一个寺院依偎在乔木参天的树林之中。在春季，苏东坡享受甜蜜的春睡时，他能听见寺院传来的钟声。向西俯视，可以看见虹形的桥梁横卧于碧溪之上，每逢城中太守夜间来访，他可以看见长堤上灯光明亮。在南方，老树的影子映入深深的清溪里，在他的花园中，他自己种了两棵橘子树。最美的风景是在北面，河流往城镇婉转流去，正好抱山麓而过。岸上附近，有一个垂钓佳地，他可以整整一上午在那儿消遣，忘记了时光的逝去。
他祈求上苍降福，祈求农民粮食满仓，祈求海上风平浪静。乡间空气清洁，农民可以常保健康，五谷丰登，林太太能有酒赊给他喝。最后为一切朋友祈福，愿大家享福气，寿命长。
但是，他自己又遇到十分痛心的事。在绍圣二年（一〇九五）七月五日，新房子尚未竣工，朝云得了一种瘟疫，竟然身亡。他们住的是疟疾地区，她得的可能是疟疾。苏东坡的儿子过并未在家，出外去运木材，朝云直到八月初三才埋葬。因为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咽气之前还念《金刚经》上的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按照她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小山邸上，离一座佛塔和几个寺院不远。坟墓之后，山溪落下如瀑布，水流入湖中。坟墓在一个隐僻的所在，山坡分数条岗棱自高而下，犹如衣裳的折纹。墓后是一带大松林。站在墓旁可以看西方山岭后的塔尖，往左右两三里，有几座大寺院，游客可听见黄昏的钟声与哗哗的松涛声。邻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用以纪念朝云。
埋葬了三天之后，在八月初六，夜里风狂雨暴。第二天，农人看见墓旁有巨大的足迹。大家相信是有佛来伴她同往西方乐土去了。八月九日，夜里要念经超度亡魂。在典礼开始之前，苏东坡和儿子一同去细看那巨大的足迹。
苏东坡对朝云的情爱，不但记在墓志铭上，还表现在朝云死后不久苏东坡写的两首词上。在《悼朝云》那一首里，他以朝云的幼子夭折为恨，不幸岁月无情，抛人而去，他只能诵小乘佛经以慰亡魂。朝云生在世上，想是要还前世欠下他的一笔债。现在转瞬之间，她已不在，也许是进了极乐世界。佛塔去此坟墓不远，每日黄昏她可以去听经访道，以慰岑寂。
苏东坡以前曾经写过三首极其精妙的词，记松风阁畔的梅花，足以显示他的诗才。那年十月，梅花又盛放，他写了一首词，显然是以梅花象征长眠于地下的朝云。那个象征至为相宜，因为月下梅花一向认为是白衣仙女，隐约朦胧，绝与尘世俗态不同其格调。这首词的用语，既像是写花，又像写他心爱的女人。那首词是：
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丰湖过去一向是苏东坡喜爱的野餐处所。朝云埋葬之后，他不忍心旧地重游。他已经找圣洁之地把朝云埋葬，他二人共同开辟的放生池，就在下面，芳魂一缕，举目下望，也可稍得慰藉。
从现在起，苏东坡一直鳏居未娶。房子在次年二月竣工，果园也已种上果木，水井已经打好，长子迈已经把过和自己的家眷迁来惠州。次子迨则和他的妻儿仍留在宜兴，因为苏东坡对他抱有厚望，希望他专心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来的是三个孙子，两个是长子的，一个是三子的。大孙子已经二十岁，已然成家。二孙子符，也到了娶妻的年龄，苏东坡给他安排，娶了子由的外孙女，就是他亡婿王适的女儿。
盖这栋房子，几乎把苏东坡的钱花光了，现在就指望迈微薄的薪俸。迈在运用了些关系之后，获得南雄附近的县令职位。
正在苏东坡以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之际，他又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去了。他的新居落成之后大约两月光景，他接到远谪海南岛的命令。根据一个说法，他曾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的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章惇看到那两句诗，他说：“噢！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于是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元祐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祐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现在苏东坡所有的，几乎只有那一栋房子了。按照他名义上的官阶计算，朝廷三年来欠他两百贯当地的钱币，按京都币值计算，是一百五十贯。所欠的官俸既未发下，苏东坡写信给好友广州太守，求他帮忙请税吏付给他。这个朋友王古曾经听苏东坡的话兴建过医院，周济过贫民，可是不久即以“妄赈饥民”的罪名遭上方罢斥了，前面已然提过。苏东坡的欠薪发下与否，已不能稽考。
他现年六十岁，这是按西方计算。到底以后他还流放在外多久，颇难预卜，生还内地之望，甚为渺茫。两个儿子一直陪伴到广州。苏迨在河边向他告别，苏过则将家室留在惠州，陪伴他同到海南。为了到达任所，苏东坡必须溯西江而上，船行数百里到梧州（在现代的广西），然后南转，从雷州半岛渡海。他一到雷州，听说他弟弟子由在往雷州半岛贬谪之处，刚刚经过此地。据揣测说，苏氏兄弟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俩的名字与地名相似（子瞻到儋州，子由到雷州），章惇觉得颇有趣味。子由也带了妻子、第三个儿子和三儿媳妇，他们几年前一直和他在高安住过的。
苏东坡到了梧州附近的藤州，与弟弟子由相遇，而今境况凄凉。当地是个穷县份，兄弟二人到一个小馆子去吃午饭。子由吃惯了讲究的饭食，对那粗糙的麦面饼实在难以入口。苏东坡把自己的饼几口吃光，笑着向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慢咽吗？”他们站起身来走出小铺子去，带着家人慢慢向前走，尽可能慢走，因为他知道一到雷州，就要立刻渡海了。
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予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子由在雷州的住处，后来改为一座庙，是他兄弟二人死后，用以纪念他们的。
苏东坡必须出发了，子由送他到海边。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苏东坡的痔疮又发，甚为痛苦，子由劝他戒酒。二人用一部分时间一同作诗，苏东坡试探出子由最小的儿子的诗才。这次离别是生离死别，真是令人黯然销魂，一直愁坐整夜。离别之前，苏东坡给王古写了下面的文句：“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那天，他向先贤祠祈祷。有一个庙，供奉征南二将军的神像。凡是在此风涛险恶之处，过海的旅客，都求神谕，决定吉日良辰开船。过去发现神谕无不应验。苏东坡也遵照习俗行事。
在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六月十一日，苏氏兄弟分手，苏东坡和幼子及雷州太守派的沿途侍奉他的几个兵上了船。航程很短，在此晴朗的天气，苏东坡可以看见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际。他心中思潮起伏。大海对他不像对西方诗人那么富有魔力。实际上，他已经是“眩怀丧魄”了。但是一路平安无事。登岸之后，苏东坡父子向西北岸的儋州目的地前进，七月二日到达。
他到达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中就到了。张中不但对苏东坡这位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围棋高手。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由于张中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中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所以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中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了麻烦。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
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维持生活。
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苏东坡是佛教徒，设法改变此一风俗，但风俗改变，谈何容易，他曾写过下列文字：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伴。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内地人始终不能征服那些丛林中的居民。官兵一到，他们只要退入丛林中，官兵根本不想到山中居住，自然不肯深入。黎民有时因与汉人有争吵纠纷，也偶会进袭市镇。有时被商人所欺，在衙门得不到公道审判，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此人捉住不放，然后将金钱索回。苏过后来写了两千字的一篇长文，论此种情形，并表示对此丛林蛮族无法征服，只有公平相待，公正管理。他认为此等土著是老实规矩的百姓，因为官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才被迫而自行执法。
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煎。”
使章惇和苏东坡的其他敌人烦恼的是，他们竟无奈苏东坡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己的坎坷说：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苏东坡也许是固执，也许真是克己自制，至少也从未失去那份诙谐轻松。僧人参寥派一个小沙弥到海南岛去看他，带有一封信和礼品，并说要亲身去探望。苏东坡回信说：“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相知者即以此语之。”
他在此岛上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中，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子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便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苏东坡一次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他就和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和这些老实人在一起，他无须乎言语谨慎，他可以完全自由，可以名士本色示人。他从没有一天没有客人，若是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像以前在黄州一样，他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闲谈时，他常是席地而坐。他只是以闲谈为乐。但是他也愿听别人说话。他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随意到处游逛。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那些无知的穷庄稼汉，能对他说什么呢？庄稼汉震于他的学识渊博，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说：“那就谈鬼。好，告诉我几个鬼故事。”那些人说并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苏东坡说，“没关系，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后来苏过告诉他的朋友说，若一天没有客人来，他就觉得父亲好像不舒服。
甚至于在如此地远天偏的地方，那群政敌小人也不让他安静消停。绍圣三年（一〇九六）是迫害老臣雷厉风行的一年。在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快到旧年除夕了，两个元祐大官在十天之内先后死亡，情况可疑。在春天，那两个官员的子女也遭监禁，老太后的秘书也被处了死刑。所有遭贬谪的官员，都又调迁地方。那年夏天遭到调迁的官员之中，有苏子由、秦观、郑侠，我们还记得郑侠就是献图推翻王安石的宫门小吏。
三月，神奇道士吴复古又在海南岛出现，和苏东坡住了几个月。他带来的消息是，朝廷派董必来视察并报告受贬谪的大臣的情形，如有必要，再弹劾起诉。那时儋州隶属广西省。最初朝廷打算派吕升卿到广西（吕升卿是恶迹昭彰的元祐大臣的死敌吕惠卿的弟弟）。对苏氏兄弟说，吕升卿一来，他俩不死也要脱层皮。但是曾布和另一个官员劝阻皇帝，说吕升卿必不能从公禀报，必致激起私仇大恨。那样，朝廷就是超乎极端了。因此一劝，吕升卿改派到广东，董必派到广西。果不出所料，董必找出了纰漏，他说苏子由强占民房，雷州太守厚待罪臣并善予照顾。太守乃遭撤职，苏子由改调到惠州以东地区，当年苏东坡曾谪居在那里。
董必要自雷州半岛到海南，就如瘟神下降，但是他的副手彭子明对他说：“别忘记你也有子孙。”董必听了遂停止不去，只派下属过海察看苏东坡的情形。那个官员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颇受太守张中优待，张中后来遂遭革职。
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必须用仅有的一点钱搭个陋室居住。他住的地方是城南一片椰子林。当地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的子弟，亲自来动手帮助他盖房子。那是一栋简陋的房子，面积是五间大，但大概只盖了三间。他名此新居“槟榔庵”。房后就是槟榔林。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黎民猎鹿的声音，鹿在那个地区为数甚多。有时早晨有猎人叩门，以鹿肉相赠。在五月他给朋友写信说：“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苏东坡很少恨别人，但他至少不喜爱董必。他必须向把自己赶出屋去的这个朝廷官员开个玩笑。“必”字在中文其音同“鳖”。他写了一篇寓言，最后提到鳖相公。有一次，东坡喝醉，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有鱼头水怪奉龙王之命，前来把东坡拉往海中。他去时身穿道袍，头戴黄帽，足登道履，不久便觉行于水下。忽然雷声隆隆，海水沸腾。突然强光一闪，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水晶宫中。像普通所说的龙宫一样，龙宫中有好多珠宝、珊瑚、玛瑙，其他宝石等物，真是精工点缀，琳琅满目。不久，龙王盛装而出，二宫女随侍。苏东坡问有何吩咐。不久，龙后自屏风后出来，递给他一块绢，有十尺长，求他在上面写诗一首。对苏东坡而言，再没有比作诗容易的事。他在绢上画了水国风光和水晶宫的霞光瑞气。他写完诗，各水中精灵都围着看。虾兵蟹将莫不赞美连声。鳖相公当时也在。他迈步走出，向龙王指出东坡诗内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应当避圣讳。龙王一听，对苏东坡大怒。苏东坡退而叹曰：“到处被鳖相公厮坏！”
苏东坡写了三四个寓言故事，但是中国文人写的想象故事，直到宋代才真有发展。苏东坡写的也和唐宋寓言作家一样，都是明显的道德教条加上微薄的一点想象而已。
在他自己盖了几间陋室之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过的倒是轻松自在的日子，只是一贫如洗而已。他有两个颇不俗气的朋友，一个是为他转信的广州道士何德顺，另一个是供给他食物、药物、米、咸菜的谦逊读书人。夏天的热带海岛上，因为潮湿的缘故，人是很受煎熬的。苏东坡只有静坐在椰子林中，一天一天地数，直到秋季来临为止。秋季多雨，因为风雨太多，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只都已停航。食粮不继，连稻米都不可得。苏东坡真个一筹莫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冬天，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人直有饥饿之虞。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
他曾在杂记中写食阳光止饿办法，不知是认真还是俚戏。人人知道，道家要决心脱离此一世界时，往往忍饥不食而自行饿死。苏东坡在杂记《辟谷之法》中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洛阳有一人，一次坠入深坑。其中有蛇有青蛙。那个人注意到，在黎明之时，这等动物都将头转向从缝隙中射进的太阳光，而且好像将阳光吞食下去。此人既饥饿又好奇，也试着模仿动物吞食阳光的动作，饥饿之感竟尔消失。后来此人遇救，竟不再知饥饿为何事。苏东坡说：“此法甚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者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一〇九九），儋耳米贵，吾方有绝食之忧，欲与过行此法，故书以授。四月十九日记。”
实际上，苏东坡不必挨饿，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挨饿，他似乎是过得蛮轻松。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借那家庄稼汉的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蹚水而归。狗见而吠，邻人大笑吼叫。他一遇有机会，还继续月下漫步的老习惯。有时他和儿子到六里以外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像一个和尚面海而望。好多船在那里失事，本地人就说那块岩石有什么灵异。那块岩石下面，长了许多荔枝橘子树。在那里正好摘水果吃。但是倘若有人打算摘得吃不了，要带着走，立刻就风涛大作。
苏东坡一向对僧人很厚道，但是他不喜欢儋州一带的和尚，因为他们有妻子，并且和别的女人有暧昧情事。住在儋州时，他曾写文章讽刺此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记处子再生事》，据说是真有其人。那篇文章如下：
予在儋耳，闻城西民李氏处子病死两日复生。予与进士何旻同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帘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儋人，僧居十之六七。有一妪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飧及数千钱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遣门者，乃持饭入门，系者皆争取其饭，僧饭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皆擎膝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便过，复见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之，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者耶？书之以为世戒。
这几年，过是父亲时刻不离的伴侣。据苏东坡说，像过那样的好儿子实在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他不但做一切家中琐事，也是父亲的好秘书。在如此高明的父亲指导之下，过很快便成了诗人、画家。在苏东坡的三个儿子之中，过成了一个有相当地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已然流传到今日。他遵守父命，受了父亲当年在祖父教导下的教育。他有一次将《唐书》抄写一遍，借资记忆。此后，又抄写《汉书》。苏东坡博闻强记，他把读过的这些古史每一行都记得。有时他倚在躺椅上听儿子诵读这些书，偶尔会指出某些古代文人生平的相似细节而评论之。
他们颇以无好笔好纸为苦，但仅以手中所有的纸笔，过也学着画些竹石冬景。大概二十年后，过到京都游历，在一座寺院里小停，几个宫廷中的兵卒忽然到来，抬着一顶小轿，要他进宫陛见徽宗皇帝。苏过完全不知是何缘故，只得遵命。一进轿，轿帘子即刻放下，所以他看不见是往何处去。轿上无顶，有人持一大阳伞遮盖。他觉得走得很快，过了四五里，到了一个地方。他走出轿来，见自己立在走廊之下，有人过来引他到一座极美的大殿。他一进去，看见皇帝坐在里面，身穿黄袍，头戴镶有绿玉的帽子。皇帝周围有一群宫女环绕，穿得极为艳丽。他觉得那样美的宫女为数不少，但是不敢抬头看。当时虽然是六月，殿中极为清凉。屋里有巨大冰块堆积，点燃的妙香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他想自己必是在一座宫殿里。施礼问安毕，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苏轼之子，善绘岩石。这是一座新殿，我希望你在墙壁上绘画，因此请你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至今仍在。苏过再拜之后，开始在墙壁上作画。这时皇帝离座下来，站着看他动手。画完之后，皇帝再三赞美，告诉宫女送苏过美酒一杯，还有好多珍贵礼品。苏过自御前退出之后，又在走廊之下乘轿出宫，在路上仍然轿帘低垂。到家之后，刚才的经历，恍惚如梦。
岛上难得好墨，苏东坡自己试制。苏过后来说他父亲险些把房子烧掉。这个故事与杭州一名制墨专家有关系。这家制墨人所卖的墨价高出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有些文人向苏过打听他父亲制墨的方法。苏过笑道：“家父并无何制墨秘诀。在海南岛无事时，以此为消遣而已。一天，名制墨家潘衡来访，家父即开始和他在一间小屋里制墨。烧松脂制黑烟灰。到半夜，那间屋子起了火，差点儿把房子烧掉。第二天，我们从焦黑的残物中弄到几两黑烟灰。但是我们没有胶，父亲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但是凝固不好，我们只得到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父亲大笑一阵。不久潘先生走了。”不过，在苏过叙述这件往事时，潘衡这家商店的墨已经很好了。显然是他与别人学得的制墨秘诀，而不是跟苏东坡学的，而只是借苏东坡的名气卖墨而已。
现在苏东坡空闲无事，却养成到乡野采药的习惯，并考订药的种类。他考订出来一种药草，在古医书上是用别的名字提到过，别人从未找到，而他发现了，自然十分得意。在他写的各医学笔记中，有一种药可以一提，那就是用荨麻治风湿的办法。荨麻含有荨麻素和黄体素，像毒藤一样，皮肤碰到就肿疼。他说把荨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他还深信苍耳的功用。苍耳极为普通，各处都长，毫无害处，吃多久都可以，怎么吃法亦无不可（此种植物含有脂肪，少量树脂，维生素C和苍耳醣）。他告诉人把此植物制成白粉末的办法。方法是，在文火上，把此种植物的叶子灰，加热约二十四小时，即可。此白色粉末，若内服，能使皮肤软滑如玉。他还有些笔记提到蔓菁、芦菔和苦荠。他称这些东西是“葛天氏之民”的美食，营养高，味道好。
除去忙这些事之外，他还在儿子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成了《东坡志林》。过去他和弟弟子由分别为五经作注，他担任两部。在黄州谪居时，他已经注完《易经》和《论语》。现在在海南，他注完了《尚书》。最为了不起的是他的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他在颍州时就开始此项工作，因为当时在被迫之下度田园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陶潜当年的生活，可谓无独有偶，完全相似，他又极其仰慕陶潜。离开惠州之时，他已经写了一百零九首，只剩下最后十五首没有和，这十五首是在海南岛完成的。他要子由给这些诗写一篇序言，在信里说：“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他觉得他与陶潜的为人也颇相似，许多仰慕苏东坡的人，当必有同感。
哲宗在元符三年（一一〇〇）正月去世，享年二十四岁，留在身后的是一代死亡、颓丧、疲惫的文臣学者。他父亲神宗有子十四人，他只有一子，乃刘美人所生，亦在幼年夭折。他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徽宗身后遗有儿子三十一人、几幅名画、一个混乱的国家。他兄长所开始的，徽宗给作了结束。他还是任用那些人，遵行那些政策。王安石的国有资本主义，现在和神宗当政时期相提并论，和“祖制”的神圣不可侵犯一词，使人敬而生畏。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事上，徽宗也步王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此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囿亭台，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
徽宗登基之时，国家之组织已烂，国家之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乃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要假以长久之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往者已矣。那一代的人才，或已惩处，或已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清议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那种气氛已然窒塞，一切政治生活全已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皇帝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矣哉。若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奢了。
不过，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她在七月还政于其子，直到次年正月她去世之前，她却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祐诸臣。在她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予升迁，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练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章惇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
在五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把苏东坡遇赦的喜信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秦观是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
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漂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为了到永州，陡然改变路线，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他若一开始就得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东还很远，子由已经立即携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等子由到了汉口附近，正往目的地去的途中，他又升了官，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颍州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回到颍州去了。
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起渡海。这一群人一起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复古二人此生足迹遍中国，所不同者，苏东坡是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复古则完全听由己意，不受命于他人。回想起来，苏东坡一定很愿和吴复古易地而处。那样，他会更快乐，更自由。
苏东坡如今起程北上，我们无须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接受命令到湖南赴任之后，他就同儿子，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伴侣，从沿海城市廉州北上往梧州，他曾经吩咐孩子们在那里等他。他到达时，发现儿媳和孙子们还没到，并且贺江水浅，乘船直往北到湖南行船不易。他决定走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回广州，再往北过大庾岭，再由江西往西到湖南。这段旅程要走上半年，但是幸而他不需要走完那条路线。
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二子苏迨已经自北方到此来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
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
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惇，决心又还了阳。”
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起乘船往南雄。还不曾走很远，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
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正月，苏东坡穿越大庾岭，在山北赣县停留了七十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六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绫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等天色渐晚，他要急忙回家时，人只好求他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称心满意而归。
五月一日，他到了金陵，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住。但是那半年内他所写的那些信，显得他颇为踌躇不定。子由这时已经回到颍昌的老农庄，而且已然写信要他去同住。但是他却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常州地濒太湖，风光甚美，并且他在常州也有田产，是为生活之资。他很愿和弟弟住在一处，但是弟弟有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一家三十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接到信之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迈和迨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
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复旧观。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不愿住得近在京畿。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吾其如天何！”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只好定居在常州。家庭安定之后，他再让迈去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太湖地区的农庄上居住。
这时，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他就住在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他觉得自己从热带回来，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啖冷过度），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乃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服药，买黄芪来吃，觉得好多了。中医认为黄芪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芪汤，确有益处。
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是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他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作东园之游。他在仪真给米芾写的九封信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米芾送来一种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虽然二十年相交，对他所知，实嫌不足。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时而觉得软弱疲乏。他的生命力受到了破坏，不是因为皇帝，也不是章惇，而大概是阿米巴菌。河边的湿潮气闷很难受，他让船移到较为凉爽的地方。
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十二日过江往靖江去。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还乡。诗人已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百姓有数千之众，立在江边，打算一睹这位名人的风采。一般都传说他要做中枢要员，执掌朝政。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她儿子柳闳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在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矧我仲远，孝友恭温。”第二篇祭文更为真情流露，其中文句有：
我厄于南，天降罪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璧，云何两逝，不慭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闳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章惇的长子章援。因为苏东坡病重，谢绝见许多客人。章惇一年以前也被贬到雷州半岛去了，儿子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他曾亲自以第一名取了章援，所以按一般习惯上说，章援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那是大概九年以前的事。章援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辞。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并且很坦白地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他很委婉地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章援生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章援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在遇赦北归的路上，就听到章惇被放逐的消息。有一个人叫黄实，与苏章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是章惇的女婿，同时又是苏子由第三个儿子的岳父。苏东坡听到章惇被贬谪的消息，他写信对黄实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他给章援的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一一〇一年）六月十四日。
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于元祐七年（一〇九二）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在六月十五，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他体力较佳，已然能在船里坐起，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在炎热的夏天，两臂外露。他转身向船上别的人说：“这样欢迎，折杀人也！”
航程很短，不久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管理庙产。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若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也闻有此说，愿意一试。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时，钱世雄不断写信捎药物给他。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
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然后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锁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七月十五日，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茯苓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叫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作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舛。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