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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以一本惊世骇俗的《自私的基因》让世界为之震惊。道金斯在这本书中用一个科学家的口吻告诉大众：“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我们可以这样预期：当观察狒狒、人类或者其他所有生物的行为时，这些行为应该都是自私的。”因此，“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社会，那你就不要指望生物学特性能帮上什么忙”。
其中的逻辑，道金斯在书中这样告诉我们：一个自私的个体可以比一个无私的个体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而可能养活更多的后代。假定两者的差距为0.001，即一个自私者每一代养活的后代仅比无私者多1‰，即使一年只繁殖一次，只要经过23 400年（要知道，就地质年代而言，这是非常短暂的，人类进化的历史起码超过700万年），自私者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增加至99.99%。从统计意义上讲，无私的个体事实上已经被自然选择无情地淘汰了。
30多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时第一次读到了《自私的基因》一书，它带给我心灵上的冲击、痛楚与绝望，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难以释怀。它使得柏拉图、休谟、康德等先哲为我们塑造的有关人类德性的美好形象，顷刻之间陷于灭顶之灾。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极端自私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里，让人不寒而栗。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安·柯尔特（Ann Coulter）在其畅销书《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中写道：“逃脱道德的约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吧！压榨你的秘书，杀死你的奶奶，因你的孩子有缺陷而堕胎——达尔文说这对人类有益！”
当然，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为我们描绘的生物进化很难说不是这样一幅图景。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达尔文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他所揭示的生物进化规律，可以完全照搬用来说明人类的进化问题。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这样描述两者的区别：“人在部分获得那些把他和低等动物区别开来的理智和道德能力之后，在体格方面通过自然选择或任何其他方法而发生变化的倾向就几乎停止了。因为，通过这些心理能力，人从此能够用他不再变化的身体与不断变化的宇宙和谐共处。”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大卫·洛耶（David Loye）的研究，在《人类的由来》中，“适者生存”这个词汇只出现了两次，而其中有一次还是达尔文提到他在《物种起源》中夸大了它的重要性，“竞争”在整本书中也只出现了9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人类的由来》中，“合作”出现了24次，“同情”出现了61次，“道德”出现了90次，而“爱”则出现了95次。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让达尔文用来描述人类进化的词汇与他描述一般生物进化时所用的词汇出现了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达尔文认为，“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种种差别之中，最为重要而且其重要程度又远远超出其他差别的是道德感或良心”；人作为一种“道德的动物”与一般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具有一种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道德反省力和道德判断力，“所谓有德性的动物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既能就他的过去与未来的行为与动机做些比较，又能分别地加以赞许或不赞许。我们没有理由来设想任何低于人的动物具备这种能力”。
为了解释人类道德感的起源，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他在《物种起源》中所阐述过的另一种含义的“自然选择”。他写道：“一个部落，如果拥有许多成员，由于富有高度的爱护本族类的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与同情心等品质，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进行互助，而且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一个部落会在绝大多数的部落之中取得胜利，而这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选择。在整个世界上，在所有时代里，一些部落总是在取代另一些部落。道德既然是前者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道德的标准就会到处都倾向于提高，而品质良好的人的数量也会到处倾向于增加了。”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群体选择”的进化模式，它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进化模式，在演化动力学上存在着重大区别。达尔文认为：“种种社会性的本能——人的道德组成的最初原则，在一些活跃的理智能力和习惯的影响的协助之下，自然而然地会引向‘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这一条金科玉律，而这也就是道德的基础了”；“在人的一切属性中，它是最为高贵的，它使人们毫不踌躇地为他的同伴去冒生命危险，或者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正义或道义的单纯而深刻的感受的驱策之下，为某一项伟大的事业献出生命”。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个被称为“个体选择”的理论却逐步成为生物学家的主流观念，其肇始者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1963年，威廉斯在《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中说：“在自然选择理论的使用中似乎普遍存在着一种混乱状态，很多生物学家所理解的适应，经常与群体有关，而且还经常需要个体成员为了群体的福利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威廉斯认为，“自然选择是生物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适应通常都是个体的性质，而不是群体的性质”，“在正常情况下，个体与自己后代之间起作用的行为和生理学机制是仁慈、友爱和互相合作；但是，在不相干的个体之间，它们彼此采取公开对抗的形式，或者最多表现为一种相互容忍的中立形式。一般来说，这就是对于一个物种之内个体关系的精确描述”。
《适应与自然选择》在1963年一经问世就在生物学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到20世纪70年代初，主流生物学家已经完全接受了威廉斯的观点。在表明个体层次以上的有效选择可以被排除时，引用威廉斯的论述甚至成了一种时尚。正如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前言中所说：“我认为，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研究生物进化论，以从生物的最低层次的选择入手最为合适。在这一点上，我深受威廉斯的名著《适应与自然选择》的影响。”事实上，生物个体的自私性正是个体选择理论在逻辑上展开的必然结果。
不过，在个体选择理论大行其道之时，一些非主流的生物学家，比如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创立社会生物学至今，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坚强地，甚至是孤独地捍卫着达尔文的群体选择理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威尔逊在生物学领域之外得到了一批支持者，包括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演化动力学家，等等。本书作者尤查·本科勒，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2010年8月，威尔逊和诺瓦克等人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个体选择理论提出了全面批评。2011年4月，以道金斯为代表，来自全球近百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37位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和遗传学家，接连在《自然》杂志发表了5封措辞强硬的信件。他们认为，“威尔逊和诺瓦克完全误解了生物进化理论”，并指责“威尔逊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威尔逊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就此事的采访时说：“如叔本华所言，所有新思想都将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遭到嘲笑或者漠视，然后会激起愤怒，最后则被认为事情原本就是如此。”威尔逊告诉记者，“他目前正处于这一过程的第二阶段”。事实也许真如威尔逊所言，20世纪70年代，威尔逊创立的社会生物学在主流生物学界遭受了长期的冷漠和忽视，直至今日。
这场学术争论究竟将以哪一方获胜而终结，现在做出判断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我们愿意相信，历史将青睐权威的挑战者，而不是相反。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而且是科学史上一再发生并被证明的事情。不过，这一过程也许是曲折而漫长的。就像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在《科学自传》中所说的：“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了胜利，与其说是通过说服它的反对者使他们认识和相信这一真理，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后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
这本《合作的财富》就是与《自私的基因》进行抗争和较量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之间所进行的不仅是学术思想的较量，更是人性的较量。正如本科勒在书中所说的：“事实证明，‘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社会，那你就不要指望生物学特性能帮上什么忙’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人类要比过去所认为的复杂得多，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为了解释自然合作现象，进化生物学已提出很多不断改进的模型：简单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与隶属关系、群体选择或多级选择，等等。事实证明，当我们与他人合作时，我们大脑的激活模式是不一样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合作会让我们感到愉快。事实证明，我们可以相信他人并付诸实施信任他人的行动，我们可表现出值得他人信赖的行为。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任何时候人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解决大规模、复杂的人类合作问题上，人类在相互信任方面的表现尤其如此。”
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无私的行为，这就是人性中“善”的来源。人类不可能只是霍布斯丛林中只知道撕咬的野兽，他们也可以成为善待他人的天使。这就是本科勒试图通过《合作的财富》这本书告诉我们的真理：善，使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善于合作的物种，从而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并成为宇宙中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