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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共情让我们认同他人并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团结或群体认同则让我们认同我们所在群体里的其他人，并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例子在我们的社会中比比皆是，在团队体育项目中就可以发现它。棒球比赛中的击球手牺牲自己上垒的机会，以便让已经在垒的一个队员进垒或者得分。军事生活中也有它的身影，军队就是依靠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最后牺牲而建立的系统。我们鼎力支持自己人的愿望，很好地解释了过去200年间最令人动容的一个现象——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它取代了宗族、部落或村庄，成为现代认同的主要标志。正像博伊德和理查森提出的颇具影响力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所阐述的那样，我们愿意为了群体的共同利益而协作努力的愿望，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内容我们曾在第1章讨论过。
在实验环境下，我和我的同事戴夫·兰德（Dave Rand）、安娜·德雷柏（Anna Dreber）已经证明：仅仅依靠团结就足以让人们在有关公共利益的游戏中保持合作。在对被试进行实验时，我们先让他们玩不带任何信息的独裁者游戏，就是伯纳特和弗雷采用的那种模式。玩这一游戏时，被试的政治身份被分成两类：民主党和共和党。几轮游戏过后，我们对被试进行重新分组，这一次分为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全部由吝啬的人构成，他们对哪种类型的接受者都“一毛不拔”；另一个小组由慷慨且不偏颇的人构成，他们会拿出同样多的钱而不管接受者是哪一政治派别的；还有一个小组由慷慨但有偏向的人构成，即对于与自己政治身份相同的人，他们给得多，对于与自己政治身份不同的人则给得少。然后，我们将被试按类分组，给每个人一点钱，并告诉他们是属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接着再让他们玩公共品游戏。
公共品博弈跟囚徒困境博弈差不多，只不过参与者不是两个人而是多人。参与者可以捐出一些钱作为公共财产，而后我们会对公共财产放大若干倍并平均地分给游戏的所有参与者。每个人捐献得越多，可供放大的公共财产就越多，他们整体的所得就越多。但是，从个人角度看，每个人最如意的算盘是：其他人都捐献，而自己一毛不拔。由于公共财产的分配是平均的，这样一来，大家共同捐献的“公共品”有他的一份，而他口袋里原来的钱又一分不少，当然最赚了。这就是理论预测不会有人捐献一分钱的原因，就如同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人们预测不会有人合作一样。可是，在实际实验过程中，公共品博弈开始阶段的合作水平通常还是相当高的，差不多一半的参与者会主动捐献。但是随着游戏的重复进行，先前的合作者发现，有些玩家非常不公平地利用了他们（不捐献但分享公共财产），于是，他们也不再捐献了。
我们在后面几章将会看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人们设立了很多众所周知的干预条件。我们在实验中发现了团结的重要作用。即便我们的实验已进行到第40轮（这已远远超出通常的轮次），与同类玩家分为一组（比如民主党与民主党分在一起）的慷慨并有偏向的玩家，在整个实验期间都保持着合作态度而没有较大改变，而在不慷慨的玩家所在的小组以及慷慨但没有偏向的小组里，合作态度随时间流逝而下降的速度与其他实验的情况大体一致。总之，仅仅知道他们跟与自己类似的人分在了一个小组，就足以让这些玩家对这一情感触发器（emotional trigger）做出反应并保持合作态度，即使没有沟通，没有行为规范，没有惩罚，没有奖赏，也没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触发器（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进行讨论，人们认为这些触发器往往会引发合作）。
当然，与共情不同，团结通常不仅会形成“我们”，而且常常会形成“他们”。我们对待“我们”和“他们”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
言归正传，这就是说，就像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总想迅速、下意识地对人进行分类：“与我们相同的人”和“与我们不同的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也许是天生的。费尔普斯（Phelps）和巴纳吉（Banaji）做过实验，让被试观看白人和黑人的头像，同时对被试的大脑进行扫描。他们发现，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由于美国糟糕的种族关系现状，无论是白人被试还是黑人被试，只要看到与自己种族不同的人的头像，大脑中与“恐惧”相关的区域就会被激活。经济学家萨姆·鲍尔斯和赫布·金蒂斯（Herb Gintis）在将团结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而对其进行研究时强调，人类貌似与生俱来的群体团结期望有时也会失灵，这让人类的合作变化无常。
20世纪，有超过一亿人以团结的名义被杀害，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运动，以及不那么猛烈但更加持久的北爱尔兰暴力冲突和中东正在进行的部落战争。与此同时，认为群体认同和群体行为必然会与他人结仇的思想也未必正确。国家层次上的群体动力学，在保证捐赠和财富重新分配（比如福利与慈善）以及对集体利益作贡献（比如志愿到贫民区学校任教和志愿参军）的公正性和连续性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即便是在对外援助方面出手大方的国家，它们对待本国穷人也比对待遥远国度的穷人更慷慨，尽管后者可能更需要救助。换句话说，团结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也许邪恶，也许和善，且与我们是否喜欢它无关。如果我们要建立体系，就要清楚地认识它，以便更好地利用它。当我们碰到它的消极作用时，也要清楚认识它，以便将其化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弄清楚其中的缘由。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利用团结来改变需求。团结的特性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同时认同一个以上的群体，当条件改变时，我们又可以改变我们所依附的群体。
在2008年的总统初选时，我与我的同事戴夫·兰德、托马斯·法伊弗、安娜·德雷柏进行了一项研究，即哈佛大学进化动力学项目。我们不仅注意到了相同政治依附关系对合作的影响，而且注意到当某一群体面对的挑战发生改变时，群体依附会发生何种程度的转变。当时，我们招募了两组民主党选民，他们分别是希拉里·克林顿和奥巴马的支持者，然后让他们玩独裁者游戏。正像预料的那样，被试给这些支持同样候选人的玩家捐出的钱很多，尽管大家都清楚，这些钱不会直接或间接用于竞选活动。当我们再次进行这个实验时，时间恰好在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实验结果仍然一样。此时，两个主要候选人的目标和价值观基本相同，在民主党内部出现两个不同的群体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过，两个群体仍将彼此看成“另一个群体”。但事实证明，人类在面对象征性的行为时是非常易变的。当我们在大会开完之后马上又进行实验时，结果发生了巨变。两个群体的成员不再将彼此视为“他们”，而是“我们”。有些人，特别是小伙子，突然变得对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极为慷慨，仅在几天前，他们还不怎么认同这些玩家呢。在看到民主党会议团结一致的成功表现之后，玩家对民主党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当下，他们不是在与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是奥巴马建立连接关系，而是在与民主党建立连接关系，共同对抗新的“另一个群体”——共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