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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花女》之前，我给《再会，契普斯先生》写的序通篇是忆旧抒情。本篇我想谈一点对语言学习的粗浅看法。
《再》《卖》二书乍看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但葛先生晚年读了那么多书——《英语写作》自序称所读近人著作数以千计——独独挑拣出这两本来详注的用意，在前言里说得很明白，概括起来就是一、有助于学习口语，二、学到雅俗不同的语言，三、体验名作家萧伯纳的作品。
我再浓缩一下：学习口语，分辨雅俗，亲近经典。
若还要简单，那就一个字吧——辨。
因何要辨？因为我在中国看到的是多数学习者没有“分别心”，说出的英语像念报告，从句套从句，写下的英文却很通俗，你都怀疑他中学没毕业。细究起来，其实他们对汉语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可以说，虽然学习的是语言，而且花费的精力足令欧美教育界叹为观止，但对于语言本身的特点却茫然不知，只是一头扎在背单词、做考卷的泥潭里。
雕虫不易，雕龙尤难。辨别口语和书面语、文雅的表达和粗鄙的表达，乃至伟大的作品和平庸的作品，这些都需要下工夫才能习得。
上世纪末，《故宫博物院院刊》载有一篇《光绪帝朱批述评》，其中提到年幼的清德宗在广西巡抚奏折上朱批：“知道了。你们作督抚的，务尽心民事，感召天和……”在“你们作督抚的”六字边，注有小字“尔等身膺疆寄”，显然是他的大学士师傅们在教导他如何在文字中“辨”，方不失帝主之尊。可惜，存世十八万件光绪朝朱批有多少处是帝师修改，已不得而知。否则编写文言文教材，倒是有了绝佳素材。英文方面，幸而还有《卖花女》这样一部（以我寡见，也仅此一部）真材实料造就的教材，引领我们窥见语言在教科书的模版之外，于实际生活中还有更多纷呈异彩的“变态”。
其实，整个故事大概也就是为了打破“模版至高无上、涵盖一切”的错觉而写的吧。按我愚陋的理解，萧伯纳是想说，这种自我表达的“变态”才是语言的常态、社会的常态吧——究其本质，乃天赋予人之自由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