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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唐代墓志有所涉猎，就能明显地发现攀附名门望族的普遍性。表1-2是一份包括6255人的数据，其中前文提及的4311人能够通过郡望和姓氏予以确认，从而揭示晚唐墓志中涉及大族的情况，特别是其中几个大量出土墓志的区域，包括：西京长安、东都洛阳、连接两个大都市的“两京走廊”（capital corridor）地带（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将在下一章中详细展开）、长江下游（包括苏州和南方经济中心扬州）、昭义镇（横跨河东道东南和河北道西南）和独立的河朔三镇。在表中，所有将先唐郡名用作家族起源地的，都会被当作自称大族后裔的证据。实际上，墓主人经常居住于墓志出土地附近；关于卒地和葬地之间的关系，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讨论。
表1-2 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身份频率表
正如表1-2“志主”栏显示的，在帝国所有地区，从四分之三到超过90%的志主都称自己是名门之后。如果认为任一地区的墓志随机性构成了那个地区最有财富和身份的个人（正如绪论中所论），那么就能得知，在晚唐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社会经济精英或者来自大贵族家庭，或接受了一种观念，认为宣称来自那些大贵族家庭能够得到荣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家庭认为他们的谱系建构完美，以至于觉得没必要明白地指出祖先起源地。因此，一部分在墓志中并未提及郡望者，（通过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技术手段）能够确认他们属于某一支父系，而属于这支父系的其他成员正好能够通过墓志显示为名族之后。
同样根据本表（表1-2第二栏），所有地区85%以上的精英确实是，或宣称是贵族后裔。表中（第三栏）还显示所有地区超过十分之九的人即便本人不是名门之后，也与宣称是贵族的人有联姻关系。
毫无疑问，对大族后裔的归属感，在中国所有地区都普遍存在。
表1-3对名门后裔所属类别进行了分类，所根据的是门阀世族的相关声望和排他性。其中的分类包括：1.姜士彬列表（A、C或E）中的所有家族；2.有唐一代产生官员数量最多的16个大族；3.柳芳28个著名家族列表；4.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七大“禁婚家”。不必惊讶，在所有地区，五分之四以上的人都宣称自己出自姜士彬任一列表中的世家大族。更值得注意的是，宣称与更小更封闭的大族圈子有关的家族，占了极大的比例。在大部分地区，墓志中出现的超过一半的精英宣称自己来自16个顶级仕宦家族；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洛阳地区超过一半）宣称自己来自七大禁婚家。
换句话说，即便居住地与家族起源的郡望地相距较远，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精英宣称自己来自最有声望的少数大族。
表1-3 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属性的相关声望统计表
即使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墓志都站在居官者或他们直接亲属的立场上——这一情形将在第二章进行讨论——居官者也绝不是唯一主张将自己与最重要的大族联系起来的人群。甚至家庭成员中无人出仕，也会有一大部分人声称是大族后裔。比如青州商人赵琮（875年去世）*即被认为是16个顶级仕宦家族之一的天水赵氏之后
，而他母亲和夫人皆为“禁婚家”之一太原王氏成员。
同样，河北一位土地所有者许公（去世于867年）*，亦无亲属出仕，但可能属于颍川许氏。
来自昭义镇的张武（826～883）*的墓志甚至并未提及其职业，却也声称属于16个顶级仕宦家族之一。在他的三位夫人和三位女婿中，有五人声称自己属于姜士彬列表中出现的世族；甚至，他的第二位夫人和第二位女婿分别属于16个顶级仕宦家族中的天水赵氏和河东裴氏。在中国这些拥有大量非仕宦精英的地区——特别是昭义镇和长江下游地区——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总之，在整个帝国，无论是否与政治权力有关，大量精英声称自己为名门之后。
然而，这些声称在多大程度上属实呢？事实上，一些例子让人高度怀疑，特别涉及郡望归属，不乏矛盾之处。比如董唐之（804～858）*本人的墓志说来自陇西董氏，然而根据其夫人王氏（824～870）*的墓志，则称其来自济阴董氏。
有时候在同一方墓志中也会产生矛盾。比如出土于洛阳附近的一方834年下葬的墓志中，其志题标为“清河郡崔府君”，而其志文却称“其先出于博陵”。
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为两个不同的“禁婚家”，这位崔府君不可能同时是这两个大族的后裔。
不过如此值得怀疑的世系较为罕见。更让人产生疑问的是表1-2和表1-3中的总体趋势。即整个帝国范围内如此多的人，包括那些并无家人出仕者，其能够合法地攀附那些有声望的祖先，真的可能吗？如果可能，真的有那么多人来自少数几个门阀大族吗？为何如此多利用郡望的人，倾向于选择与那些特别著名的，而非地方上的家族建立联系呢？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大部分这些声称确实是属实的。有时候在同一方墓志中，姻亲（儿媳或女婿）是大族成员（通过姓氏与郡望来判断），而其他人不是（仅知其姓氏）。
如果志主家属或墓志作者捏造其世族身份，为何不给墓志所提及的所有姻亲指定一个郡望呢？现存墓志中提及的家族谱牒也可以进一步证实，一部分对有声望的郡望之声称是合理的。比如葬于河北但宣称来自扶风（长安以西）窦氏家族的窦氏（去世于879年）*夫人，其墓志明确表明她主要的祖先彪炳于“史载”，更重要的是“家牒”。
在河南阎氏阎好问（810～873）*的例子中，其三十四代祖先名芝者，曾仕宦于四川；而他第二十三代祖先名鼎者，曾为冀州刺史。
关于遥远祖先如此详细的记载，表明当时存在家牒，用以证实其对大族后裔之声称的可靠性。
关于大部分对大族后裔的声称，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基本的人口统计原理。在一个没有长子继承权的社会，妾室所生之庶子与正妻所生之嫡子法律地位一样，重要家族的子孙有呈指数级增长的潜能。
对上层社会繁殖能力的一种评估方法，即通过墓志提供的数字来计算志主的儿子数量，
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许多例子中，墓志中只记载存活下来的孩子，那些早夭的则被排除在外。
若将目标集中于超过六十岁去世的男性，即可计算他们所拥有的二十岁以上儿子的平均数量。如此，通过对长安和洛阳出土的墓志进行统计，可知典型的男性精英平均拥有3.3个儿子，其中大部分都能成年。
若进一步精确，则其中18%的人有一子，20%的人有二子，16%的人有三子，42%的人有四个及以上的儿子，仅有3%的人没有男性子嗣。
有必要指出，在这些例子中的武人——特别是那些高级武将——普遍多子，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家庭策略，即以多产子来补充殁于战事的青年。然而，武人在本书讨论的精英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出于估计平均每位男性精英儿子数量，第二种途径涉及志主在其兄弟间的排行，这一细节在墓志中也经常得到体现。在出土于长安和洛阳的30岁及以上男性的墓志中，39.7%的人是长子，22.6%的人是次子，15.4%的人行三，10.5%的人行四。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推断，大约17%的男性精英仅有一子，14%的有二子，15%的有三子，而半数乃至以上的精英则有四个或更多儿子。虽然无法通过这一途径计算平均数，但这一分布比例已经接近于一位男性有三个儿子这一平均数。
中国精英的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衍能力——部分归功于妾室——有其重要的意义。若一千个家族子孙以每一代存活三子的速度繁衍，那么从理论上讲，三百年后将膨胀为两千万人。
然而，这一膨胀速度需要假定所有后裔能够负担数个妾室，这对于那些从上层社会跌落下来的人来说难以置信。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八世纪中叶存在的大量贵族家族——以敦煌地区出土的最长的列表为例，其中即出现791个——那么如此之多的精英声称自己为大族后裔即完全有可能了。更进一步说，富有的精英比不那么富有的精英有更快的繁殖能力，因为他们能够同时担负更多的妾室和子女。其结果便是一种滚雪球效应，即最为成功的家族繁衍更快，使得他们能够占据更多政府职位。正如毛汉光所指出，有唐一代，最上层的三十九个大族拥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
综上所述，虽然并非所有地方精英对大族后裔的声称确有其事，但大量材料表明，大部分可能准确无误。事实上，正因为地方上存在如此之多的真正大族后裔，使得少数努力向上爬的边缘人群会编造这样一种名门身份。在这样一个崇尚世袭观念的时代，身为大族子弟，依然是跻身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旧时贵族也因为这些声称者数量的持续增长，而在全国范围内能起到的作用开始下降。到了九世纪，大族身份已经不再是成为社会政治精英（sociopolitical elite）的充分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