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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机务部的那次罢工的经过是这样的：1930年，法商电车公司机务部修理电车的工人1000多人，要求适当增加工资，资方坚决不同意，工人们迫不得已，在徐阿梅领导下罢工。资方曾多次企图收买徐阿梅，徐不愿出卖工人同志，严词拒绝。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社会舆论对资方顽固拒绝工人合理要求极为不满，《申报》《新闻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谴责资方。法国政府深恐事态扩大，命令上海法租界当局限期解决。当时法捕房总监费沃利上尉（Capitain Fiori）找到杜月笙，要他设法解决，并提出，如果杜月笙不能帮助解决这次罢工，法租界当局将下令禁止法租界内一切烟赌，俟工潮平息后再考虑开禁问题（当时法租界内烟馆、赌场是杜月笙等流氓势力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此情况下，杜月笙托人找到徐阿梅，愿意收徐为门徒，并每月津贴200元，徐表示除讨论工人所提条件外，不愿接受其他，态度非常坚决。杜月笙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指使门徒臂上戴着印有法国国旗的袖章，在马路上巡查，见有罢工工人，即威胁复工。这时法商总会对费沃利以禁止和重开烟赌为条件，利用中国流氓势力处理工潮，认为“有伤国体”，向法国政府提出控告，法国政府慑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令将费沃利革职，调回本国。但工潮不息，烟赌生意受到威胁，于是杜月笙用重金收买法捕房政治处查缉班法籍探目马慕雅（Marmorat）及华籍探目范广珍、赵子柏等，共同策划，事先模仿共产党传单式样，印就带煽动性的传单数百张，在一天夜里，由马慕雅率领程子卿、朱良弼、范广珍等30余人至徐阿梅家中搜查，硬把传单塞在徐的卧室中，将徐押解至法租界法院，按照国民党政府当时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法租界当局一向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刑法》，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处理政治犯而制订的特种刑事法令，这次破例引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当时承办此案的捕房律师是费席珍（杜的门生，每月由杜津贴500元），结果把这次罢工说成是共产党煽动的政治事件，判处徐阿梅徒刑10年。此后，张福宝、石全福等拜杜月笙为师，领导工会。这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在法捕房和杜月笙勾结下，软硬兼施，被镇压下去。
《我与旧上海法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