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我希望向我的博士导师韩明士（Robert Hymes）表示衷心的感谢！过去十年间，他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帮助和经久的鼓励，我由此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得以向更早的时段拓展，方有本书问世。在求学期间，我也有幸参与了其他老师所开设的研习班，这在我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对此我十分感激。他们是：韩文彬（Robert Harrist）、李峰、柯马丁（Martin Kern）、宁爱莲（Ellen Neskar）、Richard Bulliet、张希清、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Hal Kahn、韩森（Valerie Hansen）、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和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另外要感谢史乐民（Paul Smith）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也要感谢包弼德（Peter Bol），他在过去数年的研讨会上对我宣读的论文进行评议，并引导我们使用GIS和人物群体分析。

我能够在中国从事研究，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游学奖学金（Columbia University Traveling Fellowship）的资助和富布莱特-海斯博士论文研究海外项目（Fulbright-Hays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search Abroad Program）的支持。我也在盖蒂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和斯坦福大学“人文入门”项目访问了一年。感谢所有帮我顺利得到这些奖学金的人，特别是Charles Salas和Ellen Woods的帮助。我也要感谢给我提供机会接近研究材料的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李举纲，上海博物馆李朝远，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孟繁峰，以及常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内诸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撰写此书期间，我也受益于与诸多朋友的交流，他们是：Miranda Brown、丁爱博（Albert Dien）、黄义军、叶娃（Ye Wa）、Tim Davis、Alex Cook、Linda Feng、穆拉尼（Tom Mullaney）、Brian Vivier、邓百安（Anthony DeBlasi）、陆扬、朱隽琪（Jessry Choo）、张聪、李苏姬（Sukhee Lee）、Lewis Mayo、张天虹和饭山知保。当来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之后，我有幸与许多同事展开深入的讨论，他们的意见精彩而富于启迪，尤其在Lomas Cantadas（又名El Toyonal！），许多对话有时候甚至相当激烈。特别感谢姜士彬（David Johnson）和Geoffrey Koziol对我书稿详细的评议，以及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编辑Kristen Wanner的细致工作。数年来，我也得到了来自荣新江、李鸿宾、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柳立言、陈弱水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无偿帮助。从农民成为文化地理学家的刘侃，用她那独特的视角为我提供帮助。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父亲谭旋（Timothy Tackett），他最早启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二十年前关于法国一个省的档案），也一直是我持续动力的来源，并对我写作此书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

谭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