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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发现了基因与攻击性之间的联系之后，律师们便尝试着用这类生物学信息作为证据，为客户的犯罪行为辩护，说是基因或大脑使他们犯罪的。
尽管司法系统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但这个做法太简单直接了。如果一个嫌疑犯被控犯下了暴力罪行，并且是自愿犯罪的，即怀有犯罪的念头，那么他就应该受到审判。如果违法者的神智不完全清醒或者没有完整的心理能力，那么可以从轻判决。对法官和医学专家来说，确定嫌疑犯的心理能力并据此做出判决是很有挑战的事情，这类考虑的实践和结果取决于当时所处时期的医学知识。
直到不久之前，存在心理问题的嫌犯是否有罪只依据大量的精神病评估来判断。如今遗传学和神经科学被引入法庭，动摇了能动性和有罪性的理念。
世界上第一个用单胺氧化酶A来进行减刑辩护的案例可以追溯到1994年美国的一次审判。从那之后，全世界至少有200个案例使用了遗传证据，其中英国大约有20起 （34） 。2009年，意大利一家法院将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的刑期减了一年，因为他携带着低活性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 （35） 。这成为欧洲第一个遗传信息影响司法审判的案例。杀人者是阿卜杜勒-马利克·巴尤（Abdelmalek Bayout），他是阿尔及利亚人，捅死了一个侮辱他的人，这个人嘲笑他为了宗教目的而画的烟熏妆。做出减刑审判的法官说，他认为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因此接受了法医学专家提出的作案动机。法医学专家说巴尤的基因使他在被激怒时很容易采取暴力行为。在美国，甚至脑成像也被用于减轻被告的罪责，但这种方法还没有被英国的法庭采用 （36） 。
2012年初，美国对近200名法官实施了一个有趣且有参考性的调查。调查显示，提供生物学证据的专家证言会使法官网开一面，对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虚拟案件从轻量刑 （37） 。一般来说，法官会减刑一年。然而被调查者对考量生物学信息时的权重看法并不一致，这些生物学信息包括单胺氧化酶A基因证据和杏仁核功能不正常。在有些法官看来，生物学证据是减刑的考虑因素，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行为内在的、不可改变的原因，是犯人无法控制的。有趣的是，另一组法官的看法正相反，他们认为犯人的基因和大脑会使他们成为社会中恒定的危险分子，容易重复犯罪，而且惩罚也不能使他们改过自新。后一组法官更关心犯人未来的行为，而不是他们过去的行为。给他们减刑、让他们更快重返社会令这些法官感到不安。
神经科学家兼作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支持在法庭中运用神经科学。他提出，现有的关于有罪性的法律概念一定会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而改变 （38） 。无论是大脑形态的改变、明显的基因缺陷还是细微的神经化学改变，犯罪行为的生物学解释在量刑时都应该被考虑进去。因此，意志力、自由意志和过错性的概念会发生改变。在伊格曼看来，在法律体系中提出是否有罪的问题是错误的，因为假以时日神经科学会揭示每个罪犯都具有导致他们犯罪的大脑生物学要素。如今关于某人有罪的判决几年后可能会改变，因为会出现评估罪犯大脑生物特性的新方法。与调查中具有前瞻性的法官们一样，伊格曼的结论是：我们应该问，根据我们正在逐渐加深认识的罪犯的生物特性，他们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有多大。
2012年7月19日，一名从神经科学博士生项目中退学的24岁学生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一家电影院里开枪射击。他的射击目标是观看《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首映的无辜观众。霍姆斯拿着一把雷明顿870型猎枪和一把突击步枪，戴着氧气面罩，穿着凯夫拉尔纤维制成的套装，这让他看起来就像电影中的大反派贝恩。一些幸存的目击者说，霍姆斯扔出一个烟雾弹，一开始观众们以为这是首映演出的一部分，是蝙蝠侠的粉丝装扮成电影中角色的样子为首映助兴。霍姆斯杀死了12名无辜的观众，造成58人受伤。他被拘捕起来，等待审判。霍姆斯是在接受精神病医生治疗期间犯罪的，在疯狂扫射观众的几分钟前，他曾尝试给精神病医生打电话 （39） 。
不幸的是，奥罗拉市的枪击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美国，仅2012年，在霍姆斯射击观众之前和之后就发生过几起类似的事件。2012年6月，一名枪手在亚拉巴马州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校园附近的泳池派对上射杀了3人。两周后发生了奥罗拉市的影院枪击事件。之后在威斯康星州奥克里克市一座锡克教寺庙里，一名男子射杀了7人，使3人受伤。2012年12月，圣诞节前11天，20岁的亚当·兰扎（Adam Lanza）制造了最残暴、致死最多的美国校园枪击事件之一。在康涅狄格州纽敦镇，兰扎先在家枪杀了自己的妈妈，然后在一所小学里，开枪射击无辜的工作人员和孩子，总共造成28人死亡 （40） ，其中20人是6～10岁的孩子。纽敦小学枪击事件的伤亡人数仅次于2007年发生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的枪击事件，那次事件造成32人死亡。当然，每个人都不会忘记1999年科罗拉多州科伦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发生的残杀。
虽然神经科学对暴力的生物学基础有了更好的认识，但密切留心社会如何处理犯罪和心理疾病始终是有益的。自从基因与行为，比如攻击性行为之间的联系首次被发现之后，一些知识分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其中也包括科学家。他们担心，把基因和大脑看成是支配行为的唯一力量，会让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去评价和改善某些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促成了攻击和暴力行为。例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基因决定智商，那么改善教育体系或促进文化还有什么意义？与之类似，我们发现攻击性和暴力的生物学要素会以某种方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因素上转移开。同样令人担忧的影响，还有人们对心理疾病的普遍误解。
在纽敦镇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遗传学家开始检查亚当·兰扎的DNA，寻找基因序列中的异常或与暴力行为有关的变异 （41） 。研究者没有透露结果，我们也不清楚这些信息会被如何利用，以及会被用来干什么。一种猜测是，如果获得了结论性的信息，它们可能会被用来筛查存在相同异常的人，以提前发现潜在的违法者，这种筛查甚至可能被用于学校里的孩子 （42） 。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可以防患于未然。
毫无疑问，遗传变异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做出攻击性反应时的神经递质水平。然而，认为这种遗传改变就是直接导致某种行为或决策的力量还有待商榷。以单胺氧化酶A为例，这可能意味着所有携带这种低活性基因的人都应该被减刑，但肯定不是所有携带这种基因的人都会攻击他人。为了获得更准确的观点，我们应该记住低活性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很普遍，至少在高加索人中是这样，基因携带者大约占人口的34%。这意味着在高加索人中，大约1/3的人携带着低活性的基因型，但这1/3的人肯定没有都去犯罪。
在这类人中开展预防活动显然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单单是环境就能显著增加暴力行为的发生频率。暴力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充满敌意和暴力的成长环境，比如被虐待、被遗弃。基因只是调节器，它有可能放大这些因素的作用，也有可能减弱它们的作用，就像音响设备的音量旋钮。除了筛查DNA变异，我们还可以做些其他事情，那就是为成功的社会福利计划投资。
我们可以检查罪犯的大脑，寻找前额叶皮层中的异常。我们甚至可以检查他们的基因型，寻找单胺氧化酶A基因以及其他基因。但是每个人的大脑都不相同，而且在不断改变着。因此，为了发现致使某人犯下暴力罪行的生理条件，我们只能在他正在犯罪时检查他的大脑 （43） 。
最后，不要忘了，如果购买枪支的规定更严格一些，那么像詹姆斯·霍姆斯和亚当·兰扎这样的个体，以及所有前额叶功能不正常或拥有低活性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人就无法犯罪了，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44） 。
奥罗拉市枪击事件仅仅发生了几天之后，恐怖的气氛就蔓延到了曼哈顿人潮涌动的西33街和第五大道的人行道上，那里靠近帝国大厦。一名男子拔出枪，射击一周前解雇了他的前雇主。正如《纽约客》中刊登的报道，在曼哈顿枪击事件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结束时，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简洁地说道：“社会上的枪多得可怕。”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