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过“框架”看世界

心理学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它对情形框架的关注。简单地说， 框架是指我们对一种情形、关系或者背景情况的描述。 我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首先必须描述清楚我们所处的情形，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行为经济学称之为“框架效应”。行为经济学之父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认为，人们将会依据如何描述一种情形而做出各种不同的决定。例如，打赌时我们愿意冒多大风险，取决于赌注被描述为损失风险还是收益目标。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知道，人们这时往往会表现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他们拒绝接受描述为可能损失的赌注，若描述为可能收益，人们就很乐意接受相同的赌注。不计其数的实验已经证明，不容小视的框架效应普遍存在。

今天，尽管“框架”因为这些“非理性行为”而广为人知，但关于这种情形及其对我们需要什么、能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心理学所关心的内容。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称之为框架分析。观察情形框架对合作的影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在简单的背景条件下就可以做到。

罗斯版实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对一个小组说他们玩的这个游戏叫“社区博弈”，而对另一个小组说他们玩的这个游戏叫“华尔街博弈”。规则相同，回报也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游戏名称，即框架。实际情况是，人们选择合作的意愿会因他们被告知的游戏名称的不同而出现很大的差异。如果他们被告知玩的是“社区博弈”，他们选择合作的次数为70%；如果他们被告知玩的是“华尔街博弈”，他们选择合作的次数仅为33%。由此可见，仅仅使用“社区”和“华尔街”这些承载文化含义的词汇，就足以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为“社区”意味着合作和友好分享，而“华尔街”意味着你争我夺和自私自利。

这些标签影响了这些参与者对别的玩家做出的判断，进而影响了他们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你知道被试自认为正在玩“社区博弈”，你预计他们会合作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于是，你可能更愿意冒合作的风险（还可以假设你不是完全为自己考虑的人，你也不想被视为骗子）。无论是文化内涵的影响，还是与人们对他人回应的判断有关，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情形框架足以让合作程度产生重大差异。人们对美国的大学生以及以色列的空军飞行员都进行了这样的分组研究，得到的结果也一样。

更有意思的是，当罗斯和他的同事们要被试的老师和指挥官根据他们平时对每个人品行的了解，预测一下谁会选择合作、谁会选择背叛时，结果却告诉我们：在预测人的实际行为这件事上，根据游戏如何描述（框架）得出的结果，远好于这些人的老师和指挥官的判断。只需简单地将实验描述为“社区博弈”，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自私自利和完全为自己考虑的人，就会变成与他人合作的人，反之亦然。

到目前为止，在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类行为上的合作或者自私这一问题上，我们找到两个重要的心理因素：一方面，我们有着多种多样的需求和目标；另一方面，情形描述对于人们如何被“触发”（有些心理学家称之为“激活”）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在预测人的行为时需要考虑的第三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人格。目前，在社会心理学或认知心理学方面，人们的关注点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平均”反应。换句话说，人们的关注点是大多数人是怎样对某个情形做出反应的，以及相对于正常反应来说，什么才是异常反应。而人格研究的关注点是差异，即我们如何才能预测相对于平常人来说，这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会怎样做。与需求、目标和价值观一样，人格的定义也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

评价人格最常用的标准，被心理学家概括为“大五”人格（Big Five），即开放性（openness）、尽责性、外向性（extraversion）、亲和性（agreeableness）和情绪不稳定性（neuroticism）。利用其中的一些指标预测人们的合作倾向，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例如，在某一情形下，尽责的人很可能会在特定的情况下遵守社会规则或社会线索做正确的事，这就是在上一章用它来解释现代合作行为的原因，例如投票，而开放的人很可能更信赖别人，因而也更乐意与他人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觉。但是，究竟哪些人格特质对合作有影响，以及个人的性格究竟是怎样让他对于合作的暗示或情形做出反应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我们在实验中确实发现，在相同的情形下，人的行为常常大不相同：有些人选择合作，而另外一些人却选择不合作。“有些人本质上就是自私的，有些人本质上就是友好的、值得信赖的、善于与他人合作的”，这一源远流长的民间智慧，是否真的能经受住科学的推敲？人们对此进行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从直觉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我们都知道，“好人有时也做坏事”。我们在第3章将会讨论到：本质上善于与他人合作的人，在行为上有时会害人不浅。因此，我们该如何设计一个激励人们相互合作、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体系呢？很显然，我们不仅需要心理学的帮助，还要去探索能激励人们以善为本的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

除了在心理学方面进行的概念性和观察性实验工作，包括需求、目标、价值观、框架和人格等，近年来，人们在神经科学方面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以弄清某些行为是怎样与大脑的功能关联在一起的。最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的，利用了先进的大脑成像技术以及通过化学物质和电信号对大脑进行控制，进而得出更为清晰的因果关系。例如，“如果你向被试的鼻腔喷射后叶催产素，他们就很容易相信别人”。因此，这种研究工作正在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因为它新颖的科学性而备受尊重。我认为，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兴起，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偏爱清晰的、确定的答案（相对于心理学其他分支中出现的定义不够严谨的理论来说）。

毫无疑问，当我们有某种情绪反应时，了解大脑的哪些特定区域会“处于兴奋状态”是非常有趣的，也很有意义。但是，如果想将此作为描绘人体功能系统的基础，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

第一，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某个给定的触发或者激励信号，大脑中会有好几个部位同时做出反应。就像单个基因无法解释清楚人的所有行为一样，人对某个情形所做出的完整、丰富的反应，也不可能完全简化为生物学机制，即一切都取决于身体。

第二，大脑的大多数区域有着各种各样差别很大的反应。这就告诉我们，“意识仅跟身体有关，我们可以将每个行为或情绪与大脑的特定区域对应起来”的观点，不仅很吸引人，也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生物学问题。但大脑反应与互动区域的灵活性也预示着，能否将这些反应转化为有效的行动计划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研究的是上瘾等社会现象，或者是变态等极端异常现象，毫无疑问，生物学确实能提供极为重要的见解。但是，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普通人在各种情形下的正常功能，生物学的作用可能就不大了。

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当我们与他人合作时会触发一个奖励电路，这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证明了至少有些人是真的想合作，因为这会让他们感觉良好。

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与同事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人们信任他人时，他们确实得到了奖励。詹姆斯·里林（James Rilling）和同事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我们与另一个真实的人玩而不是与电脑玩时，大脑的兴奋状态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人的行为极为复杂，仅从神经科学、生物学的角度去认识大脑，无法对精确的行为模式及对社会激励信号和背景条件的精确反应给出完整的解释。如同进化论一样，适用于大多数道德和行为问题的大脑生物学，在准确回答“如何改进实际的功能性社会体系”等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

当我们重点审视合作行为的驱动因素时就会发现，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一些非常有益的、富于洞察力的研究成果，为人类行为中的共情或者道德的实验性和观察性研究成果提供了补充。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无法找出生物学上的大脑功能与合作的直接关联。（也许我们应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下次开会时，试着将后叶催产素喷洒到空气中，那样可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但最终，它更有可能用在汽车经销商门市部的通风系统上，而不是国际条约谈判中。） WJs6QRXOgDGkuEx8D7IgxGrnANMf2X1mNU7pENN0Afvnhdk3IfzDxYFLhKtsFE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