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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故宫，我出版过两本书，第一本是《两个故宫的离合》，第二本就是这本《故宫物语》。本次《故宫物语》译文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令我欣喜至极，并充满期待。
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情，是因为《两个故宫的离合》二〇一四年在大陆出版后受到了很高评价，还有幸获得了数个奖项，销量也相当不错。作为日本作者，自己的观点能够被深刻理解故宫问题的中国读者所接受，实乃幸甚。本书《故宫物语》能够出版，还要衷心感谢继前作《两个故宫的离合》以来不断在出版方面尽心尽力的上海译文出版社。
正当我思考序文中写些什么内容时，一则新闻传入了耳中：香港也要建故宫了，正式名称为“香港故宫文化馆”。二〇一六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迅速促成了此事。
听到这个消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二〇一五年采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时的情景。《两个故宫的离合》与《故宫物语》的主题之一是“历史证明故宫与政治是无法分割的”。但对此，冯明珠向我表示了不满。
“你把政治和故宫的关系写过头了。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政治和文化是没有关系的。”
我原本也愿意认为政治与文化无关，但政治往往会利用文化，而文化有时也会利用并接近政治。而且，博物馆是政府计划并出资建造的建筑。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脱离政治、实现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
另外，故宫拥有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特殊历史、政治背景。听到香港建造故宫一事，我如此想道：“故宫是和政治分不开的，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冯院长，很抱歉，你说错了。也许政治就是政治，但文化不仅是文化，也是政治啊。”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于二〇一五年末建成的台北故宫分院——嘉义南苑，从计划阶段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在台湾地区政治中引发着关于博物馆定义的争论。
香港与嘉义建起了新的故宫。故宫数量增加的原因，与其最初诞生的背景有着深刻联系。
故宫诞生于一九二五年，当时收藏的是清王朝拥有的宫廷文物。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中打倒清王朝的中华民国为何要向国民公开这些宫廷文物？就是为了向国民展示革命的成果。这个在打倒封建王朝、建立国民国家的理念下建成的新国家，需要将能够象征封建时代巨大财富的宫廷文物归为“国民所有”。故宫之诞生，本身就是革命的象征。
后来，故宫分离为两座。国共内战中，蒋介石带着故宫文物撤退到台湾。蒋介石很重视故宫文物，并将其利用在了国际宣传之中。
对于中国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香港回归以前则是被西方国家掠夺的象征。实现香港回归，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程。
二〇〇七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展览了从中国内地运来的北京故宫最大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当时，我就明确地意识到了中国意图在“一国两制”上利用故宫文物。现在又过去了十年，故宫在香港开设分院，也许是水到渠成之事。毫无疑问，香港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我原本计划借着二〇一六年春在日本出版的《故宫物语》让自己执笔的故宫题材告一段落，因为这本书写尽了我在故宫问题上积累的调查与思索。创作时我甚至想到，除此之外再也写不出来了，但这个想法似乎错了。
今天，我还在写许多关于故宫的评论文章，我的目光已经无法从故宫上移开了。因为故宫是如此重要。究其原因，是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在历史上与政治上都赋予了故宫特殊的地位。故宫的重要性今后也不会消退，而我追随故宫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