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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驶离芝罘。由庙岛、沙门岛，及星罗棋布于山东、辽东，构成渤海咽喉之诸群岛间穿行而过。当其时，夕阳欲坠，岛影如画，风力渐渐加大，海浪稍稍变得狂暴，但还不至于有玄海那么厉害。第二天，即十一日的上午八时，船行至大沽海面。这一带海水黄浊，水天间浑莽一片，凭借双筒望远镜才稍稍望见大沽炮台。十一时余，与船员村山及同船而来的田中氏一起，登上中国人之小舢板，驶往白河口。船夫四人，随从潮势之消涨，或下棹，或张帆，或曳绳，及至从炮台下驶过，进入河口，差不多已是下午三时。大沽炮台罗列于河口海岸，擂土筑成，虽甚工巧，只是显得单薄，形状细长，给人的感觉，俨然将实用混同于儿戏。炮也不见有海岸炮那般巨大，之所以还能持以固守，想来大致是因为有三四哩的浅滩，难以从海面趋近攻击的缘故。在两岸炮台间溯行不到数町
，船夫似乎担心白河曲折迂远，抵达塘沽费时，将贻误火车班点，遂频频手指日头，示意太阳行将落山，催我等弃船上岸步行，他们则担着行李跟随在身后。路上遇到三四个苦力，死乞白赖，纠缠不已，遂将行李交托给他们。这段路虽不过三四华里，却无一处树荫，顶着烈日行路，实是害苦了我等不习惯于徒步行走之人。抵达塘沽车站前邦人伊野氏经营之球乐场休憩时，已是汗湿衣衫，口干舌燥，差不多快要喘不上气了。讨得一杯茶来喝过，乘上五时发车的火车，在铁路上行走二十七哩，于下午六时半，抵达天津租界。
铁道为单线，轨道很宽。客车有头等、二等车厢之分，但即便头等车厢，也无铺席褥垫，十分简慢。只是车厢构造之坚固，似要胜过我日本铁路客车之一筹。没有行李托运一说，均由乘客自行携入车中，并自行监管。而在无遮无盖、听任日晒雨淋的货车里，一直站立到终点的乘客人数，则远远多过客车乘客的人数。车到站后，照例无人维持秩序，这便是中国之特色了。担运行李之苦力与车夫蜂拥而至，甚至闯入车厢，场面之嘈杂，实难形容。据说，稍有懈怠，行李即被盗走，乃是常有之事。进入租界，照例要踏过架设在白河上的船桥。这一带人群极为杂沓，在蒙蒙烟尘间，彼此拥挤着走过，方知要看住担扛行李之苦力，大非易事。恰好有前往天津的伊野氏一路陪同，得到熟谙一方水土的伊野氏指点，我们一行才不至于迷失于路途，幸哉甚矣。
透过车窗左右眺望，平芜接天，墁平如抚，不见丘陵。树木只看到杨柳，甚至不成其为树林。惟有栽种着高粱的田地，与上下及四面皆涂抹着泥土的村落人家，散落在这中间。天色与原野的相接处呈现为黄褐色，可见尘土之沉厚，竟致炊烟穿行于高粱地时，都不胜重负，难以升腾，只得横斜在一边。随处可见马群，马匹矮小而又精瘦。支起拱形顶篷的旅行马车一路奔走着，煞是有趣。到处是星罗棋布的坟墓，泥土本少黏性，风吹雨打过后，棺木的棱角便裸露在了外面，惨不忍睹。凡此种种，就像早已预料的那样，便是中国之景物了。
三井物产会社、日本领事馆及正金银行
分行，是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我们所走访的三个去处。在三井，邂逅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当年在东洋青年会共事过的会友加藤主计氏。领事馆的井原真澄氏，是我在台湾时
便已结识的熟人。受到了十数天来一直渴望着的日本饭菜的款待，大喜过望。此外还会见了郑领事。正金银行的好友小贯氏，是上个月来到此地的，天津之行遂全得仰仗他来尽东道之谊了。此外，还叩访了大阪商船会社主管杉山氏下榻之阿斯特尔旅馆（Astor House Hotel）。杉山氏说，他是因视察清国航线一事，由上海来此，本有前往新开放口岸所在地秦皇岛视察之意，但因为归期迫在眉睫，恐怕难以成行了。
天津租界，位于所谓的紫竹林一带，西洋建筑鳞次栉比，其气派之壮丽，实为预想之外，系咸丰十年（我日本万延元年）开设，与府城相距约一里
许。河口虽未如大沽，呈埠头状，然而里边却有这么些交易市场，殊为意外。与东京周遭相比，这里尘土更易轻扬，迷蒙一片。气候从这个月起就已进入凉爽季节，东京还在残暑中，故而要比东京好过许多。因为是空气干燥的地方，即便是盛暑，气温高达一百十度上下，也不至过于酷热难当。
据说侨居天津租界的日本人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家商号。棉纱进口今年已压倒了印度棉纱，份额上升已达其两倍之多，其中三井经手的份额占到了总额的八成，以致中国人经手的进口额反而成了小额。贸易份额甚大，而侨民人数相对甚少，且邦人地位甚高，可与其他外国人并起并坐。井原氏认为，此番情形，为天津所特有，中国其他开放口岸则并不多见。我日本专辖制租界，位于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滩一带，中国人所建之住屋，密匝猬集，不留一寸空地，对其做出整理，需要诸多费用。
天津租界之盛衰，实与白河休戚相关。三四年来，河道益发迂回，河底日趋淤塞。以往涨潮时，千吨以上船舶都能靠泊租界岸边，如今则连小轮船都难以上下其间；纵然涨潮，大轮船也仅能傍近塘沽车站一带，两千吨以上船只，则难矣哉！浚疏河道之效力究竟如何，此一大问题，虽则天津租界各国侨民及清朝官吏有所讨论，但却莫衷一是，尚未听说有何定论。
天津设府，还是近代的事。明代永乐二年，沿海设卫之际，天津亦跻身其间。清雍正三年，始改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得升擢为府。如今俨然成为一大都会，人口号称有九十万之众（实际则为四五十万），但其城郭却不大，以致其街市，多半都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制府由保定移驻此地；二十余年间，因引进泰西新文化、新事物，在此地设立了众多的学校与机器制造局。海光寺机器局便雇用有工匠六七百人，用机器制造洋枪（即我日本之“小铳”）洋炮。据闻，另还设有东机器局，雇用工匠达两千余人，专门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并雇用洋人工匠作为监督。水师学堂便位于东机器局一侧，系光绪六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武备学堂则在杏花村隔河对岸，据说同为李鸿章奏请所设，学生定额为三百人，乃陆军士官之培训所，学堂兼学德语。育才馆则由光绪二十一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所奏定，学生六十人，学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一年由盛宣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为二百余人。此外，俄文馆、卢汉铁路学堂、法文学堂等，均系近三四百年以来所创设者。
滞留天津期间，所遇之事，特别值得记述者，乃是与严复、王修植、方若诸氏之晤谈，以及凭吊同乡友人石川伍一死难之所一事。
石川伍一与我，同乡加之同庚，甲午战争之际任军事侦探，为战事中最先殒命之人。此次旅行，必欲凭吊其亡命之所而后安。至天津，屡屡向人打听其亡命之地，竟无人知晓。本来记得传说是被枪杀于天津西门外，照片则表明是古坟累累的郊外荒原。十五日下午，从租界所在地紫竹林，来到天津府城外，穿过据称天津最繁华的锅店街、估衣街，一路转转盘盘，来到西门前，由这里径直向郊外走上数町，穿过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来到村落人家的尽头处，果不其然，但见千百个不知其名者的土馒头，零零星星地，与渺茫的原野浑然一色。我友战乱身亡之地虽无从辨认，但追想当年，心中感慨满溢而出，难以自抑。然而，石川殒命未及数年，竟不见有人以一石标识他的名字，而天津的侨民中，也没有一人知悉他的殒命之地，这尤其令人深感凄怆。
与严、王诸氏会面，即为是日夜晚。由我设一小宴，招请他们至我下榻处的第一楼。大前天，即十三日，去《国闻报》馆见到记者方若（号药雨）时，顺便问及此地有哪些名流，方氏即告以数人名氏，分别为：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
王修植，字薨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为清国算学名家。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均为通晓时务之人。本想请他们汇集一堂，见上一面。但《国闻报》西村氏忠告说，按中国人习惯，官阶不等，汇集一堂，则有所不便，故决定先宴请严、王二氏，方药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三人均为《国闻报》记者）、小贯庆治等人，也一并招请。
严复年岁四十有七，二十年前曾作日本之游，十年前游学英国三年，熟谙英语，译有赫胥黎著书，名《天演论》者，印行于世。眉宇间有英爽之气。戊戌政变以来，于人人钳口、噤言自危之际，此公往往谈论纵横，不惮忌讳，盖系此地第一流人物也。王氏年岁四十有一，容貌温藉，为人得体，虽不解西方文字，犹任现职，是个有才干的人物。方看似犹三十上下，号药雨，兼擅作画。与他们所作一夕之谈，多半以笔代舌，虽尚来不及互尽底蕴，但也足以见出这些多少有些新思想之人物，所持有之主张，因而择其要者，记录如下：
王 昨日方君见告，先生游历至此，未待我等尽地主之谊，即承先施之雅，甚感甚歉。严君已有转约，想来惠然肯来。
闻先生为《万朝报》馆主笔，平日想必富于著述，不知是否悉已印行？能否以之见示？
我 平生从事报纸行当，所著成书不多，身边所携仅一种，当乞贵鉴，只是邦文印行，难以得到大雅批正，此为恨事耳！（遂以《近世文学史论》一册相赠。）其余如《诸葛武侯》及《泪珠唾珠》，今皆未及携来。
敢问贵国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起色？
王 政府诸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倦怠于政务，必无改革之望。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只是鄙国之人不学无术者居多，见解甚为短浅，恐怕一时尚难语及。
我 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
王 目前尚无从语及，大约十年之后，列国交相逼迫，即便上层不变，下层也不得不变矣。
我 变法亦非可以轻易谈论之事，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为富强之本，然而，今日看去，措施失当者，亦复不少，这一点，宜乎贵国志士引以为鉴戒。只是鄙邦之人勇于进而拙于守，贵国之人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贵国今日之事，想来犹未遑言守成耳。
王 尊见甚为高明。去年诸君子，亦正坐知进而不知退之病。
我 康、梁二君，我在海东曾见过。康氏意气过锐，此所以招致失败者也。开百年太平之基，当以培育精英为务。先生职已存此，望有待百年之后方能见效之事，毋期以岁月之间即成。只是，未来十数年后，不知贵国成何情状，为可虑耳。
北洋大学堂，俊彦之士想必甚众，敢问现有学生几何？所课何事？
王 敝学堂学生，分为八班，每班三十人。自进入学堂之日算起，八年后始得毕业。前四年教以传统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则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敝人不通西国文字，忝列此职，抱愧之至。
以外国文教授工艺、制造之学，事倍而功半，鄙国今日教育之法，即坐此病，此乃世界各国所无者。鄙意以为，教育之事，还须从广泛翻译做起。
我 译书之局，今已撤销乎？
王 北京去年已撤，目下上海学堂译局犹在，只是主其事者，均系急功近名之人，务以翻译武备之类书籍为要，则又误矣。近日严君拟在天津开设译局，已向北洋大臣言及此事，只是尚未得到允准。
先生明日将赴北京，不克叙杯酒之欢，甚歉。大约十日之后，不佞亦拟赴京，不知先生在京将作几日勾留？
我 当有十数天时间。先生赴京，拟寓何处？
王 不佞赴京后，拟寓潘家河沿杨宅。届时当至贵国公使馆，访求先生踪迹。矢野公使亦是熟人。
以上所录者，系与王薨生之对谈。
严 先生何时抵津？拟作几日勾留？以前可曾到过北京？
我 西历九月十一日来津，拟于明日前往北京，停留旬日之后，当再次回到此地。
严 声应气求，不拘形迹，先生赏饭，及于不佞，不胜欣喜感念。
我 承蒙方先生惠赠，得以奉读大著《天演论》，文字雄伟，不似翻译，诚可见出大手笔矣。
严 因欲读者易于通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子次序，然而此举实非译书正法眼藏，弟近来所译之《计学》，则谨守绳墨，他日书成，当以求教。
我 鄙邦明治维新之时，最患府帑空竭，以至借贷于富豪，以济一时之急。想来贵国时事，亦复如是。敢问府帑充裕，有何良策？
严 国家岁入，止有此数，求其常足，主持财政者，当于新旧缓急之间有所斟酌。既已为新，则应节制其旧者。若新者日进而旧者不除，自然会日形不足矣，此正是敝国近日理财之大弊也。搜括无遗，以供给无益之军政，则尤其耗费财政。如今日之兵，虽百万之众，亦无益于胜负之数。先生以为吾言何如？（末节乃暗中讥刺刚毅
在江南、广东筹款之事。）
我 敝邦之岁入，现为二亿五千万圆；以贵国十倍于敝邦之土，政府岁入不过一亿余万，其原因盖在于中饱私囊之弊。防范此等弊端，岂无良策可寻？
严 “枵腹从公”，此人情所必不能者。故而，欲无中饱私囊之事，必先从增加俸禄始。俸禄不增而欲杜绝中饱私囊，则为虚与应付、自欺欺人耳。
我 京中有可以与之谈论时务者乎？
严 自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何处有可与言时务者，吾不知也！
今日得以一瞻丰采，殊感欣幸。当与足下缔结一重翰墨之缘。
以上系与严又陵所谈之话语。此日严来稍迟，故所谈者亦较少也。
如是，翌十六日赴北京，与正金银行小贯氏同行，不想竟闹出没赶上火车班次之大笑话，遂延迟一天，至十七日，方得以赴北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