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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元丰三年至哲宗元祐八年（一〇八〇—一〇九三）
苏东坡由现在起，于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一〇八〇）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起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矾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轼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阆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谓‘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惇，他的说法又不同。章惇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皋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的，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等于美元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老（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旗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四年（一〇八一），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十月到的雪堂，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一张苏东坡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余。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荫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箨，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苏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完全和农人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例赐三尺雨，造化无心怳难测。
……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
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时，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儿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去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慥，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慥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慥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慥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癖”这个典故，季常是陈慥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认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东坡的妾。妻子的丫鬟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鬟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有些人作诗给她，就犹如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伎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的。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一〇八三），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作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荠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任彭泽县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归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自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兮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兮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起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堂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蹶痿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蛾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辞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斯威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斯威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便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见过。偶说一事，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若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周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
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耄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轼再拜。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务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天给他的快乐。他有一群朋友，像他一样，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而且还在一方面像他，身上金钱不多，身边空闲不少。在那些人之中，有一个奇特无比的李嵓，若不是苏东坡笔下记载他的睡量之大，后代便对他茫然无知了。午饭之后，朋友正下围棋之时，李嵓到躺椅上一躺，立刻睡着。下了几盘之后，李嵓翻个身说：“我刚睡了一回合，你们战了几回合了？”苏东坡在他的札记里说：李嵓在四脚棋盘上用一个黑子独自作战。“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此等生活真是睡梦丰足，苏东坡觉得欧阳修的这首七绝描写得最好：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苏东坡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两处住，每天两处往返，那不过是一里三分之一的一段脏泥路，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在过了城镇中那一段小坡之后，就到了黄泥坂，一直通到起伏的丘陵。那个地方向四周一望，似乎全是黄色，只有树木苍翠，竹林碧绿而已。苏东坡曾在徐州建有黄楼。现今住在黄州，日日横过黄泥坂，而后达到黄冈的东坡。他已经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他每天来往走这段路。在耕作之暇，他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有一天，他喝醉之后，写出了一首流浪汉狂想曲，名之为《黄泥坂词》。其结尾部分如下：
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
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为茵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晏。纷坠露以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
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腓。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但是他和酒友的夜游却引起了有趣的谣言，不但在当地，连宫廷都知道了。也幸喜饮酒夜游，这种生活才使他写出了不朽的杰作，也有诗，也有散文。他那篇牛肉与酒的一篇小文，记的就是一件异乎寻常的荒唐夜游行径。
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侑，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
当代有一个人说春草亭位于城外，由此篇文字足以证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乃醉醺醺地爬过城墙而回。“难道纯臣也是个荒唐鬼？”
又一次夜游，他可把太守吓坏了。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这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次年，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谣言。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后来右眼也受了影响，有几个月他闭门不出，谁也没见到他。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死亡，这时，又一个谣言传开，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召，同返天庭了。皇帝听说，向一位大臣询问，那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他回奏说也曾听到此一消息，但不知是否可靠。那时皇帝正要吃午饭，却无胃口吃，叹了口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于是离桌而去。这消息也传到范镇耳朵里，他哭得很伤心，吩咐家人去送丧礼。随后一想，应当派人到黄州打听清楚才好。一打听才发现传闻失实，都起因于苏东坡数月闭门不出的缘故。苏东坡给范镇的回信里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借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现在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将其看作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又名《酹江月》，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记承天寺夜游》。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羡生妒，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在这两篇赋里，即便不押韵，即便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不管以前已然读过十遍百遍，对读者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那是七月十六仲夏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中，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得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致。二人开始歌唱，手拍船舷为节拍。唱出了：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东坡的朋友善吹箫，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箫声奇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另一个船上的寡妇竟闻之而泣，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
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一千年以前，一场水战在此爆发，决定了三国蜀魏吴的命运。难道苏东坡不能想象曹操的战船，真是帆樯如林，自江陵顺流而下吗？曹操也是个诗人。难道东坡不记得曹操夜间作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句吗？朋友又向东坡说：“这些英雄，而今安在？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啻宇宙中的一蚊蝇，沧海中的一沙砾。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愿挟飞仙而遨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无实现之望，所以不觉箫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
苏东坡安慰朋友说：“你看水和月！水不断流去，可是水还依然在此；月亮或圆或缺，但是月亮依然如故。你若看宇宙之中发生的变化，没有经久不变的，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可是你若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万物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
听了这一番话，朋友也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吃喝。后来，不待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知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三个月以后，苏东坡又写了一篇《后赤壁赋》。还是月明之夜，苏东坡和两个朋友自雪堂漫步走向临皋亭。路上经过黄泥坂。地有白霜，树无青叶。人影在地，明月在天。几个朋友十分快乐，开始吟唱，一人一节。不久，一个人说：“月白风清，如何度此良夜，方为不虚？我们好友相聚，竟没有酒菜，岂非美中不足？”其中一人说：“今天傍晚，我捕到几条鱼，巨口细鳞，好像松江的鲈鱼，可是到哪儿去弄酒呢？”苏东坡决定回去央求妻子给他们点儿酒，做酒总是妻子见长的事。他们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苏东坡的妻子说家里有几坛子酒，收藏已久，就是为了随时喝方便。几个朋友于是携着酒和鱼，又到赤壁之下泛舟夜游去了。江水落了很多，好多巨大的岩石都在水面露出，而赤壁尤其显得在水面之上，岸然高耸。不过几个月的工夫，风光已大为不同，几乎不能辨认了。在夜色美妙的魅力下，苏东坡要朋友和他一同攀登到赤壁之上，但是朋友不肯，苏东坡一个人爬上去。他把衣裳塞起来，在灌丛荆棘之中，寻路上去，一直爬到最高处，他知道那里住着两只苍鹰。他立在巨大的岩石上，向夜空大声吼啸，四周小谷有声相应答，他一时都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忽然不知何故，竟感悲从中来，觉得不能在那儿停留过久。他下去，又回到舟中，解开缆绳，任凭小舟顺流漂动。
时将半夜，四周一片寂静。两只仙鹤，孤零零地，自东方飞来，伸展着雪白的翅膀，仿佛仙人的白袍飘动。两只鹤长鸣几声，在船上掠过，一直往西飞去。苏东坡心里纳闷，不知主有何事发生。不久大家回家去。苏东坡上床就寝，得了一梦。梦里看见两个道士，身披羽衣，状若仙人。那个人认得苏东坡，问他赤壁之游是否很快乐。东坡请问姓名，二人不答。东坡说：“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从我头上飞过去了！”两个道士微微一笑，东坡便从梦中醒来。他开窗外望，一无所见，外面街道上只有一片寂寥而已。
苏东坡怎样确立一种气氛，由上面可以看出，他是暗示另外一个境界，一个道家的神仙境界，两只仙鹤自然是沿用已久的道家象征。他表示自己不知置身何处，便引起读者迷离惝怳之感。根据中国人的信念，现在的人生，只是在人间瞬息的存在，自己纵然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前生是神仙，下一辈子也会再度是神仙。
大约和写这两篇小赋同时，苏东坡又写了一篇短短的月下游记。一天夜里他不能入睡，起来在承天寺月下漫步，承天寺离临皋亭很近。所记只是刹那间一点儿飘忽之感而已。这篇游记现在已然成了散文名作，因其即兴偶感之美，颇为人所喜爱。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逐步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这篇小品极短，但确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我们若认识到苏东坡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我们便可以看出，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有此宁静欣悦的心境。他究竟怎样陶冶出此种恬适的心境呢？且听下回分解。
苏东坡曾经说：“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解脱，或佛道，皆始于此心的自律。人在能获得心的宁静之前（心情宁静便是佛学上之所谓解脱），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感情。在黄州那一段日子，苏东坡开始钻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他潜心研求灵魂的奥秘。他问自己，人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宁静？有印度的瑜伽术，有道家的神秘修炼法，为人提供精确的心灵控制法，保证可以达到情绪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甚至，当然是在遥远的以后，甚至发现长生不死的丹药。对于精神的不朽呢？他对寻求长生之术十分着迷。人身的不朽与精神的不朽是应当截然划开的，因为不管对身体如何看法，身体只不过是个臭皮囊。精神若经过适当的修炼，早晚会抛下这个臭皮囊而高飞到精神界去。身体的不朽，退一步说，至少包括一个可修炼得到的目标，就是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所谓长寿秘诀，包括很多因素与目的，以及瑜伽、佛道及中国医学传统的要素。长寿的目的包括身心两方面。在身体方面，其目的在求容光焕发的健康、体格精力的强壮，以及祛除缠绵的痼疾；精神方面，在于求取心灵和情绪的稳定以及灵魂元气的放发。再加上朴质的生活，某些中药的辅助，便可返老还童，享受长寿。这些，在道家看来，就与长生术在不知不觉中融合起来。简单说，这种方法在中国叫作“养生术”或是“炼丹”。所寻求的丹，是内外兼指。“内丹”，按照道教的办法，是练肚脐以下部位；“外丹”是中国炼丹家所寻求的一种长生不死之药，一旦得到手而服用之，便可骑鹤升天。“外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汞的合金。在这一点上，长寿术和炼金术却混而为一了，完全与欧洲的炼金术相似。当然，对一个哲学家而言，人若高寿而健康，又有黄金花费，到天堂去反倒成为次要。因为还有什么要请求上帝的呢？
苏东坡的弟弟子由练瑜伽术倒走在他前面，根据子由自己的话，是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他向一个道士学的。这个道士给苏东坡的次子看病，方法是吹“神”入腹。子由到淮扬送兄长到黄州时，苏东坡发现弟弟外貌上元气焕发。子由在童年时夏天肠胃消化不好，秋天咳嗽，吃药不见效。现在他说练瑜伽气功和定力，病都好了。苏东坡到了黄州，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由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冬至开始。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练习打坐。他在天庆观深居不出，则是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这种功夫反倒在道家中发展得更高深，其实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苏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在他写的一首诗里，他说在临皋堂里已经辟室一间，设有炉火，以备炼丹之用。
他在给王巩的信里，道出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
安道软朱砂膏，轼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脐腹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公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事，须少俭啬……
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宾（广西宾州，王巩今居此）去桂不甚远，朱砂差易致。或为置数两，因寄及。稍难即罢，非急用也。穷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阴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葛洪）求岣嵝令，竟化于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陈璨一月前直往筠州见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来此。此人不唯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轼观之，唯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气流行体中，痒痛安能近人也？
印度瑜伽术功夫及其理论何以中国道家比中国佛家反易于吸收？其理亦至为简单。诚然，中国佛教中亦有禅宗一派，专下打坐功夫，为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哲学之混合。不过，实由中国道教先有自然之基础，才能吸收瑜伽之要义。道家之特点在于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重视由清心寡欲以求心神的宁静，尤其重视由修炼以求长生不死。在庄子《南华经》里，我们发现有几个词语，劝人凝神沉思，甚至于凝思内观，这显然是印度教的特性。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是后人篡改的，但此种篡改至晚已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了。
在其他宗教里，再没有把宗教和身体锻炼结合得那么密切的。练瑜伽术时，由于控制身心，就导人入于宗教的神秘体会。其领域由控制反射和不随意肌，进而叩精神能力较深的境界。其益处为身心两面。由于采取身体的某种姿势与呼吸的控制，再继之以冥坐，瑜伽术的修炼者可以达到对宇宙巨大物体遗忘的心境，最后修炼者则达到物我两忘完全无思想的真空境界，其特点是恍惚出神的喜悦。修炼者承认此种喜悦的空虚状态只是暂时的，除非死亡才能继续；不过，这种恍惚的喜悦感确实是舒服，使练此功夫的人都愿尽量享受。现代练瑜伽术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获得的身体健康、心情宁静，与情绪的均衡，都非以前梦想之所及。中国的修炼者不知道那是瑜伽，称之为“打坐”，或“静坐”“内省”“冥思”，或是其他佛道两家的名称。自然其他身体扭曲过甚的姿势，如“孔雀姿”“鱼姿”，中国学者以其过于费劲，拒而不学，而苏东坡也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势为满足，这未尝不可以说算是中国对瑜伽的贡献。
一般而论，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伽术感兴趣，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一〇八三）详细说明的瑜伽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那时，他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以他弟弟为法，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但是即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需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在实际和理论上，都和西洋不同。按中国人的看法，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中国人的养生是“保存精力”。而瑜伽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因瑜伽的精义是休息，是有计划的、自己感觉得到的休息。不但规定在固定时间停止呼吸，并且身体采取休息的姿势，并且还要消灭静坐在臂椅中时头脑里自然的活动。练习瑜伽全部的努力，可以用简单而非专门的术语描写为——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于一无所思。最后这无所思乃是最难做到的。最初是集中思想于一点，这已经够难，因为人的头脑习惯于由这个思想转到另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使思想集于一点还是最低阶段；再高一点儿，使专心于一点进而到一点皆无的沉思，最后达到恍惚出神的愉快境界。
瑜伽的特点是全部身心的休息，再由于各种方式的控制呼吸以增加氧气的吸入。这时胃中轻灵无负担，浑身处于一完全放松的姿势，深深地呼吸，身体则保持于非常容易得到氧气的状态，而同时并不消耗同等量的精力，而别的运动则不然，所以说养生之道再没有如此理想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如果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家中练这种功夫，人的头脑可以锐敏到感觉出自身内在的生理功能的活动。因为在最后阶段，人的心灵活动可以脱离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观察者。在更为微妙的阶段，心灵以旁观者之身，可以观察两个思想之间那段空白。最后阶段，在心灵里一无所思，而能觉察比较微妙的次原子物质的形式，消除了一般人与自我的观念，这个阶段各宗教皆有其不同的宗教解释。一种解释是个人的灵魂与世界灵魂完全地融合，这正是印度教修炼的目标。但是，不管人对宗教的看法如何，瑜伽术使人获得的心境，虽然与睡眠和自我暗示状态相似，还是不同于此等状态，因为心灵还保持完全的自觉和反射的控制，而且瑜伽术的修炼者分明记得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一切活动。
苏东坡在描写自己的修炼时，他发现瑜伽术有很多明确的特点。他控制呼吸，似乎是脉搏跳动五次算呼吸的一周期。吸、停、呼的比例是1：2：2。停止呼吸最长的时间是“闭一百二十次而开，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照印度的标准，较低的限制，是大约一百四十四秒。像一般瑜伽的修炼者一样，他计算他的呼吸周期，也和他们一样，他自称在控制呼吸时（吞吐比例规则）有一段时间完全自动而规律。在集中注意力时，他也是凝神于鼻尖，这是瑜伽的一个特点。他也描写了一种为人所知的瑜伽感觉，在此期间，心灵完全休息，再加上内在知觉的高度敏锐，他觉察到脊椎骨和大脑间的振动，以及浑身毛发在毛囊中的生长。最后，在他写的那篇《养生论》里，他描写此种状态的舒服，与从此种运动所获得心灵宁静的益处。
关于此种运动的心灵方面，他的修炼仍是瑜伽术。在给弟弟子由的一封短信里，他描写正统瑜伽默坐的目的。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他致子由的信如下：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翳……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狗已入佛地……今日闹里忽捉得些子。……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据我所知，苏东坡赋予了瑜伽几项中国要素。他不但排除了那些弯曲腰、腿、脖子等类似特技的动作，以及其他粗怪的扭曲动作，而且增加了定时的咽唾液，这完全来自道家合乎生理的心得。他向张方平推荐他的修炼方法，在信里他这样描写：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或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为赤火，光明洞澈，下入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候出入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练精液，未得咽。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吞咽唾液是根据下面生理的推论，与道家五行宇宙论密切相关，我们未免觉得怪诞，可是对相信此种宇宙论的人则颇有道理。苏东坡所写最难懂的一篇散文叫《续养生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极其难懂的古语“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解释得十分令人满意。苏东坡说，我们随时都在焚烧自己的精力，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包括种种情绪上的纷扰，如恼怒、烦闷、情爱、忧愁等；第二，包括汗、泪、排泄物。在道家的宇宙论里，火用虎代表，水用龙代表。代表火或控制火者为心，代表水者为肾。根据苏东坡的看法，火代表正义，所以在心控制身体之时，其趋势是善。另一方面，人的行动若受肾控制，其趋势则为邪恶（肾一字在中国包含性器）。所以肾控制人体之时，人就为兽欲所左右，于是“龙从火里生”，意即毁损元气。在另一方面，我们就受心火所引起的情绪不宁所骚扰了。我们怒则斗，失望忧愁则顿足，喜则舞。每逢情绪如此激动，身上的精力元气则由心火而焚毁，此之谓“虎向水中生”。照苏东坡说，这两种毁损元气都是“死之道也”。因此我们应当借心神的控制，一反水火正常的功能。而吞咽唾液是把心火向肾方面压下去之意。
此外，道家还努力追求“外丹”，又名“方士丹”，也就是“仙丹”，就是长生不死之药。像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求“方士丹”，一为变低级金属为纯金，一为返老还童，恢复青春。也和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也主要用汞的化合物来炼制。因为汞的特殊性质，有如金属的光泽，重量大，其比重近于黄金（原子重各自为二百、一百九十七），比较易于流动，和金属物如金与铜，因接触而混合，还有变成气体、粉末、液体等有趣的变化——因此，这种金属自然引起炼金术士的注意，不管东方、西方，都认为是最容易炼成人造金的原料。在苏东坡时代，中国的炼金术大部分是受阿拉伯的影响，就和欧洲一样。但是在汉代，却有记载，说有中国人炼金成功，我们想大概是用金的化合物炼的。在晋朝有道士葛洪，曾说用金与水银炼制成药，可延缓衰老或死亡。他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转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他又说丹分为九品，按炼制程序而效力不同。最精者人服后三日成仙，最次者则需时三年。炼丹之原料为朱砂、白矾、雄黄（硫化砷）、磁石，以及曾青。
《春渚记闻》的作者何薳——他父亲曾由苏东坡推荐为官——曾在书中以一章之多的篇幅记载长生不死之药。有关长生不死之药的种种情形，当时很流行。何薳所说的几个人，本书上已经提过，另有几个人是何薳的亲戚，其中有数则故事是作者经验之谈。此书和一本叫《苏沈良方》的书（传为苏东坡与沈括合编），记载过一些炼朱砂的方法。若读完那些故事和炼丹方法，就会得到下列的印象。总是有一座炼丹炉，炼丹者用水银、硫黄、铜、银、砷、合金、硝酸盐，或是硝石炼制。也许他们还试过硫化金。硫化汞（辰砂）和硫化金，都可用作红颜料。各类汞合金还当药物服用。按当时并不可靠的记载，不少的道士都有化铜成金的秘方。必然有造出紫红色的金化合物，铸成各式器皿，曾经大发其财。也可能有道士在铜器上涂水银，当作银子卖与无知乡民。他们将金汞融合，自然不是难事。他们又将硫和汞混合，称为“黄金”，又称为“死硫”。
有一个故事流传，说有一个道士确能造出真金，京都的商人都试不出是伪造。由于何薳的记述，我相信那个道士用的是金矿砂，他能从中提炼黄金。其中诡诈之处是道士说他用的是一种铜砂，所以用铜变黄金的说法自然就轰动了。他能向何薳的一个亲戚表演铜变金。他说那矿砂是铜，他说他以铜砂状携带，而不以纯铜，是因为纯铜在路途中有被偷窃的危险。那矿砂在火上加热，但并不熔化。等道士在锅中放入一点白色粉末，结果变成了黄金。
道士的经历是这样：道士和两个朋友在几年前决定各奔前程，约定十年之后在某处相会。他们在中间这段日子分头去寻求“道士丹”的秘诀。等再度相遇，便大家共享此一秘诀。寻到此秘诀的人把经过告诉别人，他自己并没做富商，已然出了家。下面便是他的经过。
几个朋友在指定的地方相会时，大家比较寻求的结果。已经出家的那个道士告诉朋友他已得到秘诀，只是所炼成品尚含有杂质，有欠精纯。一个朋友说他已得到一种药粉，可以除去杂质。只要加上此一药粉，他们就可以炼出纯金了。
几个朋友说：“咱们到京都去。听说京都‘栾家金店’为国内最大金店，若能经得起他们的试验，咱们的秘诀就算对了。”他们拿了十两自己炼出的黄金求售。店家将黄金检查、过秤、用火烧，然后按真金价格付了款。朋友很快乐，如此成功，彼此相贺。
众人说：“现在咱们可以成仙了。我们若不愿弃却红尘，可以用此钱吃喝玩乐。咱再炼一百两分用吧。”
那天晚上，大家痛饮，有几分醉意，把铜矿砂放在炼丹炉里就去睡了。夜里，铜水四溅，引起火烧着房子。三个朋友还沉醉未醒，救火队已经来临。“我睡得不太沉，从火焰里逃出来。我怕被捕，又善于游水，就跳进汴河，顺水游下。我料想城门上锁之后，才爬上岸来。在水里时，我向上苍祷告，我忏悔，说我决心出家，再不做此勾当，决不再为自己炼金子。若是修庙筹款，我一定要炼，但也要先求神答应。”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道士不能将炼金术泄露出来的缘故，但若为行善，他百两也乐捐。他那两个朋友，一个被火烧死，一个为官方逮捕，不久因伤重而死。
苏东坡对于各种硫化汞药剂，特别有兴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汞有毒，所以他试验那些药物时，特别警觉。因为那些药物的制造秘诀不为人知，其中什么成分谁也不太清楚。与东坡同时代的一个人，记载过一人因吞服汞化药物而亡，那是因为他要在皇帝面前试验一个药方。也许他是要服氧化亚汞，却误服了氯化汞吧。再者道家也试验别的化学药品，如硝石、硝磺等药物，甚至由钟乳石提炼出石灰质来吃，有时引起溃疡。苏东坡本人吃两种别的食物，据说是仙家的食物，就是茯苓和芝麻。芝麻多油，并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自然有食物价值。但是我有几分相信，本被认为此种东西是仙家食物，主要是因为道士住在山上，不易找到别的食物。植物生长得越远，越与普通的五谷杂粮不同，就会越被认为是仙家食物。
关于炼制“外丹”，苏东坡写了两篇札记，一篇叫《阳丹》，一篇叫《阴丹》。阴丹是从生第一胎男婴的母乳中提炼出来的。把乳在文火上加热，用的锅是银汞合金制成的，一边加热，一边用同一金属制的调羹缓缓搅动，直到奶凝结，最后制成药丸状。阳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制成的。此一蛋白沉淀物经过多次净化，最后变成白色无味的粉状物，再加枣泥做成药丸，空腹用酒送服。
苏东坡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一直想求得“道士丹”，不过他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还没有入迷。所有的道家仙子都已死去，至少他们每个人都遗留一个臭皮囊，虽然还有学说主张他们的身体已经改变，无人在时，他们可以升天，或骑鹤而去，或自己变成鹤飞去，叫作“羽化”，所遗留的躯壳便与他们的仙体渺不相干了。遗留下的躯壳只看作如蝉或蛇蜕下的皮，此种去世他们名之曰“蝉蜕”，但是苏东坡却想看到一个长生不死的人。他说：
自省事以来，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如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皆近百岁，然竟死与常人无异。及来黄州，闻浮光有朱元经尤异，公卿尊师之者甚众。然卒亦死。死时中风搐搦，但实能黄白，有余药、金皆入官。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
姑且把求取“道士丹”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摆在一旁，我个人则认为道家谆谆教人的养生术和现代医生对人的忠告，在原理上无何差异。我看还是忘记这种无益的追求，回到单纯有节制的生活上来吧。要有足够的工作，足够的休息，最主要的还是无忧无虑，避免心情上的紧张激动。换句话说，人只要遵从一般常理就好。苏东坡表现他那合乎情理的简单生活原理，只用下列他从古书上摘取下来的四条规则。有一张某向他请求长寿良方，他就写出下列的四句话：
一曰无事以当贵。
二曰早寝以当富。
三曰安步以当车。
四曰晚食以当肉。
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谓善处穷矣，然而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我最喜爱苏东坡给李常的一封信，以常情的看法论节制与单纯。他说：
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鄙俗，且出之左右，住京师尤宜用此策。一笑。
李常现在已回到京师，连王巩也遇赦回到北方。皇帝现在深悔对反对派的惩处。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击得要离开他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旋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
苏东坡此后一年零八个月的命运足以表示做官身不由己。读书人能用别的方法谋生，最好不要做官，他的遭遇便是充分的理由。苏东坡当前的道路，真是崎岖坎坷瞬息万变，一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不是出乎他的本意，却与皇后大有关系。皇帝有意使他掌史馆，却被左右所阻。皇帝最后亲书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今临汝）。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在神宗元丰七年（一〇八四）三月初。
他当然躲避这个任命，按他自己的话，这犹如“小儿迁延避学”。人做官不外乎为名为利，或为权势，或为报效国家。我们知道苏东坡非以做官为发财致富之道，至于权势，他根本不愿控制别人。有些人身上有一种天性，他本已有钱有名，但想钻入政治圈儿去，只为了去支配别人。初尝权力的滋味，还颇觉味美，但除少数例外不提，二度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是不知“何以利吾身”，大概就是身不由己。他去再度竞选，因为他所属的政党要他去竞选。若说报效国家，于理欠通，因为反对派里不是也有人如此呼喊吗？至于为名，苏东坡知道，即便是身为宰相，也不能在他不朽的文名上有丝毫增减。他又何求于政治？他又能有何成就？
在三月初三，他还胸怀坦荡，与朋友畅游甚乐，在定惠院后面商家花园逍遥终日。酒宴之后，他还在一个小楼上酣睡一觉。醒后，漫步踱出东门，在东门看见商店一个大木盆，买下来，预备存水浇瓜。然后沿着一条小溪，进入何氏花园。何家正在房旁添盖厢房，请他稍留，在竹林中喝几盅。一个朋友端出一盘糕，东坡巧予命名为“何甚酥”。大家都喝酒，只有参寥和尚只喝枣汤。苏东坡忽然急想回家。他看见何氏花园里有橘子树，他要了几棵树苗，要回去种在雪堂的西畔。
两三天之后，消息到来，要把他改调他处。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在贬谪中，可是能自由住在一个美丽而富有的城市了。有数天的工夫他犹疑不决，是否应当奏请继续住在黄州。后来又一想，这道新任命是皇帝的一份好意，他终于决定遵奉圣命，放弃农舍。他数年的辛勤，弃于一旦，也许他还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创建一个农舍，一切要从头做起呢。
可是，甚至在他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调职之后，他的政敌还不肯把他放松。当时一个作家记了下面一个故事：苏东坡给皇帝上了谢表，皇帝向四周一看，告诉群臣道：“苏轼真是天才。”
他的政敌甚至想在他一篇例行公事的谢表里找他的毛病。政敌说：“臣以为他在谢表里还是口出怨言。”
皇帝感到意外，问道：“怎见得？”
“在这谢表上，他说他和他弟弟考过殿试，却用‘惊魂甫定，梦游缧绁之中’，他不是说他们以坦白批评朝政的策论考中，但是现在却以批评朝政而受惩处吗？他是不甘心认错，还是诿过与人呢？”
皇帝泰然道：“我很了解他，他心里是好意。”
小人因此才闭口无言。
苏东坡准备搬家，也费了几十天功夫。他决定先到高安看弟弟子由，留下孝顺的长子迈带领家眷。在他从子由处回来时，大家在九江碰头。
现在官方纷纷为他设宴饯行，很多朋友请他题字留念，这个，他当然提笔蘸墨一挥而就。很快就应酬完毕。就在这时，歌伎李琪也收到他赠的一首诗，使她得以名垂后世。在邻人和朋友为他送行的宴席上，他写了下列的一首词：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一大群人送他起程，那群人里有士绅，有穷人，有各色人等。我们知道名字的那些邻居朋友，一直把他送到船上的，计有十九人。路两旁也有他的朋友、陌生人、农人，也有感激他的穷父母，怀里抱着孩子，那孩子的命就是这位行将离去的文人搭救的。那十九个送他的人一直送到慈湖，在苏东坡最后离去之前，大家又一起消磨了几天。
但是另外有三个朋友，一直陪他到九江。一个是老朋友陈慥。另外一个是和尚参寥，他和苏东坡是在徐州认识的，后来在黄州突然出现，和他住了大概一年。在中国古代，没有人像出家人游踪之广的，不但因他们完全空闲行动自由，也因为他们走到何处都有他们的旅馆住，那就是有他们的寺院。参寥决定到九江庐山去住。
第三个朋友是道士乔仝，他现在大约有一百三十岁，据传说，后来他又从坟里复活。到了九江，苏东坡离开了他本要走的路途，又走了陆路一百多里，为了把这位老道士交给他在兴国的一个朋友照顾。乔仝喜爱鸟兽，永远带着他养的鸟兽一同旅行。据子由说，最后此一老人是被骡子踢伤而死的。又过了几年之后，一个和尚告诉子由，说最近在某处遇见另一个和尚，那个和尚说他自己是乔仝，并且说在黄州结识了苏东坡。子由打听那个和尚的样子，说此话的和尚所描写的和那个老道士完全一样。在听这个故事的那些人之间，有一个是兴国太守的儿子，他回家把此事告诉了他父亲。为了要证实乔仝的死而复生，那位太守下令重开乔仝的坟，只发现了一根手杖和两块胫骨，尸体不见了。
苏东坡和参寥一同游庐山数日，在数百和尚之中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消息已在他们中间传开，大家都说“苏东坡来了”。虽然苏东坡只写了三首游庐山诗，其中一首成了描写庐山最好的诗。
东坡去看弟弟子由时，三个侄子迎接他，他们是走出八里地前去迎接的。兄弟们已经四年没见，子由胖了些。他看来并不太健康，因为他夜里费好多时间练瑜伽术。监酒官的办公室就在一所小破房子里，既漏风漏雨又摇摇欲坠，俯首便是江边。据子由说：“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
苏东坡在那儿住了六七天，然后顺流而下到九江，好与家属相会。和家属一同顺长江下行，七月到南京。在南京，朝云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大，患病而死。这对父母是个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年轻的母亲。苏东坡在一首记孩子死的诗里，他说孩子的母亲终日在床上躺着，精神恍惚。东坡虽然能擦干自己的眼泪，听见朝云哭，实在难过。东坡有“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的诗句。朝云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
在南京时，苏东坡去看王安石，王安石已经是疲惫颓唐的老人。苏东坡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因为二人都是大诗人并深信佛学，自然有好多话说。有一个故事流传，说苏东坡一次按固定的韵脚和题目和王安石作诗，胜过了王安石，王安石便中途作罢。二人谈话时，苏东坡直言责备王安石不该引发战事，不应该迫害读书人。
苏东坡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王安石立刻脸上变色道：“你要提起往事？”
苏东坡说：“我要说的是国事。”
王安石才镇静了一点儿说：“说吧。”
苏东坡说：“汉唐亡于党祸与战事，我朝过去极力避免此等危机。但是现在却在西北兵连祸结，很多书生都被送往东南。你为何不阻止？”
王安石伸出二指向东坡说：“这两件事是由惠卿发动，我今已退休，无权干涉。”
苏东坡说：“不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当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
王安石有点烦躁起来，回答说：“当然，当然。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他意思是二人所言，切勿传出此屋，因为他曾一度为吕惠卿所卖，所以如此小心。
二人漫谈下去，王安石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他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焉。’人非如此不可。”
东坡说：“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便不惜杀人。”
王安石笑而不语。
根据好多当代人的记录，在这段时间，可以常看见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他有时想到当年已经背弃他的老友，便突然拿起笔来，面色凝重，立刻开始写一封信。但是片刻之后，他又把笔放下，好像也颇以自己为耻，这些信没写完，就永远摆在那里了。他仍然继续写日记，他死后几年，奉命把所有的日记交还朝廷，因为其中有当权派的内幕。在他失意的晚年，变得心内凄苦抑郁，对人非常怀恨，对皇上也常是恶语相加。幸而当时当权者还是他一派。但是他的日记竟写了七十多本，很多人见过。前几年，他听说司马光已又当权，便令侄子把日记烧毁，但是他的日记仍然留在人间，是因为他侄子把日记藏了起来，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去。
王安石现在开始看见幻象。一次，他看见他那独生子，那时早已死去，却正在阴间受罪。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活着时是个坏蛋，无所不为，现在在阴间戴着铁链手铐。后来，他家一个侍卫说在梦里也看见同样的情景，王安石着实害怕起来。为救儿子免于阴曹的折磨，他把上元县的财产卖出去，把钱捐给寺院。王安石曾向朝廷奏明捐款与寺院一事，朝廷因此赐予那个寺院一个名字，同时王安石上朝廷关于此事的表章而今还在。他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看见一个农妇向他走近，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递一份诉状，然后消失不见。他记得把诉状放在衣袋里，到家一看，那份诉状也不见了。第二天他因惊吓去世。
等苏东坡到了土地肥沃的江苏地带，他不觉迷恋上当地的气氛和自然之美。在往返于南京和靖江之间时，他心中忙着盘算在太湖地区买一个农庄。他的情形是这样：皇帝既然愿把他从黄州调到另一个地方，日后也会听从劝说而准许他在别处安居。不论他往何处去，总是存心找个老年退隐之地。他的不少好友出的主意都不相同。他的方外友人佛印劝他安居在扬州，因为佛印的农庄在扬州。范镇愿他到许下，二人为邻。东坡自己看中了丹徒县蒜山的一片松林。不过这些计划都落了空。长江以北靠近南京有个仪真县，仪真的太守约他前往居住。他虽然没有决心在仪真安居，至少想找个地方暂时安顿眷属。所以家眷暂时住在仪真学校中时，东坡总算没有牵挂，得以各处走走逛逛，寻找一个乡镇的家园。
最后，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中，有一个滕元发，劝他安居在常州的太湖左岸宜兴，滕元发那时正任太湖南岸的湖州太守。苏东坡和滕元发二人暗中订了一项计划，在宜兴买了一块田地，然后奏请皇上允许他在宜兴安居，因为那块田地是他唯一的生活之所出。滕元发的一个亲戚能找到一块地，在宜兴城二十里外，深在山中。那块地很不小，一年可产米八百石，会使苏家生活得蛮舒服。苏东坡当时只剩下几百缗钱，此外只有父亲以前在京都买的一栋房子，但是早已托范镇以八百缗钱卖出去。
九月，他独自下乡去看那块田庄。他曾记此事说：“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誓将归老，殆是前缘。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于舟中。”
后来他又另买了一块地，是从官家买的，后来曾为此地涉讼将近百年之后，曾有一作者记载苏东坡的重孙子仍住在宜兴那块农庄上。
苏东坡现在总算办了一件事，到底是极其愚蠢，还是宽宏厚道，看法也就因人而异了。他给滕元发写信，说他要在荆溪上找一栋房子，他真找到了。他和友人邵民瞻去找，结果找到一栋很好的老宅子，也付了五百缗钱。这就用光了他所有的钱，但是苏东坡很高兴，心里盘算回去把家眷接来住进去。一天晚上，他在月光之下和邵民瞻在村中漫步，经过一户人家时，听见里面有女人哭泣声。他俩叩门走进去，一老妇正在屋角里哭。一问缘故，老妇人说：
“我有一栋房子，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财产。我有个败家儿子，把那房子卖给了别人。今天我不得不从那栋老房子里搬出来，我在那老房子里已经住了一辈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哭的缘故。”
苏东坡很受感动，又问她：“那栋房子在哪儿？”
苏东坡大惊，原来那正是他用五百缗钱买的那栋房子。他把契约从衣袋里拿出来，在老妇人面前一把火烧了。第二天他把那个儿子找来，告诉他再把老母请回旧宅去，并没有再讨回付的房钱。那个儿子到底是已经用那笔钱还了债，还是另有别的原因无力付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苏东坡于是回到城中，既没了房子，又损失了五百缗钱。但是当时东坡一时为真情所感，无法抑制，竟对自己家的后果不管不顾！事情做得美则美矣——还有什么别的好说！
回到常州之后，在十月里，他给皇帝上书，请圣命谕允居住于常州。在皇帝应允之前，他还是要去接新的任命，远在国都的西部，大约有五百里的旅程。他携带着全家往都城方向前行，慢慢行进，盼望如幸蒙圣命恩准，就不致花费往返两次旅费了。但是迄未获得恩准的消息，他勉强前行，到达京都。我们若相信他的诗上所说，他的眷属真是忍饥挨饿了。到了泗州的淮河边，他给朋友至少写了三首诗都提到饥饿。在一首诗里，他自比为夜里啃啮东西的饥鼠。在太守送食物到船上时，孩子们欢声雷动。看情形他们不能再前进了，他决定再给皇帝上表章，这时住在南都老友张方平家，静候圣旨的到来。
他上皇帝第二书，是二月间在泗州写的，其中一部分如下：
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他在旅途上，发生了两件有趣事，也可说令人难过的事。在泗州他渡河去游了南山之后，写诗一首。河上有一座长桥，因泗州为军事要隘，天黑以后此桥上不许行人通过，违犯者重罚。实际上，泗州太守是不理会这条规矩的，他在天黑后和苏东坡同过此桥。为了庆祝此次游山之乐，苏东坡很天真地写出了下列两行诗句：
长桥上灯火闹，
使君还。
太守为人老实正直，是山东省一位学究，姓刘。第二天他一见苏东坡的诗，心都快跳出来。他到船上去看东坡，说：“我看了你的诗，这很严重，太严重了！你的诗全国皆知，一定会传到京都。普通人夜里过桥是罚两年劳役，太守犯法，情形更糟。求你把这诗自己收起来，不要给别人看。”
苏东坡追悔不迭，微笑道：“天哪！我一开口就是两年的劳役呀！”
他住在张方平家时，出了另一件动人的事情。在主人请他吃饭喝酒时，他认出了张方平儿子的妾，那个女人以前曾做过黄州太守的妾，深得太守钟爱，名叫胜之。太守当年为苏东坡好友，不幸亡故，此妾亦即改嫁。苏东坡一见此女在张家筵席上出现，状极轻松愉快，颇为感慨，想起老朋友来，两眼泪痕，喉头哽咽。这却逗得胜之发笑，她只得转过头去和别人说话岔开。苏东坡离席时心中很难过。他告诉朋友说人千万别纳妾，就举胜之为例。
皇帝染病，从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因为他已如愿以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在四月初三离开南都，到达湖边新居，是神宗元丰八年（一〇八五）五月二十二日。
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他的诗里有两句：“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富有田园之美的江南度其晚年了。他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优哉游哉了。
但是命运偏偏作梗，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芝罘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他拒不肯信，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并且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过。
苏东坡心乱如麻，心里很恨这种变化。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家里人大喜，孩子们喊叫觉得喜出望外。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再不贪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里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在给佛印的信里他说：“如入蓬蒿藜藿之径。”给米芾的信里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
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推动起来。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宰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唯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的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新皇帝现今才九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僭取帝位，借有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她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繁乱到得失难分莫知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正足以判别清议所趋的主要方向。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据一般常人的判断，这些人连《纽约时报》的社论还看不懂。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予废除。元祐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实为一重要职位，因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担任此一职务时，他草拟了几次圣旨，颇为有趣，内容与他颇有关系。一道圣旨是褫夺李定的官职，命他将过去隐瞒未报的母丧三年重新依礼居丧。第二道圣旨是贬谪吕惠卿。内容的决定者不是苏东坡，但圣旨的措辞结构则是他的手笔。在贬谪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时，苏东坡说：“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与“党与交攻，几半天下”。不过最有趣的事，是四月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追赠荣衔。这道圣旨的措辞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这篇圣旨很巧妙地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
“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三品，宰相是二品，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再者，为皇帝草拟圣旨，就使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后。这项任命是由宫廷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的，同时颁赠官衣一件、金带一条、白马一匹，附有一套镀金的缰绳鞍鞯上的零配搭。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之为“锁禁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翰林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接连皇帝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只有凝望红烛，静听宫漏，以遣永夜；有时夜间寒冷，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关于要发布的诏令，都是由皇太后口述，他再用极为典雅庄严的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他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此一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
“常州团练副使。”
“现在身居何职？”
“臣承乏翰林学士。”
“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
“仰赖太后的恩典。”
“这与老身无关。”
苏东坡只好瞎猜：“一定是皇上的恩典。”
“与皇上也无关。”
苏东坡又猜道：“也许是有老臣推荐。”
太后说：“与他们也没关系。”
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
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箸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遽尔崩逝。”
提到先王，三人不觉一齐落泪。太后于是赐东坡座，赐茶叶一包，又对他说：“你要尽忠辅保幼主，以报先王之恩遇。”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太后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东坡。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在哲宗元祐元年九月逝世。那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灵柩停在灵堂，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前去拜祭，并且吊丧者应当哭几声。但是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但是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发生了。
事有凑巧，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灏的弟弟程颐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更使苏东坡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这种风俗已流行数百年。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人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小程想拦阻大家，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程颐说：“你们没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苏东坡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柩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才知道程颐禁止，说是于古无证。于是苏东坡在全体官员之前说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这句评语极为恰当，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谁也不愿一生背着这个标签。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这粒仇恨的种子算播下了。
不久，他们看见皇帝和太后的龙车凤辇来了，都是朱红的轮子。他们是来吊唁故相国的，并在灵前哭泣，以尽君臣之礼。司马光之丧是国家赋予大臣当得的最高荣耀。他在棺木中的遗体上都盖以水银龙脑，是皇家的赏赐。皇家又赐白银三千两，绸缎四千匹，又派宫廷官员二人护卫灵柩还乡，家中十人赐予官职。
次年，苏东坡除去翰林学士之外，皇帝又于七月畀以侍读之职。皇帝如今只是一个孩子，不过即便皇帝是中年人，为了对皇帝有益处，仍然是在每单日子要给皇帝讲课。计分两学期，春季期自二月到五月节；冬季期从中秋节到冬至。大臣中以学识渊博出名者，轮流为皇上讲解经史及为政之道，以过去历史上的得失为殷鉴。早朝之后，膺选的官员便由文德殿出发，顺着西面走廊到迩英殿。在苏东坡时代，讲学的人站立，其他旁听的官员则可坐着听。王安石充任讲席时，他想让讲师坐下而旁听的官员站立，但因有一个官员反对，此议作罢。在这期间，浮夸傲慢的理学家程颐，因精研经典也参与讲学，但是他所列之等级为低级之侍讲。但是他也请求坐着讲学，如此合乎儒家尊师的道理。他向年轻皇帝哲宗谆谆告诫，要提防恶魅的力量与女人的诱惑力。当时皇帝尚未成年，还感觉不到女人的吸引力，但是他偏偏决定将来成年后要欢乐一番。这位年轻皇帝后来废了他的皇后，二十四岁时驾崩。
就苏东坡的家庭而论，住在京都确是大有益处。苏东坡卖了那栋老房子之后，而今的住宅是在百家巷。即使以前没把那栋老房子卖掉，若住着那儿，也离官衙太远。新住宅离东华门很近，黎明之时，文武百官从此门进宫早朝。所以此一地区就是官员喜爱的住宅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城中区，最贵的商店和饭馆子都开在那里。
苏家全家现在开始享受京都的生活，和黄州的农家生活大不同了。他们差不多十五年没住在京都，只有苏东坡在京都监狱的那三个月来过，另外是不能进城住在城外郊区的那一次。孝顺的儿子迈，他已经到江西去做一小官，现在不知回来团聚没有。但是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六，一个十四，是在家中。苏夫人和朝云现在都能安享快乐的生活，不过看着京都生活的奢华，有点儿害怕。住家的四周都是珠宝店、绸缎店、药铺，两三层堂皇闳壮的高楼。
中国所能产的百物的精华，都陈列在东华门一带，价钱会令一个乡下女人吓一跳。不管东西卖得多贵，像悖乎节令的鲜花、水果，总是有人愿意买。有一件事很方便，就是从佣工介绍所雇用仆人。附近处处是酒馆、饭馆。晚上，一进入酒馆，歌伎在走廊下站一排，等候顾客召唤去侑酒。男孩子随同父亲进去时，眼睛得向前直看，不然就得一直望着地。吃饭时，小贩和求施舍的人按房间去串，卖糖果、干果、卤肉、腌菜等物。在饭馆，据说有四五十种菜，由跑堂的带着在各屋里串，由顾客选合口味的买。那菜单子上的菜若是有的短缺，饭馆就会丧失顾客。
苏东坡喜欢在家里宴客，饭馆都争着做外会生意。这些做外会生意的馆子，都用银制的餐具。即便穷馆子也派得出一个厨子和全套的银酒壶、酒杯、碟子、汤匙，以及银头儿的象牙筷子。当时的风俗是，一家叫了几次外会之后，那些饭馆子照例把那些值四五百两的银餐具放在顾客家过夜，第二天再去收，并不以为有什么重要。等后来汴梁陷入金人之手，当时有一个作家以无限向往的笔调记载当时的京都，他说当地的老百姓都颇以此京都为荣，并且他们对外地人十分大方慷慨。有时看见外省人被奸诈人欺负，他们会打抱不平前去帮助，甚至不惜与地方警官冲突。若有新住户迁入，邻居会带着酒茶等物去拜访，告诉他本地商店的情形，以免上当。也有人终日无所事事，只带着茶壶到每家去串门子闲谈。
在这种气氛的生活里，苏东坡还是照常练他的瑜伽和养生之道。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宫中。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发一百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后再躺下小睡。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等该出门上朝时，他已衣冠齐整，于是出门骑上镀金鞍鞯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
早朝最迟十点钟完毕，这时，除非有特别公务，他照例可以自由了。他若没有交往应酬，就带着妻子孩子去逛商店买东西。相国寺只在附近，院内挤满了卖扇子、刀剪、珍品、古物、字画、拓片等东西的商贩。有时，全家到东城的商场去逛，可以理发、买盆花、买鸟买笼子，一天的工夫在不知不觉中混过去。有时穿过朱雀门到外城去，那儿还有一大片住宅区，孔庙和国子监都在南外城，再往远处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士观。他们倦游归来，有时在“台楼”吃饭，那是汴梁最好的酒馆；或是走南门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宝店，挑选几件温州的漆器；或是在报慈寺街的药铺买点儿上好的草药。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人家才找他去担任；人要求取某职位时，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瘾过足之后，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大。苏东坡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元祐三年八月五日书
还有人把京都的生活持一种很世俗的看法。他的朋友蒲宗孟就极尽奢侈享乐的能事。蒲家的儿媳终日不做别的，只教丫鬟做各式图样的“酥花”，加糖凝结，以备做饭后小吃之用。他一个儿媳妇，不许以同样的“酥花”叫客人第二次再吃到，而丫鬟们昼夜忙着做那些“酥花”。蒲宗孟有些特别的习惯，其中包括“大洗面”“小洗面”“大洗足”“小洗足”“大洗浴”“小洗浴”。他每天洗脸两次，洗脚两次，每隔一天正式洗澡一次。在“小洗面”时，他只洗脸，脸盆中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在“大洗面”时，要换水三次，由五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脖子和肩膊。在“小洗足”时，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只洗到足踝为止；在“大洗足”时，换水三次，由四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膝盖。在“小洗浴”时，他用二十四桶水，由五六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也用二十四桶水，但由八九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他用药膏洗，衣裳要放在金属网子上，下有稀奇的香料点燃慢熏。他写信给苏东坡说，此种洗澡法对他益处甚大。苏东坡回答说：“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做高官在社交和物质上，还有两种绝无可疑的好处。在那种年月，读书人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做官，一是隐姓埋名，也就是甘于贫贱。人做学问可以得千秋万岁名；但对很多人而言，不朽的盛名，即便可以得到，也无以搪饥寒。在苏东坡时，有个笑话挖苦科考得意做了官，却自称是为国牺牲的人：
从前有一个读书人，穷得没钱买馒头。因为饿得慌，想出一个办法吃馒头。他走到一个馒头店外头，突然大惊而逃，但是没人理会。他到另一家馒头店，门口有一大群人。他看见馒头，大喊一声，做大惊状，拔腿就跑，跑不远，跌倒在地上。一大群人围过来，问他怕什么。读书人说：“怕那些馒头！”人都大笑，从来没听说此等事。馒头店老板不相信，想试试他。他把读书人引进放有好多馒头的一间屋子，暗中从门上的锁眼里往内看。读书人一看妙计成功，大喜，两手抱着馒头狼吞虎咽。老板颇受感动，推开门很客气地问他：“你还怕什么？”读书人说：“我还怕一杯好热茶。”
一天，韩维——他属于一个曾出过几个宰相的富贵之家——有两个女婿去拜谒苏东坡。东坡问他们的岳父近况如何。
一个青年回答说：“他老人家近况很好。他告诉我们说，他已到老年，他要以声色美酒自娱，否则不知道何以度日。”
苏东坡说：“我想他做错了，正因为他只剩有晚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回去告诉令岳丈听。”
年轻人说：“是，当然。”
苏东坡说出下列的故事：
顷有一老人未尝参禅，而雅合禅理，死生之际，极为了然。一日置酒大会亲友，酒阑，语众曰“老人今且去”。因摄衣正坐，将奄奄焉。诸子乃惶遽呼号曰：“大人今日乃与世诀乎，愿留一言为教。”老人曰：“本欲无言，今为汝恳，只且第一五更起。”诸子未谕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当自家事，日出之后，欲勾当则不可矣。”诸子曰：“家中幸丰，何用早起。举家诸事，皆是自家事，岂有分别？”老人曰：“不然，所谓自家事者，是死时将得去者。吾平日治生，今日就化，可将何者去？”诸子颇悟。
苏东坡接着说：“令岳丈以为余年无多，所以想尽量享乐。你们俩给我带个话儿去好不好？说我要他只注意他自己的事，不要把日渐消弱的精力费在醇酒妇人上。他最好想想，到了人生旅程的末端他能带什么走。”
在他敬重的朋友范镇死后，苏东坡说：“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
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朋友辈都望尘莫及。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虽然他并不十分适于宰相之位，但大家公认，以人品论，在整个官场之中，他是巍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有一度他的两个朋友居朝廷最高的官位，一是吕公著，一是范纯仁。他弟弟子由在哲宗元祐元年也已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所有当年贬谪到南方的朋友现在都回朝官居要津，包括驸马王诜、王巩、孙觉、范祖禹。他在黄州的老友陈慥也到了京都，不是来做官，而是来看苏东坡，享受友人欢聚之乐的。大诗人黄庭坚，原已与苏东坡通信有年，现已来京相交往，并正式拜在他门下。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人的名气。这时“苏门四学士”已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两个，一是李廌，一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
苏东坡之深孚众望，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原来学者章元弼对苏东坡素极崇拜，他本人长得并无足观，却娶妻甚美。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那么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她休了。这位丈夫章元弼告诉友人说他妻子遗弃他，全是为了苏东坡。
这时苏东坡之受人欢迎，竟致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的帽子后来叫“子瞻帽”。一天，他陪圣驾到醴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伶工演戏。一个丑角头戴“子瞻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伶工说：“怎见得？”丑角儿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这时皇上微微一笑，向苏东坡看了一眼。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东坡和朋友们则恣情笑谑。在他官居礼部尚书又兼主考官时，他和几个朋友及几个考官入闱几十天。在办公时间都忙着阅卷，苏东坡则不停地在各屋里转，闲谈笑谑，简直叫人无法专心做事。到了夜晚，他才自己做事，看试卷，评等级，迅速之至。
有好多逸闻，说他如何当场捏造笑话。那些笑话里包括双关语，尤其是他和另一个富有机智的才子刘邠说话的针锋相对。
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吕极胖，苏东坡到时，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防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只大瓦缸里背长绿苔的乌龟。
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
吕大防眼睛瞪得圆圆地说：“是吗？会有六只眼睛的乌龟？”吕大防心想不对，自己一定被捉弄了，但是苏东坡学问如此渊博，定在什么书上读到过。
苏东坡回答说：“当然，在唐中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只乌龟。皇帝问他六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说六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你看，六眼乌龟午睡时，他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
苏东坡常向朋友钱勰得意扬扬地夸大，说他多么喜爱他在乡间过的那种俭朴生活。他说吃饭时只有米饭、萝卜、一个清淡的汤，可是他十分快乐满足。一天，钱勰送给他一张请帖，请他吃饭，请帖上说：“将以三白待客。”苏东坡从来没听过那种东西，不知三白为何物。那天他一到，只见钱勰为他准备的只是很简单的一餐，只有三件白东西摆在桌子上：一碗白米饭，一盘白萝卜，还有一碗无色的汤。苏东坡忽然想起自己的夸大，知道是受人愚弄了。苏东坡等过了一些日子，他送给钱勰一张请帖，请吃“三毛餐”。钱勰去赴席，发现桌子上一无所有。苏东坡请他坐下，两人都坐下。过了好久，还没有菜上来，钱勰抱怨说饿了。苏东坡大言不惭地说：“咱们开始吃吧，不用等了，快吃‘三毛餐’吧。‘三毛餐’就是毛米饭、毛萝卜、毛菜汤。”（毛读如“没”）苏东坡这样报复之后，他也宽恕了那个朋友，二人开怀吃了一顿盛餐。
做翰林学士时，苏东坡常在夜里深锁宫中。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人，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若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已经风闻此事。一天，秘书对友人的口信请苏东坡回复，东坡已经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
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论语》里有个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与司马光同姓。一天，苏东坡为国事和司马光争吵得很厉害，而司马光仍是坚持己见。苏东坡回到家，把长袍扔在躺椅上，向朝云叹了口气说：“司马牛！司马牛！”
这几年，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实为党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在中文里是惯于说“一肚子学问”。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
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文人去拜访苏东坡，携带他写的诗一卷，请苏东坡指教。那个可怜的文人自己高声朗诵，抑扬顿挫，铿锵有声，显然是颇为自得。他问：“大人，不知尊见以拙作为如何？”
苏东坡说：“百分。”
那个文人脸上欣然色喜。苏东坡这时又说：“诵读之美七十分，诗句之美三十分。”
苏东坡天才横溢，神完气足，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他能独创一派，这是不足为奇的。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造了他有名的墨竹，他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的，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显然是有别。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
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都是如此。若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方面都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真诠。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在苏东坡降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丰厚的艺术传统，在书法绘画两方面皆然。苏东坡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倾其全部时光致力于绘画。现在所有他的诗画朋友都已集会在京师，而气氛也极利于他在诗画上的创造，正如一个弈棋高手发现了城中另一个弈棋高手之后，他的生活便会有所改变，同样，苏东坡的生活现在也改变了。他毕竟是个文人，不是个政客。既然是文人，他的要务仍然离不开纸墨笔砚。他的门人，也都是出色的文人，不断在他的书斋中流连盘桓。米芾后来成为宋朝杰出的画家，曾经有一次，他喜爱自己在悬崖峭壁所画的默然无色的巨石那雄伟的气魄，他乃以“丈人”之名称之。他自称“米颠”，别人也以此名相称。米、苏、李（李公麟），这宋朝三大家，现在时常在一处。
这一群文人时常在彼此的家中相会，饮酒、进餐、笑谑、作诗，而大部分时间都在陶然佳境中过活。此等时光，苏、米、李三人往往走近书案，纸笔墨都在眼前。如果一个人开始作画、作诗或写字，别人便作壁上观，或也技痒而参加，为补上诗句，或增加题跋，当时的情况与气氛理想极美矣。诗、画、字，这三者主要的材料，只是两种液体物——墨与酒；除去最讲究的毛笔和用最贵、最为稀有的原料做的纸之外，他们有上等酒、上等墨。大书法家和大画家一发现有上等纸张当前，就犹如小提琴名家发现面前有一把斯特拉底瓦牌的名琴一样——硬是不胜其魔力之诱惑。苏东坡最喜爱的是澄心堂的纸，宣城的诸葛笔或是鼠毫笔和李廷邦的墨。一个人画完一幅画，一般习惯是由其他文人在上面写几首诗文作评语，或仅仅写刚才说的几句戏言。有时苏东坡和李公麟（西方收藏家多知道他叫李龙眠）合作一幅画，苏画石头，李画柏树，子由和黄庭坚题词。
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十六个此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诜的庭园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麟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公麟，还有东坡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最上面，一只蝉向一条小河飞去，河岸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髻，戴甚多首饰，侍立于桌后。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倚桌作书，驸马王诜在附近观看。在另一桌上，李公麟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往附近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瘤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人则分散各处，以各种姿势，或跪或站，下余的则是和尚和其他文人雅士了。
普遍都认为苏东坡作品之最精者，都是他醉后或兴致昂扬之时的作品，一想中国绘画、写字时一挥而就的潇洒明快，此话不能不信。在哲宗元祐三年（一〇八八）苏东坡任主考官之时，他和艺术家朋友李公麟、黄庭坚、张耒等陪考官入闱将近两个月，在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闱，亦不得与闱外联络。他们空闲无事，李公麟画马自娱，黄庭坚则写阴森凄惨的鬼诗，彼此说奇异的神仙故事。至于苏东坡如何，黄庭坚记载的是：“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苏东坡论自己书画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东坡在世时，曾使人画像数幅，其中最有名者为程怀立和名画家李公麟所画。在李公麟所画的一幅上，苏东坡身坐岩石，一条藤杖斜横于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从姿势上看，他很轻松地坐着，似正在思索宇宙中万物盛衰之理，也正享受眼前大自然的森罗万象。好像他随时都可能立起来，提笔蘸墨，抒写胸怀中之所感，或是用美妙的诗歌，或是用气韵生动的一幅画，或是用神味醇厚的书法。
有一次，杜几先带来一张上好的纸张，请苏东坡在上面写字，但是他提出了字的大小排列等问题。苏东坡笑着问他：“我现在是不是卖菜？”哲宗元祐二年（一〇八七）三月，康师孟已经出版了苏氏兄弟九本字帖的精摹本。苏东坡自己的若干朋友都是热心搜集苏字的。一天晚上，他的几个朋友在他家，正在翻查几个旧箱子。有人找到一张纸，上面的字是苏东坡写的，还依稀可读。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在黄州贬谪期间醉中写的《黄泥坂词》。有的地方已然污损，连东坡自己都不能辨认。张耒抄写了一遍，交给苏东坡，自己则保留那份真迹。几天之后，苏东坡收到驸马王诜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得两纸字。有近画当稍以遗我，勿多费我绢也。”
有几封苏东坡给朋友的最亲密的信，被刻在石头上，他去世之后当作拓片卖，就是所谓“西楼帖”。这本帖至今还在，看起来就仿佛邻居的目光一样熟悉。苏东坡在一封信的再启里，代妻子向一个朋友道谢，因为那个朋友送了他妻子一把梳子。在另一个再启里，他说要送人一锅咸猪肉。
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画，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画的问题，确是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将其看作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象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得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其他行的字配合恰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
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疾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法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画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画。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美感便是律动感”），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史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
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围，而人必须寻求。举例说，树枝的折线与不平直的线条，因为只有弯曲与转折线才能暗示生命与运动；只要笔的压下、微顿、疾行、偶尔的飞白泼溅，能细心并有意保存于纸上，则不难看出此种不平直的线条的生命力和运动感。在中国书法和绘画里，当力戒平直线条，除非另有必要，比如描画桌子的边缘，不得不直，这是基本的原则。结构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了。倘若那些线面是僵直死板的话，中国艺术家是不能满足于此种静态的安排与线和面的对比的。从此以后要重视力量充沛的线条笔画，这便说明中国绘画技巧和其他形式的绘画之间的差异。
为了寻求富有活力的线条，中国书法家转向大自然。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暗示运动，且其变化丰富无限。灵这种狗身体平滑，天生是为了快速奔驰的，自有一种美；而爱尔兰小型猎犬多毛而粗短的线条，则另有一种美。我们可以欣赏幼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调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此种攫取猛扑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谐调。谈到这类节奏之美，我们可以爱慕大象庞大笨重而不易控制的形状，蛇的蜿蜒蠕动的紧张状态，甚至长颈鹿瘦高细长的拙笨动作。所以可以说，大自然的节奏永远是含有功能作用的，因为其线条轮廓都是生长发展的结果，而且各有其用途。由于大自然这些丰富节奏，才磨炼出我们欣赏的眼光。中国书法家想在笔下运动上所模仿的，就正是这些自然的节奏律动，而也非中国感受力极为灵敏的毛笔不为功。有的笔画坚定而圆满，暗示狮子蹄爪的巨大力量，有的笔画暗示马腿的强壮有力、骨节嶙峋。有的点画要暗示清爽整洁，字也有方正的肩膊腰肢和支架，像端正的女人，正如中国艺术批评家所说如“美人头上戴鲜花”。有的模仿枯藤的美姿，藤的末端稳定而微微向上弯曲，复点缀以一些嫩芽小叶以求平衡对称。千万不可忘的是，那条枯干的垂藤的平衡，是自然而完美的，因为其末端弯曲的形状与角度，全以此长藤的重量、茎的支持力、在这边或那边残余的叶子的重量为依归的。
苏东坡说，他的友人文与可习书甚久而不见成功，后来一人独行山径，见二蛇相斗。他从相争斗的两条蛇身上的律动，获取了灵感，把蛇身上那种矫健的动作吸取于笔画之中。另一个书法家是在看见樵夫与一村姑相遇于山间小径上时，悟出了节奏的秘诀。因为当时樵夫与村姑都要让路给对方，二人当时都犹疑不定，不知谁该站稳让对方过去。那二人一时的前后闪躲，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动作和相反的动作，据说这种紧张的动作使他生平第一次悟出了书法艺术的原理。
运用在绘画上，线条的杂乱而又和谐的律动，就产生了可概括地称之为中国艺术的印象派。这一派艺术家所关注的只是记下他头脑里的印象，用一种明确的律动美表现，而不是以将眼前的景物描绘下来为满足。结构越单纯，表现律动美越容易。因此苏东坡才集中表现律动美在几竿竹子上或是几块粗犷的岩石上，而这样表现出来的景物也就成为内容很充分、很丰富的图画了。画上表现出的律动美，本身即要求削除所有与此统一概念毫不相干的景物。要看极端印象主义艺术极端的例子，在八大山人的一只鸡和一条鱼上，或是石涛的果园上，都很容易看出来。不管画的是鱼、是鸡、是鸟，八大山人的艺术可以看作用最少的线条、最少的墨，表现最多的内容的艺术。八大山人完成他的一条鱼、一匹马或是一张画像，为时不过数分钟，用墨不过迅速的寥寥几笔。他不是画好，就是画坏；若是画坏，便将纸揉烂成团，扔到废纸篓中去，重新再画。
惜墨如金，就说明了中国画纯出自然。但是惜墨如金与高度集中在主体景物上，也产生了别的结果。苏东坡的几枝竹枝竹叶，后面一月当天，依稀可见，创造出两种效果。第一，因为没有其他不相干的景物，故能刺激观赏者的想象；第二，那幅画暗示那几片竹叶，在月夜安然静止也好，在风雨中猛力摇摆也好，在其表现出来的单纯律动美上，是令人百观不厌的。画几竿竹、一条曲线、几块粗犷的岩石的动机，就和写几行字的动机一样。一旦心情表现出来，印象留在纸上了，艺术家便感到满足，感到快乐。于是他能把同样的满足与快乐给予观赏的人。
所以这一派文人画也叫作写意，也就是印象主义。“意”字甚难译成英文，大致就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若在英文里找个字代替，恐怕要用intention（意图）、conception（概念）、impression（印象）或mood（心境）。若指这一派绘画用conceptivism（概念主义），则无不可，因为这个字的重点是统一的概念，正是艺术家所要描绘的唯一形象。
艺术的中心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完全相同。印象主义，简言之，就是对照相般的精确的反叛，而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作为艺术上的新目标。苏东坡用两行诗充分表达这种反叛精神。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评论一个年轻写意派画家宋子房时，苏东坡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汉杰（宋子房号）真士人画也。”
宋代画家又向前迈了一步，在一幅画里，不但要表现作者的印象或概念，也要表现内在的肌理。简直来说，宋代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形。宋代哲学的派别叫作理学。在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儒家把注意力从政治的规矩形式和社会撤离，转而沉潜到心和宇宙方面去。借助于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开始谈论这个“理”字，粗略地说，就是自然与人性里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则”，或“万物的内在精神”。宋儒囿于中国人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无能力或无爱好，他们在把“理”当作“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们却完全相信在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无之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泼泼的，而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握万物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所以画家在画秋天的树林时，不应当以描绘树叶丰富的颜色为目的，而是要捕捉那不可见的“秋意”或“秋思”。换句话说，要使人觉得要披上一件夹大衣出去吸那干爽清凉的空气，似乎在大自然季节的蜕变中，看得出渐渐阴盛阳衰了。苏东坡在教儿子作诗时，要他把花的个别性表现出来，使人对一行写牡丹的诗，不致误认是写紫丁香或梅花。牡丹的特质是丰盈华丽，梅花则秀逸脱俗。那种特质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家的眼睛与诗人的想象。要画鱼，则艺术家必须了解鱼的本性，但是为达到此目的，画家必须运用其直觉的想象，在心神上，与鱼同在水中游，体会鱼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鲑鱼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鲑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无论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多么精确，那张画仍是死的。
画家必须注意观察细节。苏东坡一次记载了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个绘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一百多幅名画中，他最珍惜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天，这个收藏家在院子里晒画，一个牧童赶巧在此经过，他向那幅画看了一下，摇头大笑。人问他何故发笑，牧童回答说：“牛相斗时，牛尾巴一定紧夹在后腿中间，这张画上牛尾巴却直立在后面！”
苏东坡也看不起名花鸟画家黄筌，因为他对鸟的习惯观察错误。但是只凭观察与精确，并不能产生真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洞察力，等于是对大自然中的鸟兽有一种物我胞与的喜悦。也许要真懂苏东坡描绘万物的内在肌理之时，他所努力以求的是什么，最好看他画的一幅仙鹤图上的题诗。他说，仙鹤立在沮洳之地看见有人走近，甚至仙鹤连一根羽毛还未曾动，已先有飞走之意，但是四周无人之时，仙鹤完全是一副悠闲轻松的神气。这就是苏东坡想表现的仙鹤的内在精神。
在进一步论到画的内在精神而非外在形体时，苏东坡说：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画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辩。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络，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
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映。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示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啻沧海之一粟，浮光掠影而已。由此观之，所谓中国的印象派绘画，不论是一竿修竹、一堆盘根，或深山烟雨，或江上雪景，都是爱好自然的表现。画家与画中景物之完全融而为一的道理，解释得最为清楚的莫如苏东坡在朋友家墙壁上自题竹石的那首诗：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斲丧天性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一〇七八），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我以前指出过，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但是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是，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地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此等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置闲散，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不幸，苏东坡非此等人也。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一违犯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是此婴儿可怜夭折，无法达到父亲的愿望。我们必须要问，一个诗人画家是否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国家太平时则可。但是“太平”一词也是比较而论，而且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十年之内没有激烈之争的。一个诗人画家，以其达观的态度，很不容易卷入政争，甘心玩此把戏，而甘心接受处罚的恶果的。往往是，小试数次之后，对自己也会染指于此等勾当，不由自己窃笑，就此罢手。
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若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时之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围绕他而发生。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司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渐形成——朔党、洛党皆以理学家为首，蜀党则咸信苏东坡为魁。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并由于苏东坡之坚持脱离政坛，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一词何所谓，当属可信。可是却有许多事故发生，使苏东坡的政敌受到刺激，不得不对他作殊死战。这次战斗，说公平话，实在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的。苏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始，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使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章惇也暂时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力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饭袋”称之。
两派之争在进行中。龃龉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借故生非。苏东坡为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是：“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入于刻。”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并未引起百事废弛；宣帝尚严，也未失之过于苛酷。考生必须申论中庸之道。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
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太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的，因为她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
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在正月十七日，他给皇太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一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君臣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助益。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顺和卑屈谄媚的意见一致而已。他另一点异议是，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在城郊购买土地，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写信给好友杨珪，在信中又非难那些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并颇以自己有真知灼见而自负。那封信上说：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无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在二十三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未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的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持的是哪些问题。
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广开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来，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后的人只不过十几人，那十几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几人赶巧都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皇太后必致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诚然，别的官员也可以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章！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无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只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王安石则压制清议。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耒的一封信里，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在哲宗元祐元年，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又将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如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纡尊降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下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被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于中书省。
比如说，西北番族入寇，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官官相护”之恶习必终致“官民对立”。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杲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穜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穜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祀。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将其看作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图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虮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蠹”。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麟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
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这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
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玷辱诬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述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两年之内，他“四遭毁谤”，由他推荐为官之人，亦遭受无故的诬蔑。他曾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而御史却把他忠直的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他对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亶、何正臣……古今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又贴黄”“又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相府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
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忌”重于对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怒斥周穜的信，惹恼了敌人，使他们越发痛恨，他们发狠攻击他。古谚云：“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
他继续写下去：
臣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来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胜大愿。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祐四年（一〇八九）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廌去卖钱。
他起程时，老臣文彦博，年已八十三岁，但仍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作注疏呢。”
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苏东坡在元祐四年（一〇八九）七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二岁。他弟弟子由已经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那年冬季，子由以皇帝特使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个月。
苏东坡则全心全力从事工作。秦观现在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的革新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
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我们记得雨奇堂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濛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
有时，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
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
苏东坡任官之时，做了些怪事：
有一个商人因债务受审。被告是一个年轻人，苏东坡让他说明他的苦况。
被告说：“我家开了一家扇子店。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人都不买扇子，并不是我赖债不还。”
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
他对那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替你卖。”
那人回去，转眼拿来二十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起桌子上的笔，开始在扇子上写草书，画几棵冬日的枯树、瘦竹岩石。大约一个钟头的工夫，他把二十把团扇画完，把扇子交给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
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有这么好的运气，向太守老爷千恩万谢，然后抱着扇子跑出了官厅。外边早已传开太守大人画扇子卖。他刚走出衙门，好多人围起他来，争着拿一千个钱买他一把扇子，不几分钟，扇子卖光，来晚一步的，只有徒叹奈何了。
有一次，一个由乡间赴京都赶考的书生，因有欺诈嫌疑而被捕。那个书生带着两大件行李，上面写着交京都竹竿巷苏侍郎子由，下面署名苏东坡。分明是欺诈。
苏东坡问他：“行李里头是什么东西？”
书生回答说：“我实在觉得对不起大人。鄙家乡的人送了学生两百匹绸子，算是帮学生的盘费。学生知道这些绸子一路之上要由税吏抽税，等到京都，恐怕只剩了一半。学生心想最出名、最慷慨的文人莫过您苏氏二昆仲，所以斗胆用您二位大人的名字。万一被捕，您会体谅下情把学生释放。学生敬求大人恕罪，下次不敢了。”
苏东坡微微一笑，吩咐书记把行李上的旧纸条撕去，亲自写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并且给子由写了一封短信，交给那个双手颤抖的书生带去。对那个书生说：“老前辈，这次你放心吧。即便差人把你抓到皇上跟前，担保你平安无事。明年考中，别忘了我。”
那个穷老书生不胜惊异，万分感谢。他果然考中，回家时，给东坡这位诗人写了一封信感激深恩大德。苏东坡对这件奇遇非常欢喜，请他在家盘桓了几天。
苏东坡也做了些帮助太学生的事，老百姓因此越发喜爱他。杭州城有好些要改善的地方。太守官署的房子已经过于陈旧，军人住的营房也漏雨，军火库更是破烂不堪，城门楼上的房顶都露出一片片的天光。有好多一百多年的老房子，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时代建筑的。当年中国各地皆纷乱异常，只有吴越朝廷有道，民间太平，几代皇帝都深得民心。在宋太祖已将中国其他地方全征服时，吴越的皇帝为免生民涂炭，甘愿献上降服，因此东南百姓，感恩戴德，至死不忘。以前的几任太守曾经自筑官舍，如中和堂、有美堂等新宅第，把旧房子弃置不顾。苏东坡在杭主政时期，曾有一栋坍塌，二人惨遭压毙；另一栋倒塌时，一家四口全死在其中。苏东坡又运用自己与皇太后的关系，上表请求拨款四万贯修缮官舍、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
杭州城有五十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杭州位于钱塘江口，海陆行旅辐辏云集，往往有病疫流行。有些药方，历经证明，确实有效，他都公布在外。苏东坡在密州为官时，曾经令人把有用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市镇广场，作为官方，好使一般百姓知道。有一个特别药方，他深信有效，而且一个大钱一服。那些药方里包括好多味草药，有的是为降烧，有的为出汗，有的为开胃口，有的泻，有的补。中医深信，一个器官有病时，全身亦必有病，所以药方是用以使全身健康，并不只是只治某一病的。有一个药方叫“圣教子”，包括二十种药材，其中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石菖蒲等，还包括麻黄，现在已经证明是胃液分泌的强力兴奋剂。
苏东坡对这些零星无组织的帮助病人的办法，颇不满意，他从公款里拨出两千缗，自己捐出五十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了一家公立医院。据我所知，这个“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个病人。主办此医院的道士，由朝廷酬以紫袍和金钱。后来，此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苏东坡离开杭州后，还照常为人治病。
不过苏东坡最关心的是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还有通过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在吴越时代，沿海曾筑有长墙，防止海潮进入运河，免得海盐污染城市内的淡水。但是那道长墙如今年久失修。城内有两道运河，以南北方向穿过城市，直接在闸口连接钱塘湾。钱塘湾的水相混合，所以有好多淤泥，每四五年，运河河床就需要疏浚一次。当年没有现代的机器，由河床挖出的淤泥就堆在岸边居民住家的门前。运河长四五里，疏浚费用很大，讨居民的厌恶，更不在话下。更坏的是交通情形，一只船要走好几天才能走出城去。船要用人和牛拉，而运河上的混乱不堪，简直难以描画。
苏东坡向专家请教，把运河的高度测量过，拟好一项计划，以防淤泥沉淀，才能保持运河地区的清洁。这是他在杭州的第一次工程，始于十月，那是他到任后三个月，次年四月竣工。
问题是，那两条运河需要海水才能保持运河上的交通，而海水则带进淤泥。在仔细研究之后，苏东坡确定的是：盐桥河通过市区，必须保持清洁，但海水可设法使之从别处流入茅山运河，因茅山运河是流经人口稀少的城东郊区。另在钱塘江南部建水闸，海潮高时将闸关起，潮低时再放水。两条运河在城北相会。等钱塘湾的水经过郊区的运河之后，已经流过了三四里，泥沙当然已沉淀下。盐桥河必须保持清洁，此河面比另外那条运河水面低四尺，所以郊区那条运河的水可以供给城市中的运河一部分水，那水也几乎很干净了。为保持城内运河的水位，他又在城北余杭门外开了一条新运河，与西湖相通。这样，水之供给不虞匮乏——疏浚城内盐桥河的花费与麻烦也就可以避免了。
这套办法很有效，使运河的水深到八尺，城中父老说，那是前所未有的。
和运河交通同样重要的，则是供水问题。已经试用过很多方法，想把由山泉会聚西湖的淡水引入城中。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但是淡水干线管道常常损坏。十八年前，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曾帮助修理输水管，但是因为西湖有一种水中植物蔓延生长，根在泥中纠缠生长，遂使湖底上升，湖水变浅。输水管既然破坏，居民只得饮用稍有咸味的水，不然就花钱买西湖的水，要一文钱买一桶。苏东坡与当时仍然健在的和尚商量（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当年曾经监督修理那些输水管），输水管是用大竹管子做成。经时不久，苏东坡乃用坚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上下用石板保护。这个计划需款甚多，因为要建筑三百码长的陶瓦管，由一个水库通到另一个水库。他又把湖水引到城南郊的另两个新水库，以供军营之用，他因身为军事统领，就派一千个兵参加此顶工程，结果工做得好，时间也快。据说，那些水库完工之后，杭州城中家家都有西湖的淡水喝。
从六个小水库供给杭州用水的工程成功之后，苏东坡自然进而想整理一个大水库，那就是西湖。在一般人的想象里，苏东坡与今日的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使杭州有“人间天堂”之称，而西湖也是人工创造下美得无以复加的艺术品。虽然人们将西湖发展，在四周建设，可是人知道不可超越的界限，知道不要侵犯自然。西湖是人工点缀后的自然，不是人工破坏后的自然。人类真正的智巧所创造出的，并非过度的精巧。一片仙岛，上面的垂柳映入一平如镜的水中，似乎是西湖本来所自有，是自然从湖水中生出的。长堤上的拱桥，往上看有云峰，往下看有渔船，中间一桥如虹，正相配合。柳丝浅绿鹅黄，轻拂半隐半现的石堤，而千年古塔，矗立天际，使人想起往日的高僧、往日的诗人。苏堤和西湖之与杭州，正如美女花容月貌上的双眸。我常想，倘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莺；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的，叫“三潭印月”。的确是，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在晴天也好，在雨中也好。两条长堤横卧湖面，是两个大诗人建筑的，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白堤东西方向，靠近湖的北岸；苏堤，一又三分之二里长，南北方向，靠近湖的西岸。每个堤都把湖水隔开，靠岸的一边叫里湖，堤上的拱桥下面，小舟可自里湖划到外湖。这两道堤，在苏东坡时代，是五十尺宽，栽有垂柳，环以荷花，为杭州人追欢寻乐的广阔散步场所。
杭州的繁荣永远和供水一事有关系。杭州发展为一个城市，实自唐朝始，当时有一位大臣把西湖打开，引水供给城中的居民。在以前，只是一个小镇。苏东坡在湖上动工之前，西湖一直在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日形繁殖。十八年之前，这些野草遮盖了十分之二三的湖面。他重回杭州之后，看见野草已经将湖面遮盖了一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在唐朝白居易的时代，湖水灌溉了大部分的稻田，落一寸水足可以灌溉二十五亩田，每二十四小时，湖可以供水八百亩。白居易的工程而今已全毁坏。
苏东坡刚一结束杭州城的输水管和六个水库工程，立即着手整理西湖。从工程方面看，只是件简单事，只在清除水草而已。这种改善工程，岂不是轻而易举吗？但是以前的主政者都没想到去做。那几个小水库完工之前，苏东坡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四月，给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他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在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他说若不急行设法，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杭州居民必将失去淡水的来源。他指出五项理由，说明必不可使此种后果出现。说也奇怪，第一个理由，竟是个佛教的理由，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都指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两万五千方丈，或是十一方里。此项工作需要二十万天的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一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五十五个钱，加上三升米，全部计划需要三万四千贯，他已然筹得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
此项计划蒙朝廷批准，苏东坡开始和数千工人和船夫一起活动起来，费时四个月，工程完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东坡计上心来，用以建筑湖上的长堤。那时湖滨已密密地围起来，全是富户的庭园别墅。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蜿蜒的湖边走大约二里之遥。一条湖上的直堤，除去可以供人步行外，也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且大为缩短往返的距离。此一道堤上有六座拱形的桥、九个亭子。苏东坡在时，其中一个亭子作为他的生祠，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居民膜拜，纪念他对地方的德政。等势利小人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草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人种菱角。农人必须注意将自己的地段按期除草。他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
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致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
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未及实现而已。那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船毁人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入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于此一小岛，遂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旋涡逆流。这个“浮山岛”之得名，就因为四周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何在。这些沙洲有的一二里长，据说一夜的工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人，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东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人，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人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没。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还是很重要的。贫苦的西南地区人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为生，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必须付给工人厚礼。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
苏东坡就想在深知钱塘江情形的人的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运移到此危险地点上面的一条路。在苏东坡主持之下，拟订了一项计划，需款十五万贯、员工三千，为时两年竣工。在此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八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二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隧道六百一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订中，他必须离开杭州。
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馑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集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沱，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旦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无须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淫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得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悖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〇七五），没有人事先作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石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奏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了，但邻省一个名叶温叟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殍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瑊，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勰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需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价。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作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
同时，在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另一次狂风暴雨突发。在二十四日，雨稍停，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苏东坡无法入睡，次日清晨，写了“浙西灾伤第二状”。在西湖地区，灾情益形严重。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吗？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由杭州到京都，邮递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办理。照惯例，表章由中书省转到户部，请求在半月之内作一报告。二十天后，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从那份公文里看，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斗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缗。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这番请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斗涨到九十五文。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斗，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信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擘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六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祐四年的（一〇八九）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分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作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借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他青菜等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颍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祐六年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便要朝廷预作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远离了故乡。朝廷有钱收入，国家却破产了。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的最高荣誉头衔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矣。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的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
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六月，子由又高升了，升成了门下侍郎。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只为了自存也罢，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
贤昆仲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谈论很久，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
苏东坡越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诋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后两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他始终误报朝廷。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名为“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劄子”，里面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在苏东坡的政敌当中，有此贾易，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贾易曾背弃朔党；另一个人，叫杨畏，绰号人称“三面杨”，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鬼主意。在苏东坡这一面，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这次斗争成了和局，实在是不得不尔，因为双方目标一致。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但求一走了之。不管有饥荒无饥荒，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到颍州为官时，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
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又是五谷不登，饥馑灾情愈形严重。他在颍州为官八个月，又在扬州七个月。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在元祐六年，他在颍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粥吃。流匪蜂起，他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倘若真正发生，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流为盗贼。
在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登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畤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
苏东坡告诉他：“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给他们烙点儿饼吃。内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赵令畤说：“我倒是想过。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我们立刻就可以发，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
苏东坡回答说：“好，立刻就办。”
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官家还在征柴米税呢。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此种荒唐事，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以济燃眉。
在元祐七年（一〇九二）二月，苏东坡调到扬州。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身边带着两个小儿子。他让随员不要跟随，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多数农家则荒废无人。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来到了扬州，在谢恩表里他说：“丰凶皆病。”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铛入狱。
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苏东坡在杭州时，除去请款、请米、预防灾荒，不断麻烦朝廷之外，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商业萧条，富户早已不复存在。朝廷命令以现款缴税，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与二十年前相比，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朝廷也在遭受困难，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三十万贯减到每年二十万贯以下。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都由青苗贷款而起。有人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或根本并无此人。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没收的财产难道抵销得了借出的款项吗？足可以抵销本金和利息吗？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更有好多人坐监，只因为在官司纷乱当中，买了产业，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每个人都欠人钱。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生意也陷于停顿。官场的腐败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有些质料差的绸缎往往为税吏所抛弃，他只愿全数收上品货。由于税史抛弃了货色较差的，损失的钱还要补缴。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下遭小吏的捉弄，那些小吏靠官方的“呆账”压榨百姓以自肥，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啮青草一般。
朝廷的淡漠拖延，到了惊人的程度。远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五月，苏东坡曾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新当政者上台，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是，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真是一言难尽，无须细说了。有些官僚认为，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只限于三估以后“籍纳”的产业，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折纳”的案件在内。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折纳”的人，已经承认估价公平，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对这种划分，苏东坡颇为愤慨，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
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一件件指出，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挤干，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比如说，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千四百三十三件案子之中，经过官家二十年来的催缴，尚有四百零四件是人民弃家逃走，不敢重返故乡。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一万三千四百贯而已。即便情况一直不变，一直催讨，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何不立即宽免，以收民心？
在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音讯杳然之后，那年九月，他又上一本，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有何下文？这是上太后的机密本章，太后交给了中书省，饬令速办。十二月十九日，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说原本章遗失，要他再上一份。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一月九日，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附加注明，说二十年来商业萧条，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税收才增收有望。这是那份呈文的结尾语。但是事过两年，朝廷仍然毫无行动。
同时，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歉收。元祐七年（一〇九二）饥荒酿成巨灾。据苏东坡的报告，苏州、湖州（吴兴）、秀州（嘉兴）地区，人民死亡半数，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后来虽然积水渐退，田界全失。苏东坡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据苏东坡的看法，在朝廷尽量扶持之下，此一地区需要十年才能恢复。他又指出，倘若当初朝廷采取他所建议的措施，所需款项不及后来赈济所需之半数。他说：“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苏东坡又再谈宽免官债一事。不管别的官吏如何，在自己治下，他把圣旨照自己的看法解释，宽恕了圣旨所列的一切案件，情况不明的疑案，则延期一年再办，等待朝廷决定。他深信人民的信用若不恢复，情况的严重不会和缓，商业也不能复原。巨债高利则像百姓项间的石头枷锁。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他又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有些人为买公产而欠债，还有青苗贷款债、官谷债、春税和秋税债，也有人欠市易局的债，而市易局已经废止，朝廷下令分十期（半年一期）清还，有人因旧债还不出而又欠了新债。此等情况和在杭州所上表章中列举的四种债务，共达十种之多，朝廷终于先后下令部分宽免。苏东坡回顾一下全部情形，拟定了详尽的办法。最后，他说：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
臣自颍移扬，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
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这道表章呈上去一个月之后，他又上一道私人表章给太后，建议皇太后颁布如他所拟的如此一道圣旨：“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随后，他又请太后按照他前一道详细的表章分别拟定条文，处理债务。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七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他是如愿以偿了。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