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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变量无疑是环境。如果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对行为的作用，我们就无法研究行为。行为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表现出来，而且某个行为的出现也有环境作用的影响。后天教养和创伤性经历对人格的发展影响很大。环境会干扰基因的某些作用，并与个人发展的结果相互影响并形成折中方案。例如，基因组完全相同的同卵双生子如果在不同的家庭或社群中长大，他们的人格最终会不太相似。
以反社会和暴力行为为例，很多因素都对其具有影响作用，比如童年时受到虐待或忽视、不稳定的家庭关系，或接触到暴力。新西兰的阿夫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泰里·墨菲特（Terrie Moffitt）领导的突破性研究对此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他们和同事一起研究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变异是否能调节各种童年时受到的虐待的影响。研究者很幸运地找到了一群被试，通过调查、家庭报告、测试和访谈对他们3～26岁的生活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尽可能地追踪研究这些被试是如何成长和生活的。他们发现尽管单独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没有很大影响，但它对童年期受虐待的经历如何影响反社会行为的出现具有调节作用。相对于携带着高活性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人，携带低活性基因的人明显更容易受到虐待的影响（图1-3） （30） 。
图1-3 单胺氧化酶A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如果携带着低活性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童年受到严重虐待的个体会更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行为。
资料来源：Caspi et al., 2002,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超过80%携带低活性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人最终出现了反社会行为，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在生活中有过被虐待的经历。相比之下，如果他们在健康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受过虐待，那么只有20%携带低活性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人会变得很暴力。
后续研究检验了其他形式的环境影响，并使用了其他方法测量暴力行为，包括攻击性的自我报告，也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31） 。
需要记住的是，单独的基因并不会转化为情绪。基因不是行为的本质，单胺氧化酶A也不是攻击性行为或犯罪的同义词。基因之所以重要，科学家之所以对它们穷追不舍，是为了找到能够提供线索的基因，这些线索暗示了行为的遗传机制，尤其是会产生临床后果的行为。通过发现这类基因，你可以查明导致症状表现的神经化学通路，当然也可以找到大脑中负责这种行为或疾病的脑区。
然而，没有神经科学家会告诉你，像单胺氧化酶A这样的基因变异就足以决定暴力行为或让某人成为罪犯。最近我无意中读到了吉姆·法伦（Jim Fallon）的故事，他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美国神经科学家，他的家族中过去曾出现过几名罪犯 （32） 。出于个人目的，法伦检查了几位家庭成员的大脑，评估他们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后来，他的研究在家族聚会上被传开了，他的母亲向他透露了一直被隐瞒的家族秘密。1673年，他的一位祖先因为杀死自己的母亲而被绞死，这是新大陆上最早的弑母案件之一。从那之后，法伦的家族中又发生了7起谋杀事件，最恶名昭彰的可能要数他的一位远房表亲丽兹·波顿（Lizzie Borden）了。1892年，她在英格兰被指控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但最终被无罪释放。
法伦博士就职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他携带着低活性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还携带着其他四种与暴力相关的基因变异。脑扫描还显示，他的眶额皮层的活动性较低 （33） 。从根本上说，法伦至少存在两个会使他成为暴力杀手的要素，他成为暴力杀手的可能性比没有这些生物特性的人更高。但是他没有变成杀人犯。除了喜欢冒险行为，比如在肯尼亚的某个狮子经常出没的地方钓鳟鱼之外，他的行为完全没有表现出威胁性和暴力性。为什么呢？正如法伦自己的解释，他缺少导致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糟糕的童年。他说在成长过程中，自己没有经历过创伤，也没有身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的童年很安乐。显然，他可以对自己以及亲属的大脑和人生经历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但这位研究行为的神经科学家有趣的人生故事足以说明，基因的作用是相对的。
在乡村度过的那一天里，我对布鲁斯有了更多了解。他坚持要测一测自己的DNA。不过我说服他要更充分地利用科学的价值，报名参加一项包含数百名被试的研究，研究会测量他们的攻击性水平与DNA变异、童年经历、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关系，所有被试都是匿名的。
我测试了自己的DNA，请允许我在这里披露一下，我携带着高活性单胺氧化酶A基因，这看起来和我特别不容易生气是一致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我是在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即使我携带着低活性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我也不一定会变得凶残，顶多像法伦那样。相应的基因与敌意的环境相结合才会增加反社会行为出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