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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皇帝开创的编纂工程，自一七七三年开始，耗时大约十年。集结图书三千四百七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册，计两百三十万页共十亿字。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装订的封皮颜色也各不相同。几乎网罗搜集了中国所有的经典，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丛书。此丛书共制作成七套，台北故宫收藏的这套称为“文渊阁版”，台北故宫也为《四库全书》打造了专用的书库。
四库全书
清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31.8×21cm
中国有言道“四书五经”，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论语》《大学》这两部著作相传都是春秋末期的孔子门生弟子所写，这两部儒家著作也是科举考题出题的题库，所有考生必读的教科书。
日本在江户时代引入汉学，上学的小孩和年轻人也都必学四书五经，明治维新的大人物都是在江户末期受教育的，这些人是士族阶级，因此都受过汉学教育，差别只是书写汉文的程度高低而已。
为什么非读四书不可？为什么是五经？中国有很多经典名籍，但是人们对于“四”“五”这样的数字，认为有其权威性，因而排除其他的典籍。中华民族喜欢用“框架”来说明事物，也喜欢排序，例如十大、四大的说法，非常流行。蒋介石的蒋家和宋美龄的宋家等，便被称为“四大家族”，并被以批判的角度看待其专横。事物的发展是流动善变的，对于人与物的评价也是变动的。为了停止它的变动，把它套在一个框架之中，而可以决定这个框架的就是权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人相当熟悉权力的来源，那就是决定框架。
制作这部《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正逢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清代，也是清代的最兴盛时期。《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是儒家的经典，“史”是有关历史、政治、法律的书籍，“子”是诸子百家等思想家的作品，“集”是指诗文、文学。正式登录参加编纂的文人学者超过四百人，抄写员四千多人。虽然不是编辑百科全书，但这部书集合了当时所有知识，俨然是一部庞然怪物般的大典。
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除了有保护书籍的意义之外，对文化也有贡献，这是任谁都不会否认的。但是，在“取舍选择”上过于极端，后世可能会认为这是“焚书”或者“文字狱”。以“修书”为名目，乾隆皇帝调整、舍弃了不利于清代统治的内容，因此佚失的书籍多达三千种、十五万册以上，远远超过《四库全书》所收进来的数量。此事的是非对错，见仁见智，而对于既成事实，再怎么批判讨论也是白费力气。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于那些超过“框架”以外的东西，中华民族是无感的，也不会有慈悲心。既然已经被排除，就消失在历史的阴沟里。
《四库全书》合计有七套，这七套丛书分别存放在七个阁，也就是七个专用书库；虽然如此，因为战乱或是火灾，半数已经毁失了。这七阁分别是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七阁之中，存放原始第一部抄本的就是文渊阁。以文渊阁的抄本作为原型，复制出来的版本依次放在文溯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汇阁，这是为了官署所设。文渊阁在紫禁城；文溯阁在东北沈阳的离宫，这里是满族的故乡；文津阁在热河的避暑山庄；文源阁在北京的圆明园。
文渊阁版的《四库全书》于一九四九年一月时，随着第二艘乘载故宫文物的“海沪号”，从南京运往台湾，自此收藏在台北故宫，二〇一四年日本的故宫展也展出了这套《四库全书》；文津阁版的《四库全书》，目前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文源阁版的《四库全书》则因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而烧毁。此外，其他三阁都位于文化水准高、人文荟萃的江苏省和浙江省，称为“江浙三阁”。然而，文澜阁之外的两处，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在清代末年战乱中毁坏了，文澜阁也严重受损。
“文物”一词在中文和日文的意思是共通的，所谓故宫文物，也用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查阅日本最通用的字典《广辞苑》，文物是指“文化的产物。在法律、学术、艺术、宗教等层面，与文化相关的东西”。然而这样的定义，好像不能完全符合。这里所称的文物，应该比较接近“文化遗产”“文化财产”的意思。此外，我认为把“文”和“物”分开来看比较适切。物是指书画、陶瓷器，文是指文献、公文卷宗等图书档案资料。要完成这部超越想象、超级巨大的丛书，必须要是超越想象、超级巨大的掌权者才可能达成。
完成《四库全书》的清代，是个异族统治的王朝。在中国文明的华夷秩序中，异族被认为是夷狄之辈，也就是野蛮人。这群野蛮人深知如要有效统治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中国，只靠军事武力是无法持久的。满人采取的策略便是重视汉族文化，清代维持科举制度，让知识分子安心，接着着手整理汉人的典籍。
乾隆皇帝就任后第三十七年，也就是一七七二年，下令展开中国文化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搜集典籍作业，耗时十多年后完成《四库全书》。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许是以文化力量达成了“第二征服”，让四海之内的民族感到畏惧。然而，我认为乾隆皇帝是借由前所未有的《四库全书》编纂事业，同时“征服”了自己出身的满族。与“汉”同化，同时也是自我否定，“自己不是汉族，却最了解汉族文化”，是否会带着一种错置的感慨呢？
清代在汉化之后，逐渐丧失了异族的权力，文化成熟之后走向灭亡，最后又被汉族的孙文给推翻，这是中国历史一再重演的必然。在今天的台湾，有时会遇到清代宫廷满人的后裔，例如马英九身边的重要幕僚金溥聪就是爱新觉罗的后代，电影导演钮承泽是贵族钮祜禄的后代。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在汉化的过程中轻易地融入体制之内，而就在今日的台湾，追溯历史的脉络时，必然可以找到关联。
《四库全书》也曾上过台湾的新闻标题，“《四库全书》遭到盗印，故宫赔了夫人又折兵”，在中国大陆出现盗版，台北故宫疲于应对。我在北京的朋友专门研究美术史，去年也买到这套《四库全书》，他寄了照片给我，在电子邮件里说：“印刷品质不错，价格不贵，光是拥有就很开心。”这套书一般是不会特别拿来作为研究之用，就像在日本的普通家庭里，会有整套的百科全书，只是如同家具一样。完成史无前例巨大编纂事业的乾隆皇帝，心情应该也是“光是拥有就很开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