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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不同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研究不断涌现，我们对有关“排名的影响”、“排名的作用”、“对排名的回应”、“对排名的应用”等主题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地检索、阅读和总结。根据本书关注的问题将已有研究分为以下4种类型：关于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及其分类的研究、关于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原因/目的及其分类的研究、关于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产生的影响及其分类的研究以及关于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价值评估的研究。下面将分别对这几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
已有研究已经从不同主体的角度对他们是否应用大学排名、如何应用大学排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直接对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多种行为进行全面、系统分类的研究仍然较少。
首先，少部分研究对某一具体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进行了专门的分类研究。例如，将政府作为应用主体，萨尔米（Salmi）根据国际经验，将目前各国政府在排名影响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分为三种类型：①政府对一小部分现有的、具有潜力的大学进行重点投入，将其升级为世界一流大学；②政府鼓励一小部分现有大学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大学，从而协同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③通过创立一所新的高校来建设一流大学
。哈泽科恩（Hazelkorn）在国际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德、澳、日等国高校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按照应用行为表现出的特点，将政府在排名影响下进行重点建设的行为分为“新自由主义模式”（Neo-liberal Model）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Social-democratic Model）两种类型
。新自由主义模式是指政府对高校声誉进行纵向的区分和重点建设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行为。德、日、中、法、韩、俄等国的重点建设都属于这种类型。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是指建立包含平等、多样、卓越的高校组合的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挪威等国的重点建设属于这一类型，他们试图支持国内所有表现优秀的大学，对卓越进行平衡。
其次，部分研究虽然并非将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分类作为目的，但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中，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学排名的应用行为进行了初步的归类。其中，部分研究涉及多个应用主体或应用行为。例如，为研究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决策的影响，哈泽科恩对全球639所高校的领导和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大学排名的主体包括捐赠者、合作伙伴、教师、用人单位、政府、学生和家长以及高校多个应用主体。作者还将高校应用排名的行为总结为战略、组织、管理和学术四大部分，每个部分都涵盖了若干具体应用行为：高校在战略方面应用排名的行为包括利用排名设定目标、进行优劣势分析等；高校在组织方面应用排名的行为包括建立专门负责排名事务的机构、重组学术或管理机构等；高校在管理方面应用排名的行为包括将排名指标作为管理工具或发展新的管理工具等；高校在学术方面应用排名的行为包括提高教学水平、建立新专业、增加英语培养项目、竞争高水平教师等
。在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哈泽科恩又补充了对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高校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将高校应用排名的行为进一步细分为科研、组织、课程、学生相关、教师相关、公共形象和宣传等多个方面
。
张旺从地区及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和院校发展两个层面对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总结：排名对地区及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影响包括各个国家重点建设战略的提出。对院校发展的影响包括对高校决策与发展战略的影响、对人事及其组织结构的影响、对资源分配和资金募集的影响等几大类
。哈维（Harvey）总结了大学排名对高校、政府、用人单位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等多个主体的影响，涉及高校的领导任命、招生政策、战略决策、目标制定，政府的经费分配和重点建设，用人单位的员工招聘等多个方面中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
。洛克（Locke）等对英国91所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以其中6个高校作为案例对其关键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将英国高校受到排名的影响总结为：对学生择校的影响，对高校内部管理、关键指标、数据提交、学者招聘、教师士气的影响，以及对高等教育系统多样化的影响
。刘文华依据大学排名为学生提供高等教育信息这一初始目标，以学生为中心从大学招生、学生择校、毕业生就业和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大学排名的影响
。
而另一部分研究则是在对某一具体的应用主体或行为进行研究时，对应用行为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分析。例如，科利（Corley）和乔亚（Gioia）为研究商学院排名对商学院的影响，访谈了美国50强商学院的管理人员。在分析排名对高校声誉管理的影响时，作者将商学院的应用行为分为高校在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中的声誉管理两方面
。萨尔米和萨拉杨（Saroyan）在探讨排名作为政策工具的应用时，分别从政府和高校两个层面来探讨。在政府层面，排名可以作为质量保障机制，特别是在那些质量保证或认证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在高校层面，排名可以作为定标对比的工具，用于明确使命、设定具体的目标
。王占军对中国100所“211工程”大学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211工程”大学对大学排名影响的评价，作者分别从大学的组织决策、组织行为和组织文化三个方面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大学排名对大学组织决策的影响主要包括排名激励高校向更高层次的学校看齐、崇尚论文数量、并引导大学之间的相互模仿；排名对大学组织行为的影响，主要是指大学之间的同质化；排名对大学组织文化的影响，是指大学排名在大学中造成了一种过分关注“指标”的大学文化，“卓越”、“绩效”、“成本”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大学管理者的日常词汇
。
已有文献中，对不同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原因/目的进行专门分类研究的文献较少。部分文献在对具体的某一应用行为进行研究时，对其原因/目的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和探讨，虽然并非对排名应用原因/目的全面系统的分类研究，但也涉及多个应用原因/目的。例如，布鲁姆（Bloom）和西克曼（Szykman）对美国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培养项目的《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 BW ）排名和USNWR排名名次与次年的申请人数和学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据此讨论了学生使用排名的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择校指南和排名杂志低廉的售价和快速的传播使排名信息的获取成本整体较低。
第二，排名的使用对象具有很强的消费动机，如申请高校的学生具有较强的获取高校信息的消费动机。
第三，排名为使用者提供了代表产品质量的信息，符合消费者对质量信息的需求
。
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研究团队通过对英国多种类型的用人单位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英国用人单位应用排名进行招聘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精英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对人才进行了预选，帮助用人单位节省了时间、金钱和风险。
第二，选择高排名学校的学生能够帮助用人单位吸引精英客户，提升企业的地位和声誉
。
莫尔斯（Morse）分析了USNWR排名为何对美国学生和家长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认为，首先USNWR所使用的指标大多是被广泛认可的对学术质量进行评价的指标，如声誉、生师比、毕业率和保持率等；其次，USNWR提供了大量使用者可获取的、可比的、易读的统计数据；再次，公众相信USNWR是独立于高校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过程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桑德（Sauder）和埃斯普兰德（Espeland）对美国7所法学院的137个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了开放式访谈，并依据社会学家福柯（Foucault）的监督与规范化（surveillance and normalization）的概念，对排名影响法学院的内部机制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排名不间断的、持续的宣传，放大了排名的影响力；排名的广泛传播促使人们对原先忽略的细节信息进行重新审视；排名的透明性和简化性，使外部受众更方便地从局外人的角度了解学校内部
。
还有部分文献虽并未对应用排名的原因/目的进行专门的分析，但是在对不同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具体行为进行分析的行文过程中提及了应用的原因/目的，这种情况通常仅涉及单一应用行为的单一原因/目的。例如，霍斯勒（Hossler）提到由于每年BW排名都会向商学院的校友和在读学生发送调查问卷，因此为提高培养项目的排名，商学院会向校友和在读学生发送邮件，巧妙地鼓励他们对自己的母校打高分。由于一些排名将教师工资、保持率、图书馆藏书量等作为指标，因此一些大学将这些指标作为定标对比的工具来提升教师工资、图书馆藏书量
。沃波尔（Walpole）提到由于BW排名使用学生满意度作为指标之一，而商学院的学生大多更注重对MBA学位的追求，因此，商学院的教师感受到必须要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感到满意的压力
。霍斯勒提到一所美国高校向申请者提供越来越少的招生信息，是因为学校管理人员认为这样能够刺激更多的学生申请该校，使学校能够拒绝更多的申请者，从而提高选拔性和排名中的名次
。艾伦伯格（Ehrenberg）提到由于USNWR中设置了终身教轨教师平均工资指标，促使一些美国高校以较低的工资聘请更多负责本科生教学的全职讲师，从而有机会提高终身教轨教师的工资
。兰伯特（Lambert）和巴特勒（Butler）提到由于德国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的50强高校中表现不佳，促使德国进行了卓越计划等重点建设项目
。斯泰克（Stake）提到，为提高USNWR排名的就业率指标得分，一些美国高校会在毕业生毕业一段时间后，暂时雇佣那些未就业的毕业生
。埃斯普兰德和桑德提到在大型高校的各个学院竞争获取学校的经费和资源时，由于缺少比较信息，一些管理人员会使用排名来获取信息进行资源分配等等
。
已有文献中专门对不同主体应用大学排名产生的影响进行的分类研究较少。部分研究对某些应用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在分析中按照一定的层次、类型和逻辑对影响进行了总结，研究结果大都涉及了多个影响。例如，斯泰克对美国法学院使用排名造成的影响进行了两个层面的分析。
第一，从具体的应用行为层面出发探讨某一行为带来的后果。例如，法学院在排名影响下在招生时过分关注学生的分数，可能造成对学生其他特质的忽略，如对于作为一名律师来说非常重要的诚实和同理心等特质。
第二，从整个法学教育的层面出发，斯泰克认为法学院对排名指标的反应性行为，会造成美国法学教育的同质化，减少创新性和多样化。对入学分数的过分关注会在客观上将法学院按照分数线的高低进行人为的分层
。
马金森（Marginson）和范德文德（van der Wende）总结了全球性大学排名对整个高等教育分层分类的影响：
第一，排名及其应用加剧了高校之间的竞争，造成了研究型大学之间，研究型大学与其他高校之间的垂直分化。
第二，全球性排名加剧了各国高校对高水平研究者的需求，增加了高水平科研人员的流动性和工资水平，造成了科研劳动力和学术职业的分层。
第三，排名的引导和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增加使高校有足够的自由根据市场逻辑来调整办学方向，从而造成高校之间的同质化倾向
。
莫克（Mok）和张（Cheung）从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两个层面，对香港特区政府和高校在排名影响下采取的重点建设和国际化策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高校之间，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对排名的应用导致了科研经费和高水平人才向香港综合性大学集聚的现象，从而造成高校之间、学生之间的分层现象。在高校内部，对排名的应用导致高校内部教学和科研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专业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课程上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等影响
。科姆从欧洲高等教育系统、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和高等教育机构三个层面分析了大学排名对欧洲高等教育的影响。在欧洲高等教育系统层面，大学排名导致欧洲范围内科研人才的转会市场逐渐形成，优质科研人才在欧洲范围内不断集聚。大学利用排名选择同等层次的学校作为合作伙伴，促使欧洲范围内高校战略联盟逐渐形成。在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层面，大学排名导致资源向部分优秀的高校集中，逐渐形成了高校之间的分层，但同时向高排名高校的模仿则加剧了大学之间的同质性。在高等教育机构层面，各利益相关者对排名的应用导致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资源流向的引导，造成了马太效应。高校内部针对排名指标的管理和战略制定，也造成了高校间的同质化
。
更多的文献则并未对排名应用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分类研究，而是在分析和描述某一具体的应用行为时，在行文中交代了这些行为带来的结果和可能的影响。例如，霍斯勒在研究大学排名对学生和大学的影响时提到，对排名作为定标对比工具的过分强调，可能能够提升学校的排名，但是会减少学校对目标的关注。将排名作为宣传工具，兜售学校在有效度问题的排名中的表现，则会增加大家对提交数据过程中的不道德行为的怀疑
。蒋石梅和战英民在介绍河北工业大学利用《中国大学评价》进行定标对比的实践时提到，对排名的使用使该校发现自行上报的数据存在不全、不准确的现象，促使该校出台了新的科研管理条例，保证了科技统计工作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邵传芳在介绍上海交通大学利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公布的论文排名进行定标对比的实践时提到，经过定标对比上海交通大学制定了教师的论文考核指标，引导和鼓励教师和学生论文的发表，最终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交通大学的论文数和综合排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艾伦伯格在分析美国高校受USNWR排名的影响时提到，部分美国高校向参与声誉调查的高校和个人发送宣传材料，会刺激其他高校也这么做，最终增加学校的支出，并最终可能将经费压力转嫁到学费上
。乔治奥（Georghiou）在总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合并前后利用排名进行战略决策的实践时提到，一方面该校的合并战略直接造成了曼彻斯特大学在国际和国内排名中名次的快速上升，增加了在申请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多校的合并以及依据排名制定的相关政策，使其合并后的支出迅速增加，造成了资金方面的赤字和困境，对科研的强调也造成了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冲突
。
有关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和价值进行讨论的文献总体较少。迪尔（Dill）认为全球性排名能够为政府提供有关高等教育健康程度的信号，如同“煤矿里的金丝鸟效应”（Canary in the Coal Mine Effect），但是也存在鼓励“学术军备竞赛”（Academic Arms Race）的危险，最终可能转移管理人员和教师对提高学生学习体验的关注。在国家性排名方面，作者认为其已经扭曲了部分学校对学术质量的定义和提高人力资本的努力
。凯姆（Kehm）和斯腾萨克（Stensaker）讨论了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体系可能的5点贡献，即作为市场调节的排名能够为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驱动力；作为国际化的排名能够为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上的买卖双方提供消费者信息；作为社会审计的排名可以被看作是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问责机制；作为机构自我身份创建的排名，能够为学校间的比较和展示提供舞台；作为知识社会象征的排名能够引起整个社会对知识生产的重视
。
我国学者对大学排名的价值也有所探讨。史秋衡和余舰认为，大学排名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大学排名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传统的大学评价大多是专业评价，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专业术语过多、结论含糊而不明确、缺少大学之间的比较，大学排名向使用者传达了直观的信息，为他们做出决策和判断提供了依据。
其次大学排名有利于教育行政部门多角度地了解大学，大学排名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反映了社会的立场和利益，为政府的宏观管理、经费分配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最后，大学排名有利于大学客观地认识自己，传统的评价主要目的是认证和选优，大学排名为大学了解自己的相对水平、自我检验和监督提供了新的依据
。刘莉认为大学排名对推动重点大学建设、促进大学国际化、促进高等教育内部竞争机制的形成、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促进社会评价机制的形成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带来损害大学声誉、加剧大学腐败、使大学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和浮躁情绪等消极作用
。彭荣础认为通过大学排名，大众于沉默中行使了自己的话语权，能够促使中国大学尽快走出象牙塔，并促使国家统一教育数据库的建设
。邹义欢和王绣烨认为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外部保障形式，是对其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手段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满足了大学和政府无法满足的公众对大学透明度和信息的需求
。
综合上述对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已有研究对不同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对学生择校和用人单招聘等部分应用行为的原因/目的、对应用行为对高等教育系统层面产生的影响和部分应用行为的后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第二，已有文献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原因/目的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分类的研究都较少。少数研究虽然对排名影响下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为进行了分类，但是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政府这一应用主体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这一单一应用行为的，系统地对多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原因/影响的分类研究还未看到。
第三，部分文献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将某些应用行为、原因/目的，产生的影响按照一定的层次和方面进行了总结，呈现出一定的分类特征。但这些研究大多并非以分类研究作为目的，没有明确的分类依据，有些类别与类别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重叠，分类的结果也较为粗糙。
第四，更多的文献对某一具体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原因/目的，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涉及的应用主体、应用行为、应用的原因/目的或影响的数量都不多，且并未呈现出任何的分类特征，但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和分析各主体应用和误用大学排名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第五，学界已经对不同应用主体在行为过程中是否应用大学排名、如何应用大学排名、为何应用大学排名、应用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等事实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从价值的角度出发，对大学排名及其应用的价值进行的研究和评价还比较缺乏。
因此，本书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多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行为、应用的原因/目的、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分类研究，综合了解和掌握目前不同主体对大学排名的应用现状，并从价值的角度对大学排名在应用行为中发挥的价值进行评估，为未来合理、有度、有效地应用大学排名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