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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元代为大都，明成祖永乐皇帝定都以来，取《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义，改为顺天府，清承明制，沿用未改，辛亥革命以后，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按各府之长为知府，品级为从四品，顺天府由于是京都首善之区，地位崇高，其长官不称知府而称府尹，品级为正三品，稍低于各省的巡抚，以示隆重之意。
顺天府衙在鼓楼东大街东头路北，交道口之西，原为元代大都路总治旧署，占地十九亩，后门在分司厅胡同。据记载，府门三重，大堂五楹，堂后为内宅，大门内之西为包公祠。
30年代末，当时北京的教育部门曾在原顺天府旧址设立外国语专科学校，初为部立，后升为国立，分商业、外交两科，学习英、法、德、日等国文字。40年代初，我曾数往该校听课，大门庄严肃穆，仍是衙署形象，门内为木屏风，已非原物，礼堂面宽五间，应即原顺天府衙的大堂。大堂外壁所镌历任府尹题名碑刻尚存，东西厢房则为新建，西院为图书馆，后院及别院房舍甚多，旧有、新建兼而有之。
记得有一次在礼堂聆听瞿兑之先生（宣颖）讲学，瞿先生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大学士瞿文慎公（鸿礼）之子，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精研方志舆地历史掌故之学，擅长中外文，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外国语专科学校教授世界文化史。礼堂内悬挂历任顺天府尹题写的匾额达数十方之多，匾文大半是“公正廉明”“节用爱人”“镜明水清”之类套语。唯有一匾语新意妙，警策动人，直到现在记忆犹新，文曰“我愧包公”，乃府尹沈金鉴所书，时间为民国三年。盖以宋代包拯曾知开封府，不畏权贵，直道而行，戏曲小说演述其人其事，妇孺皆知，呼为包公而不名，沈氏乃引之以自勉。
写至此读者不禁要问：“既然已是民国三年，如何仍有顺天府尹？”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按清代最后一任顺天府尹为浙江归安人丁乃扬字少兰，宣统三年清室退位，改次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丁氏继续任府尹；十二月丁氏免职，安徽合肥人张广建字勋伯继任府尹；二年九月张氏免职，山东莱阳人王治馨字琴斋任府尹；三年三月王氏开缺，浙江吴兴人沈金鉴字叔詹任府尹。同年十月，下令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府尹改为京兆尹，沈氏任京兆尹，直至四年九月为止。此高悬“我愧包公”匾额的沈金鉴，尽管时间已是民初，但作为顺天府尹一职，乃是最后的一位。
《“我愧包公”大堂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