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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共情现象进行了广泛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早期研究成果关注的是最基本的现象，即婴儿听到别的婴儿哭闹也会开始哭闹。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研究，多数是探索共情是如何在认知和情绪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和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对共情进行了全面研究，他们认为， 共情是认知和情绪反应的组合，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先识别出他人的情绪状态，然后再“复制”他人的情绪状态。 共情与同情是不同的。共情不仅仅是为某个人的不幸而表示惋惜，还是我们复制和体验他人情绪的一种能力。
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共情的一些生物学根据。
在一项特别有说服力的研究工作中，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和她的合作者对恩爱夫妻中的每个人轮流施加小幅电击，然后观察他们大脑的反应。当对妻子施加电击时，她们大脑中有三个不同区域被激活。一个区域处理身体的实际疼痛，而另外两个区域处理她们接收到疼痛时的情绪反应。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令科学家感到意外。真正惊人的发现是，当她们的丈夫被电击时，这些妻子大脑中的情绪处理区域也同样被激活了，就如同自己受到电击一样。而她们大脑中负责身体实际体验的区域并没有被激活。换句话说，这些妻子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丈夫的情绪反应。
这就是最典型的神经镜像现象，最初是由神经生理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发现的。他发现，当我们看到别人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也会以几乎同样的模式被激活，就如同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一样。
事实证明，人类的大脑不但会对疼痛或者运动做出镜像反应，而且能对纯粹的情绪做出镜像反应。里佐拉蒂和同事们给被试播放一段视频，当视频中的人通过面部表情告诉人们他们闻到很难闻的味道时，被试大脑中的相同神经元也被激活了，就如同他们自己正在闻一种难闻的味道一样。换句话说，当我们观看电影《太阳帝国》时，我儿子所体验到的东西，确实存在生物学上的依据：我们确实能够在认知和情绪上“感受”到他人感受到的东西。
共情的有趣之处，以及它与“团结”，即对群体的依附（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主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对他人的关心仅仅因为他们也是人，而不必管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是否真的存在。
当一些人在与他们素未谋面，将来也不会遇见的其他被试玩囚徒困境博弈时，詹姆斯·里林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些人的大脑进行了扫描。他发现，这些人不但对陌生人做出了情绪上的反应，而且，当被试分别选择与一台计算机和另外一个人合作时，大脑中被激活的区域也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共情在所有的社会行为方式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合作也不例外。人性化，即将他人视为人类的同伴对合作的影响，不但可以通过大脑扫描进行观察，或者通过询问人们的感觉如何获得相关数据，还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测量。为了弄清楚人性化会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人们在即便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也要与他人合作，人们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
其中一项经典研究工作是由经济学家艾瑞斯·伯纳特（Iris Bohnet）和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完成的。他们招募了彼此素未谋面的学生来做实验，并将他们分成两个小组。接着，他们发给A组每个学生10美元，并告诉他们：他们既可以选择将任意数额的钱留给自己，也可以将任意数额的钱装在一个信封中密封好，并在信封上标一个与B组中某个学生相对应的数字。在每个学生都将他们密封好的信封放入一个箱子之后，B组的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个标有他们数字的信封。没人知道谁给出了多少钱，也没人知道谁收到了多少钱。那么，你认为A组的学生会怎样做呢？很显然，自私的人不会送给别人一分钱，因为他们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可实际上，A组学生中只有28%的人“一毛不拔”。按平均数值计算，学生们给出的钱是总数的1/4。接下来，伯纳特和弗雷在实验中增加了一个环节。他们让B组的所有学生都站起来，这样，A组的学生将会看到究竟是谁打开了信封。请记住，这两个组的人从未交谈过，也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可能将来也不会再遇到。没有一个人知道A组的哪个学生给出了哪个信封，甚至是做实验的人也不知道。也就是说，没人知道谁慷慨大方，谁小气自私。
这一次学生们会拿出多少钱呢？同样，如果我们相信传统经济模型“每个人都是完全自私的”这一假设依然成立的话，学生们拿出的钱仍将是零，因为他们追逐自利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但实际情况是，只是看一看对方的“真身”，就足以让A组被试中“一毛不拔”的比例从28%降为11%，平均捐献额则从25%提高到35%。
接下来，实验者为了让这件事情更有人情味，告诉了A组学生有关B组学生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他的专业、业余爱好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平均捐献额增加到了50%，而且，A组的学生里没有人“一毛不拔”。我们该如何解释慷慨程度这一不可思议的增长呢？请记住，捐献仍然是匿名的，这意味着不存在害怕惩罚或者赔偿的因素。关键的因素只可能是人。学生们彼此了解得越多，就越会更多地为别人设身处地地着想。也就是说，他们更能够共情。于是，这进一步转化为了彼此间更大程度的慷慨。
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将共情与利他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许是任何其他心理学家都无法比拟的。过去，心理学上有一个被大家广为接受的信条：所有利他行为实质上都是自私的：人们只有在感到对自己有好处，或者能减轻因看见别人受苦受难而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时，才会对他人慷慨。通过一系列实验，巴特森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因见到他人受苦受难而给我们带来的痛苦，简单地“一走了之”或者不再去想那个人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人们还是乐于伸出援手。而且，巴特森告诉我们，当他对这些人说设想一下他人此时此刻的感受时（意思是“纯粹”的共情，而不只是为自身利益盘算或者为了减轻自身的痛苦），他们就会为别人考虑得更多，也更能共情。
巴特森以及其他人的一些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利他”与“自私”的界限。不论我们是否有帮助他人的“自私”动机，也不论是不是共情驱动着我们，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论是从我们的行为上看，还是从我们神奇的大脑上看。我们在第1章和第2章里已经讲过，人类的特点是，当我们帮助某个人的时候，大脑对我们的奖励是释放出多巴胺和后叶催产素，如此说来，我们帮助他人是利他还是自私呢？任何一个建立人类合作体系的人都关心这一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谁在乎呢？”从本质上说，我们是否仅仅是为了获得多巴胺而待人慷慨和帮助他人，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另一方面，人类在身体上和心理上天生就拥有这些感觉，并且能从帮助别人中获得快乐，这样的认识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对于设计人类体系来说，“我们天生就能和他人共情，天生就能从帮助别人中得到好处”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利用人类的这一倾向促成现实世界中的合作呢？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对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人性化，就像伯纳特和弗雷在实验室环境下所做的那样。
有一个组织通过帮助参与者人性化，成功地将慈善和救助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这个组织就是小额贷款网站Kiva.org。Kiva是根据借款循环（borrowing circles）模型建立起来的，这种模型一直是欠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Kiva在贫穷国家的小额借款人与富裕国家可能的贷款人之间搭建了桥梁。这些穷困的借款人可以拿这些钱创业或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事业。在这里，就像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众多实验情形一样，资金借出人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回报（贷款利息可忽略不计），而且，资金贷给谁也是匿名的，只有资金借入人知道。这些资金借入人是生活在遥远国度的陌生人，所以社会回报也可以忽略不计。那么，Kiva是怎样激励人们将钱借给生活在远方，而且可能永远都见不到面的那些人的呢？它是怎样帮助这些人从众多的可能借出人中做出选择的呢？又是如何建立这一过程中的信任和对借入人的共情的呢？正像伯纳特和弗雷对学生们所做的那样，Kiva也是通过披露更多的信息对资金借入人人性化而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个网站，打算借钱的人可以上传他们的照片、自我介绍，以及他们打算用借来的钱干什么，等等。接下来，可能的借出人会查询这些资料，并确定他们希望将钱借给谁，以及借多少。尽管这些交易常常是跨国进行的，但是，较为丰富的个人信息还是培育了足够的共情和足够紧密的人际关系，人们的参与程度足以让人动容。
但是，我们也不能仅凭这些特定的例子，就认定人际关系威力无边。只要观察一下日常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为了跟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建立人性化的关系，我们付出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组织会花钱举办公司野餐和假日聚会？为什么商务人士会为了与客户共进午餐或晚餐而搭乘飞机远距离飞行，特别是在通信设备极其完备的今天？因为不管传统经济活动中人们怎样低估共情的重要作用，成功的企业都知道：这些面对面的活动对于建立信任、合作和有利可图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我们在实验室里看到的那样，面对面活动培育出来的那些感觉，会激励我们密切合作，实现双赢的理想效果。我们也确实需要感受这样的一些感觉，这也是我们精心打造自己的生活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扩张自己的人际网络，与朋友分享经验，充分利用好双方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