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感知的整个世界，就像是上帝之手写就的一本书……

每个生灵，都恰似一只手……

按照上帝的旨意将高深的智慧娓娓道来……

有灵性并明辨是非的人，

欣赏着世界无与伦比的美丽，

在心底又为造物主的非凡智慧而折服。

圣维克多的休

（HUGH OF ST. VICTOR，1096—1140）

《三天》（ De Tribus Diebus ）

他相信上帝有爱，

爱乃造物之根本法则，

但自然的尖牙利爪尽带血红，

叫嚣着反对他关于爱的信条！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

（ALFRED，LORD TENNYSON）

《悼念》（ In Memoriam A. H. H ），1850年

自奥古斯汀时代以来，科学家、学者和神学家等都将“自然之书”（Book of Nature）视为理解上帝意志的窗口。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做法为早期的现代科学提供了庇护，这样，研究者就可以放心地开展工作，免受宗教狂热分子的轻视或怀疑。过去的150年里，人类进化生物学延续了这一传统：从自然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的角度讨论我们自身的核心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天生就是自私的或者利他的吗？从根本上来说，生活是竞争性的零和博弈还是合作的舞台？从本质上看，世界是人人平等呢，还是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根本就是一个由等级高的人和等级低的人所组成的层级社会呢？

距离当今最近的争论要回溯到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ts）时代。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造性地提出了“适者生存”这一说法，用以表示“只有适应性最强的物种才能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并用这一思想为19世纪的自由产业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industrial capitalism）辩解。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将其作为“优生学”的基础，认为人类能够而且应该通过选择性生育来改善自身。众所周知，这一观点被纳粹德国用来为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进行辩解。但从好的方面来看，很多国家也因此打下了“科学”与“进步”的政策基础，包括美国。

20世纪20年代，美国弗吉尼亚州以“科学”的名义强行为智障妇女做绝育手术。美国最高法院也支持这一政策，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大法官写道：“强制接种的准则同样适用于输卵管结扎，三代低能已经够多了。”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天生智力低下的人属于下等人，犹太人贪婪或者黑人是下等人，所有这些观念都以科学的面目出现。

今天，人们在讨论人类道德生物学时，都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我们决不能忽略下述事实：在当代文化中，“真理仲裁者”——科学的进步，往往会导致我们放弃道德判断，当“尖牙利爪尽带血红的自然”叫嚣着反对我们的信条时，我们通常的想法是，应该再反思一下我们的信条，而不是我们对人性的解释。

在这场横跨一个世纪的“先天还是后天”之争中，如果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站在“先天”一边的话，那么，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就是站在“后天”一边的。他不是根据生物学，而是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不同社会和种族之间人的差异，并创立了现代人类学。博厄斯以现代生物学为科学基础，向“某些种族、宗教和文化优于另外一些种族、宗教和文化”这一观点发起了反击。现代科学的先天还是后天之争的第一波持续了几十年，直到被恐怖的纳粹主义打断。尽管纳粹大肆宣扬“优生学”和“科学种族主义”，但科学与学术界最终还是于20世纪50年代解决了这一争端，文化几乎取得完胜。

关于人的天性与社会性的争论，生物学家也不会总是被排除在外。他们的回归，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再次兴起的动物行为研究热潮。毕竟，要想回答“为什么燕八哥要飞向夜空”“为什么旅鼠要跳下悬崖”这些问题，必须使用进化和遗传的专业术语。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是解释这些行为的进化逻辑也适用于人类吗？对于这个问题，昆虫学家威尔逊的回答最有影响。他于1975年出版的鸿篇巨著《社会生物学》，从根本上再次将进化理论应用于人类行为。他提出的基本观点，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以更加通俗的形式进行了讨论。

威尔逊认为，基因与人类文化密切相关，人类行为的发展可以用进化力来解释，而进化力服从于遗传学。因此，进化偏爱的基因所导致的行为得以生存下来并进一步扩散，而另外一些基因所导致的行为则不能。道金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总体看法，并将其应用于一直困扰我们的基本人性问题：人类“天生”是利他的还是自私的呢？他的书名就代表了他的观点。随后，进化心理学的先驱，例如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又将这一工作推进了一步。他们试图将人类心理学解释为大脑里的一系列进化适应，这些进化适应将用于解读特定的人类行为，包括广泛存在的语言本能、择偶偏好和攻击性的性别差异等。

换句话说，威尔逊的研究成果迫使弗朗茨·博厄斯不顾一切地转向了文化领域。但是，博厄斯的追随者很快就开始反击 。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研究工作都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莱旺庭（Richard Lewontin）等社会生物学评论家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采用的是一个极为天真的适应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的基因为了应对环境挑战而逐渐产生适应性。该理论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是适应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意外之喜。科学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道德方面的滥用。他们警告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再度流行，将威胁到近年来人们在性别和种族关系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在遍布美国的大学校园里，这种争论变得高度政治化。但是，科学有可能就最基本的人性问题给出答案的想法确实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科学家、学者和社会都无法表示反对。

我们仍在继续研读“自然之书”，寻找更进一步认清自身的有效途径。我们仍将在遗传学、进化和动物世界中，寻找有关人的道德、动机和行为等问题的答案，特别是“人类是否天生就是合作性动物”这一突出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偶然读到的英国广播公司在线科学报告，就如同本章的另一个版本：“蚂蚁以合作能力著称，它们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体利益之上。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蚁巢实际上是不诚实、自私和腐败等行为的温床……”类似的标题几乎每周都能见诸报端，人们似乎热衷于人性的进化解释。但近10年来，转向生物学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惊喜是，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和社会行为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文化与遗传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让合作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这让我们更多地想起彼得·克鲁泡特金而不是赫伯特·斯宾塞。克鲁泡特金在其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 Mutual Aid ）一书中，讲述了动物王国中广泛存在的合作行为。 IAQeSqXpiZ5v1Pc63cRaa9IvYYA2+G4AiPZRkrrQtb8CPwYgdUq7hXZoMi64zc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