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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晚唐和宋初之际，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转变，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
一场商业革命带来了经济领域显著的货币化，市场网络则从特定地区向乡村扩张，城市中心也发展和壮大。
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迁徙，中国的人口重心转移到了南方，推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达到了未曾有过的高度。
同时，显著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农业生产力，而大范围使用的印刷术也大幅增加了识字人口的数量。
在同一时期，随着从全新途径理解经典的理学（Neo-Confucianism）的发展，以及新宗教崇拜和实践的广受欢迎，中国也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宗教的发展。
这些变革如此根本，以至于后世的中国人认为宋代本身即开辟了一个全新时代。数百年后的历史学者陈邦瞻（死于1623年）即说过：“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
但是也许在这一所谓“唐宋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性质和构成的转变。十二世纪的学者郑樵（1104～1162）曾简明地描述过其观点：“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换句话说，在唐代，一个人的家世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在宋代，人们不再觉得有什么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唐、宋精英性质的阐释，历史学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姜士彬（David Johnson）、伊沛霞（Patricia Ebrey）、毛汉光、孙国栋等人描绘了相对有限的中古士族，并根据血缘关系定义其地位。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 Bol）和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皆已描述了一类新的、更具规模的精英家族，他们在宋初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并以才智和教育为基础奠定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主导地位。
他们体现了有时被称为“中国式贤能政治”（Chinese meritocracy）的核心元素，这些核心元素构成了随后的一个千年内中国和西方社会最显著的区别。
虽有对这两类精英之间明显区别的一般性解释，关于这一变革如何发生，依然有不同的意见。就本书而言，最重要的是对于什么导致了贵族的衰落，甚至这一衰落趋势何时开始等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对于包括杨筠如（1903～1946）、唐长孺（1911～1994）和其他有影响的六朝史学者来说，贵族早已在隋朝（581～618）建立时即开始衰落，此时中国已经结束了汉代以来的数百年分裂状态，重新统一。根据这种看法，战争和叛乱给予贵族沉重打击，其权力基础也被削弱，而新兴且稳固的中央政府则将其控制力延伸至地方社会。同时，对家族成员出仕朝廷的世袭权力予以承认的制度，也正在被消解，以防止旧时精英持续垄断政治权力。
更为常见的是，学者多将这一转变时间置于唐代。当然，对于精确到何时，或为何会发生转变，依然没有取得共识。举例而言，二十世纪前期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强调开始于武则天时期（690～705）的科举制度扩大化所造成的影响。在陈氏看来，此后唐朝两个世纪的党争和战乱，经常展开于大族子孙和新兴的进士阶层之间。
相比之下，另外的学者，比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砺波护，强调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后制度和政治格局的再造。
根据这一论点，“均田”（equal field）制（一度指经常性的土地再分配）的崩坏和对商业的弛禁，为新兴在地和商业化的精英提供了适宜他们发展的环境。同时，新型财政机构的设置有助于管理商业利润，藩镇的成立也为安史之乱后的地方带来了秩序，藩帅们更倾向于辟署才智之士，而非世家子弟。此外，新型财政机构开始任用商人子弟和其他新贵，从而为“新兴”（newly risen）精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入仕机遇，并取得政治影响力。
然而，史料表明，所有这些有影响的理论低估了旧时的精英在制度和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的适应能力。事实上，一些重要的研究已经指出，直到唐朝末年，旧时的家族依然能够成功地保持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姜士彬观察到，即便在安史之乱以后，大部分唐代宰相依然拥有贵族世家背景。
孙国栋通过大量分析唐代官僚，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毛汉光则在一项包括唐代各阶层官僚的研究中，证实了仅有少量家族能持续增加他们的影响力，其表现为在唐朝最后三十年中，朝廷中接近一半的官职为他们所掌握。
本书的几个章节将提供大量新增加的材料，用以支持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旧时的家族在九世纪下半叶继续掌控着自身的政治生命，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存续如此长一段时间呢？并且，为何他们会如此突然地在十世纪消逝呢？事实上，像许多唐朝政治精英一样，卢氏及其丈夫来自能够追溯到数百年前的未曾断裂的家系，更需要加以解释。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卢氏及其丈夫所属的家族中，很少有族人被九世纪后的史料所提及。
基于一些笔记内容，姜士彬推测，受到“暴力反贵族倾向”（violently anti-aristocratic feeling）影响的几场唐末“阶级战争”（class wars）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推测与笔者的研究所呈现的结果相近。
但即使姜士彬也认为，在九世纪时，士族已经“仅仅是一种理念”，“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中，已经找不到”精英。
相同地，根据伊沛霞的观点，旧时的士族仅能构建一个“身份集团”（status group），其生存建立于“微妙的平衡”（precarious balance）之上。
但是，社会中遗存下来的古老阶层，真的能够维持其身份和权力如此之久吗？是否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们很好地适应了王朝内部出现的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能够直到九世纪末依然对官僚机构加以掌控？
这些问题指向当前讨论的一个终极问题，即唐代精英及其消逝。正如前文所示，并非所有学者都以同样的方式定义唐朝精英。我们可以这样追问：根据接下来第一章对重要家族的列表，这些唐代的世家大族是否首先为身份精英（status elite）？或是否为随着中国的土地占有制度之变迁而兴衰的社会经济精英（socioeconomic elite）？
或是否为本质上根据能力占据官职的政治权力精英（political power elite）？换句话说，在我们语境中的精英社会，如何才能更好地在韦伯所示身份、财富和权力三位一体体系中，建构其外形？本书的目标之一即对以上问题加以梳理，首先探究唐代的身份精英（status elite）（第一章）和社会经济精英（socioeconomic elite）（第二章）。此后，在开始对存续下来的官僚贵族进行仔细讨论前，笔者将同时考虑他们的高等身份和对政治权力的主导权。
就这些问题而言，相比于宋史学者能够接触到大量史料，唐史学者却被稀少的史料束缚了探索的脚步。经过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研究高潮，包括对传统史料中稀见材料的发掘，以及从孤立个案中推测典型情况，关于唐代社会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死胡同。这种情况在新材料的出现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大量丰富的新出碑志材料——特别是下文将要提及的墓志铭——拥有全面振兴唐史研究的潜能。随着这些材料变得触手可及，我们能够比十年前更好地重新审视唐代社会的细节，并有效地解决一些未能得到回答的问题。早期的历史学者不得不把他们的研究对象局限于一小部分人，这些人握有大权且受到优良教育，他们的传记使得传统的正史蓬荜生辉；如今则有条件将这些人放置于更广泛的精英社会中讨论。碑志材料除了便于我们重新梳理下层官僚、军人和宦官群体，也便于审视包括商人和大土地经营者，这类人虽然富有且在地方上有影响力，但并未取得一官半职。通过研究这些上层的边缘群体，有助于充分认清身份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并更好地理解那些持续了数百年的影响力，仅仅因唐朝灭亡而消逝的家族。
随着对新资料的利用，本研究也试图从三个重要方面来再次定义晚唐精英。首先，本书避开这样一种观点，即唐宋变革仅仅从单一的社会经济轨道才使得唐代世家大族被新兴精英取代。正如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精英，唐代中上阶层在新环境下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事实上，在八世纪到九世纪的材料中，很难揭示有一个紧固的新兴阶层开始威胁到旧式的社会秩序。把唐后期的党争解释为阶层对抗的尝试，已经很大程度上失效了。
很明显，与其说唐代的权力斗争加速了旧时精英的消亡，不如说新兴精英在王朝末期，填补了因中世大族的消亡而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而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贵族的衰落和新秩序的建立，应该视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
其次，当下的研究建立在多区域的综合视角之上，大部分唐史学者把中国视为一个整体，聚焦于发展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差别。但是，还有其他途径来理解帝国的地理，从而得到更为清晰的关于权力的社会政治结构。举例而言，当我们探究唐代精英的实质时，有必要区分两京——唐朝两个京城和连接京城的走廊地带——和地方，关于这两者的区别可以参考第二章。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注意中国东北方的三个自治的河北藩镇，它们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其他地区从政治上和文化上保持隔绝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文化隔绝的结果，河朔地区会成为新型“凭才用人”（meritocratic culture）的起源地，并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占据主导地位。
再次，本研究基于碑志材料更新了技术手段，从而可以更好地分析家族和婚姻网络。正如韩明士在其关于宋代福州精英的研究中所说，如果不考虑个人的亲属关系，我们便无法理解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然而，如今几乎没有系统性的关注整个精英社会网络的尝试。但我们将看到，数字技术允许我们重构十分庞大的晚唐贵族及其婚姻网络。本书的一个目标即评估对这类社会网络的解释权，并假设这种网络构成了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从而帮助精英阶层在权力中重塑自己。
在第三章，笔者将要论述贵族的婚姻网络如何成为一项实在的资源，其重要性堪比身份和声望，以此保证其长期的政治生命。除了关注权力的实态，网络也能解释文化转变的动力。从定义上说，网络包括个人和家庭这两者之间在一个经常性平台上的交互影响，并因此而共享平时的信仰和礼仪活动。作为特定亚文化的具体化身，网络可以被想象为一种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因此，原则上我们能够从转换社会网络构成的视角，来探究精英的自我认同之转换心态。
为了有效地处理大量的传记类、地理类和为此研究所准备的网络数据，有必要利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自从1980年代以来，对于在历史研究中使用定量分析，已日趋式微。经过对早期历史时期进行定量分析时因狂妄自大而导致的惨痛教训，对于数据统计和其他形式的数据操控，应该被更加小心和负责任地展开。一直比较危险的是，表格和图标能够“简单化”（flatten）数据，掩盖其独一无二的潜在意义，歪曲个人案例中的独特性格。不幸的是，读者很少能够接触到原始数据，因此他们无法有效地评估方法上的细节。然而，如果历史学家足够细心，便能够通过利用一些新兴的可获得数据库，以足够的潜能改变中古中国史领域，特别是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HGIS）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CBDB）。无论何时，为使读者有机会全面评估本研究中的图表，原始数据都能从作者或出版者的网站上得到（参考附录A）。另外，一部分数据已经被加入CBDB。
最后，需要用几句话说明一下对“aristocracy”（贵族或世族）概念的使用问题。
构成本研究的唐代精英，与晚近的欧洲贵族一样拥有类似的特征。即包含基于良好教养的一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礼仪行为和道德准则，并由此而引向持续的联姻。其优越感根植于古老的（真实或虚构的）血统，记载于能够追溯数百年的谱牒中。在下一章中，笔者将揭示这类精英，根据积功原则，他们拥有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世袭权力。总之，这类精英同时拥有道德和政治的主导权。他们的权力和声望也必然独立于政权，并能在多次改朝换代后持续下去。
不过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本书所论的中国门阀世族，虽然文化上类似于欧洲贵族，本质却不一样。不同于欧洲的例子，中国的贵族在六世纪以后并不在法律范畴内，其成员并无世袭的贵族头衔（titles of nobility）。
由于并不因武勇而自豪，故更类似于罗马元老院贵族，而非后世欧洲的“剑之贵族”（nobles of the sword）。
唐代中国的大家族也没有延续数代的大量土地财富。
更进一步说，前文已经强调，在中国，贵族无法被定义为君主专制或资产阶级的发展障碍。最后，由于纳妾制度的存在，世袭在中国的含义也与欧洲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