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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放纵、攻击和暴力行为的生物学因素的了解很多时候来自一些个体的故事。观察他们的行为，确定大脑损伤的位置，探究遗传缺陷和人生变迁都有助于粗略地了解情绪调控的相关要素。从传奇式的菲尼亚斯·盖奇、达马西奥离奇的患者，到阿卜杜勒-马利克·巴尤、詹姆斯·霍姆斯和亚当·兰扎的犯罪行为，甚至包括布鲁斯在汽车上不耐烦的冲动反应，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愤怒和情绪失控的表现形式。
就像犯罪小说里的人物角色，这些人有着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意愿、动机和价值观。每个人的大脑都带着自己过去的经历留下的鲜明特征。他们表现出了行为的相似性和差异，有着共同的生物特征，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个性。盖奇的大脑略微不同于埃利奥特的大脑，而埃利奥特的大脑不同于杰伊的大脑。盖奇和埃利奥特没有变成罪犯。吉姆·法伦和阿卜杜勒-马利克·巴尤都具有低活性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但法伦从来没有实施过暴力犯罪。
本章中各种人物的故事显示，大脑和基因组中的某些异常有时会对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每个个体的整体本质以及是什么造就了他们，是大量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有因素都与生物特征相互作用着，我们对此的认识刚刚开始。
我们的大脑和整个身体是行为的物质基础。但是，它们与我们所生活的人际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并不是完全隔绝的。
神经科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把人类看成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根据自己的生物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中构建着人生轨迹。他承认基因和物质自我的力量，但并不赞同决定论。我们不是基因的奴隶。罗斯将这种轨迹称为“生命线”，因为它们就像我们构建并且决定走下去的道路一样 （50） 。在沿着这些轨迹前行的过程中，我们最终会缩小行为、选择、感情与我们对大脑中发生了什么的认识之间的距离。本章的结论是：行为特征源于生物学结构，它的变化赋予了个体独特的细微差别。然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行为都可以在多个层面进行解释，从单个神经元放电、个人经历中的事件，到环境状况和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