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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信不信，你都无法在纽约市申请到一份门卫的工作，因为没有招聘广告，没有招聘信息，也没有在线应聘。正像彼得·贝尔曼（Peter Bearman）几年前说的那样，在纽约当门卫“既是不可能的，又是非常容易的”。纽约的门卫是通过社会网络来物色的，而且只通过社会网络物色。为什么？因为如果某个人不值得信赖，甚至可能危害一座大楼里众多居民的安全，那么，雇他做门卫的风险就特别大。但仅仅靠常规的市场体系远不足以防范这个问题，而依靠信誉建立的社会网络，却能更好地保证选定的这个人不会滥用这一包含信任关系的工作职权。至少，纽约市公寓大楼的管理人员大多是这么认为的。
“信誉与社会网络对于经济活动极为重要”这一观点，是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著作《找工作》（ Getting a Job ）的基础。这一观点的主要内容为， 一定有某些东西让你比作为一个普通员工或者经理更有价值，它们仅与你的社会连接有关，而不取决于你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或者勤奋。 换句话说，拥有一本里面每个联系人都有丰富社会关系的电话簿，无疑是一笔经济财富。
社会资本是能够改善合作的三个重要社会动力之一。在这些社会动力中，社会资本与自利假设最为一致，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资本能为你带来更多的好处，例如帮你找一份工作。而且，社会资本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就如同门卫那个例子一样。社会资本的好处还不仅局限于物质利益。在某些方面，社会资本完全不同于金融资本，因为你不能总是用钱来购买社会资本。
假设你要去一家高级律师事务所面试，你可以从两个资源中选择一个帮你搞定这份工作。第一个资源是一个装有5万美元的信封，可作为招聘主管的好处费，用以换取这份工作；第二个资源是装有你叔叔写的推荐信的信封。你叔叔与招聘主管曾是法学院的同学，刚参加工作时，你叔叔曾作为公诉人与她共事，并且现在每年在各种社交场合仍能与她见上两三面。相比之下，哪个信封更有可能让你得到这份工作？一般来说，特别是在大型的、执业多年的美国律师事务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送给招聘主管5万美元，她将会视其为“贿赂”，并认为你并不适合这份工作。但如果你递给她一封推荐信，将很可能对你有所帮助，甚至可能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上的某些互动或交换来讲，拥有社会关系比拥有金钱更加有用，也更有价值。有时金钱不起作用，可能是因为用钱去摆平某些事情是犯法的，买选票就是一例；也可能是因为这与社会习惯或伦理规范相悖，前面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有自己的交换过程。就拿律师事务所这个案例来说，社会关系的价值可能是这样体现的：你叔叔花费他的社会成本让你得到了这份工作，通过聘用你，招聘主管又通过你叔叔和你积累了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本身又可以换回资源，也许是聚会邀请，也许是工作机会，类似地，它们又可以用来交换社会资本，等等。
虽然本例中的社会资本交换是在个人之间发生的，但实际上，社会资本也可以通过非直接的方式进行交换。大多数人都懂得，如果我们在别人眼里是和蔼、宽宏大量和值得信赖的，这对我们来说将大有益处。实际上，在关于经济利益的实验中，如果参加实验的人知道其他实验参加者将会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就会表现得更愿意与人合作。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知道我们过去对待他们很好，这些人以后也会好好对待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合作体系中，信誉机制随处可见，这种机制在促进人们诚实守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eBay的信誉系统就是根据买家在过去交易中的满意程度为卖家评级。因此，在设计合作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可低估建立和公布信誉的重要性。
但是，信誉和社会资本绝不是合作体系中绝无仅有的社会力量，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感染。大量证据表明，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身边人的行为的影响，即便我们完全不知道那种影响的存在。举个极其简单的有关个人选择的例子，如是否再吃一块饼干。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非常像一个个人选择，对吧？我们要么发挥自己的意志力，要么妥协；要么克制自己，要么多吃一块饼干。有时我们会看着其他人心想：“我多么希望有那么好的身材啊！”我知道我能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07年7月的一个早上，我突然意识到，体重的增加并不是个人决定吃太多饼干的结果。实际上，我们只是“感染”了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的肥胖！尽管这个观点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却相当有意思。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富勒
在1971—2003年进行的“弗雷明汉心脏病研究”中，对12 000多人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在对被试的社会连接关系进行分析时，他们发现，肥胖的人的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往往也是肥胖的。刚开始，这现象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只是肥胖的人喜欢与肥胖的人在一起。但实际上，饮食习惯相同的人，比如兄弟姐妹或者配偶，将会一起长胖。不过，在这项研究中，对长胖的时间点所进行的研究表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在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已经长胖了之后才长胖的。换句话说，肥胖会像病毒一样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传播。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你的朋友长胖了，你也长胖的风险将增加57%；如果你的兄弟姐妹长胖了，你也长胖的风险将增加40%；如果你的配偶长胖了，你也长胖的风险将增加37%。总之，人们会“感染”身边那些人的饮食行为。
社会感染不但影响我们吃多少以及吃什么，还会影响到我们展现出什么样的合作行为。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税收遵从（tax compliance）研究的。美国《税收改革法案》（ Tax Reform Act ）在1986年通过之后，大多数立法者认为，由于惩罚及可能的审计，新税法的遵从度将会增加。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有研究表明，预测人们遵从度的唯一因素，不是罚金的多少或者其他惩罚，也不是被查到的可能性，而是在改革实施之前的3个月准备期里，人们都跟谁谈论过这件事。如果他们与一些表示自己将遵从新税法的人交谈，那么，他们后来就会报告说自己也打算遵从，反之亦然。
在一个实验（这类实验很少）中，当明尼苏达州税务局向某些纳税人发信函，告诉他们大多数市民都交了税后（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自觉纳税遵从率非常高，超过80%），他们发现，把所有因素考虑在内，与那些没有收到信的纳税人相比，收到信的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收入出现了提升（扣除的非纳税收入少了一些）。澳大利亚税务部门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向纳税人发信函告知他们，大多数纳税人都坚称过度避税是错误的，结果发现人们更愿意诚实纳税了。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会看到，导致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还是愿意遵守社会习俗的。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必须能够看到和学到什么是社会适宜行为，这样，当我们行动的时候，就会照此去做。 只要身边的人是合作的，我们就更有可能是合作的。
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合作的形成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发挥作用，包括与他人团结在一起，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并且对这个社区或群体极为关切，为了共同的利益，愿意做出自我牺牲。其中一些内容涉及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一些心理动机，特别是我们对社会连接的最基本的需要。
我们好像天生就需要他人。任何一个懵懂少年都会告诉你，没有什么惩罚会像社会孤立那样让人痛苦不堪，这就是为什么“单独监禁”被视为对囚犯最狠的惩罚。设计合作体系时，将人类对于社会连接的需要考虑进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第4章中将会看到，只需提供一个建立与强化社会连接关系的手段，就能够让很多人参与进来。将来，在讨论一些被各种各样的组织用来促进合作的战略时，大量证据会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战略一定是那些让大家有社区感和社会连接关系感的战略。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一个的人，我们更是社会性动物。让我们成为整体的体系，优于将我们看成单独的个体的体系。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将利用翔实的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生物学的证据证明：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合作性动物，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对自身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在究竟是什么左右人类的行为这一问题上，尽管我们从众多专业领域获得了不少新认识，但还未形成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人类行为的完整理论。我们知道，我们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共情，能感受到与群体之间的天然连接关系。我们知道，我们遵从社会习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我们认为是对的和公平的，就会付诸行动。我们知道，我们也关心某一情形下的社会力量，即别人是怎么做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我们还知道，实际情况也大体如此，只不过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罢了。但是，我们还是无法预测在某个具体时间点上每个人的行为究竟会怎样。
我们能够做的，以及我们希望在后面几章讲清楚的是，将我们对人的认识整合在一起，给出下面这个基本问题的答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合作体系，以保证人们不成为恶人呢？而这样的体系，不依赖于人们对惩罚的惧怕，不依赖于“利维坦”策略，不依赖于纯粹的奖励，也不依赖于金钱——“看不见的手”。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利用科学理论来系统地改善“合作”策略呢？我们怎样才能通过相互制约和激励让自己成为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