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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缘起是北京的城门之美，是中国都城所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特征，是秀美环境中的古建筑、新生的树木和衰败的护城河，是建筑的装饰风格。从历史和地形上看，有些城门可能至今仍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与相连的城墙一道，记载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加之城内的街道和园林，构成了最具特色的美丽景致。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专门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北京城门，并以一组照片再现其动人之处。我的这项工作做得究竟怎样，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这些照片通过精选，呈现于本书的后半部分。
对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逐渐唤醒了我去了解这些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探求它们的修筑以及在不同时期改建的历史。不仅是城门，包括城墙及其周边环境也都引起了我的兴趣，成为历史和建筑研究的依据；我住在这座城市越久，就越意识到它们记载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文字所能表达的非常有限，但即便是我展现的碎片式的信息，也能使读者明白，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构成了从古至今的接续链条，并重生新的关联，不过核心还是对历史的古老完备的记录。
书中的历史信息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地方志，其中包括大量早期王朝中有关城墙和城门的记载，它们从未以同样的形式被其他任何的语言记录过。除了这些文字记录以外，剩下的研究都来自遗迹本身，主要是镶嵌在城墙和城门各处的碑铭砖刻。所有这些材料都经过精心搜集，用于分析和追溯古迹各个部分的历史。但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缺少史料记录，所有这些仅作为技术和建筑学方面的进一步补充的书面证据，就成为历史考证和定义的主要依据。
当然，我的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毕竟我不可能在建筑上做任何试验，钻进城墙或架设脚手架进行深究，不过我从内务部获得了批准，取得了一些城门的测绘图。这些在建筑师监督下由中国工匠绘制的图纸，无疑是最确切最宝贵的资料，不仅对北京的城门，而且对于一般性的中国建筑来说也颇有价值，因为城门毕竟是中国建筑的一般形式中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这项工作的准备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文章所引的中国地方志是北京培华女校的包哲洁女士（A. G. Bowden-Smith）和她的几个助手翻译的；该部分的工作因此归功于她。
大多数城砖和石碑上的铭文由我的中文老师周谷城先生细致耐心地制作拓片，仔细记录下来，其中部分由英国公使馆的斯科特先生（Mr. Scott）翻译完成。
知名人士鲍迈斯特·蒂勒先生（Baumeister Thiele）多次给予我宝贵的帮助，并把中国的画师介绍给我。感谢画师们根据我的需要，精雕细琢所绘制的图纸。
建筑师罗斯凯格尔（Rothkegel）所绘制的正阳门箭楼和城门的平面图深得我心，也就在前些年，这座中央大门在他的监督下得以改造。
另外，还要感谢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的尤普先生（Jupp），他校核了书中关于建筑学方面的表述。
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无疑是纷繁复杂的中文词句和专有名词。当然，理想的方式是让每个术语都符合中国的表达习惯，不过事实证明这不可行，而东方研究院的易先生编写的中文术语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尴尬。
英文翻译大致遵循威氏拼音法，但我知道仍然存在某些偏差，如英文使用 e 而不是ě。我也很清楚，在中文复合名称中使用大写字母有些随意，这些参照邮局审定的名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仍然希望这些存在着的疏漏和谬误不会给热心的读者们带来疑惑。
无论如何，在复杂曲折的中国语言和历史研究方面，希望我的努力可以帮助后来者在这一领域取得更深入的进展。假如我有幸成功地激起了人们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那些完美而衰落的历史古迹的兴趣，并将这稍纵即逝的美丽向世人呈现，那我的内心就十分满足了，我对这座伟大的中国都城的责任也就尽到了。
喜仁龙（Osvald Sirén）
1924 年 5 月，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