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胡应麟（1551—1602）是明代中后期学者，嗜书但无财力，只好专门购买由最劣质纸张刊印的书籍，但就是这样，还仍然常常在旧书摊因未能偿其值而不能购得所爱之书，以至怅惋弥月；中过举但一生布衣，矻矻于书房，与古人为友，以学术为业，以博精相尚，独立思考，精思善疑，寻求自得之学，并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他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和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理、考察和研究，初步建立起中国古典目录学史和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他顺应学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出以个人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和实际需要，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文献辨伪学专著，对文献辨伪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首次总结，结束了自汉以来就已开始的文献辨伪的摸索阶段，为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广泛阅读藏书、少而好史的主观条件，史学评论兴盛的时代风气，都直接和间接地促使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史学发表个人看法和议论，抒其“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的一家独得之学。他关于史学理论诸问题的探讨，还未能形成一个系统，但他所论却多能言而有理、发而中的，提出了许多积极新颖的创见，表现出超迈前人、后来居上的特色，为清代以来直至近现代乃至当代对相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求索，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考证为治学第一要义的治学精神，又促使他对有关学术规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而他所提出的基本内容，又不期然而成为明末清初以来乃至现代学界都必须遵守的一般规范。这是胡应麟在明代空疏不学、抄袭成风的学术氛围下，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正常发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

但对于这样一位学者，清朝官修《明史》仅在《王世贞传》后附有90字的《胡应麟传》，于其生平既不详悉，且于其与王世贞之间的交谊关系认识也有误。1933年春，侯仁之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写出了题为《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的课程作业，考证精详，分析入微，博得洪业先生“佳甚”的至评，可惜过于简略，未能揭示胡应麟生卒时间。1934年1月，吴晗先生在《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一期发表了4万字左右的长文《胡应麟年谱》，很大程度地弥补了前人的缺陷，将胡应麟生平的基本情况昭示出来，并对胡应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一些研究性的论述把握，可谓集以往之大成。但这样一篇材料梳理考证性的长文仅断续完成于六个月、最长十个月内，后来没有进行任何修订，难免存在一些疏误。此后，国内外学界均沿袭该文观点，不但未能对其失误予以补正，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误，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有鉴于此，我在原来研究胡应麟学术成就和多年收集、整理与考订资料的基础上，集中两年半的时间，编纂了这部新的胡应麟年谱。因篇幅所限，本书就以《胡应麟年谱简编》命名，更为详尽的内容、我对学界已有成果的辨析以及学界师友对本书写作的帮助，留待《胡应麟年谱长编》一书作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