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疯子

在很多人的评价里，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天才，尤其在服装设计这一方面。但是恰恰相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疯子。

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所谓的天才。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里坚持得比别人时间长一点，掌握的技巧比别人稍微熟练一点，都能做到质的飞跃，仅此而已。这在很多职业上都能得到验证，比如画画，雕塑，书法，等等。

我承认我在服装设计上有那么一点点天赋，当然了，还是没法跟那些公认的大师相比。我自认为不过是坚持不懈的勤奋，把我的那一点点天赋最大化地发挥了出来，同时也把我和其他那些没有付出那么多努力的人，区隔了开来。曾经几个跟我一起进入这个行业的儿时伙伴，早就放弃坚持，做了别的事情，泯然众人矣。

我在享受别人投来仰视般艳羡的目光的同时，常常庆幸自己多年来的坚持。事业上的成功，让我懂得坚持的重要性，以致在我的心里形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只要坚持去做某一件事情，终有成功的一天。我坚信这一点，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用其它的点，来解释我今天的成功。估计这也是我性格中偏执一面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实，懒惰或偷懒是人的本性，勤奋不过是被逼，没有人生来就愿意勤奋。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就是在母亲棍棒的威逼下，不得不变得勤奋的。就现在取得的成就来说，我似乎应该感谢她当年粗暴的教育。但小的时候，我恨透了她，常常委屈得直抹眼泪。

我的母亲有一个固执的信念，她相信棍棒底下不仅出孝子，还能使人成才。她的这一条信条，让我吃了不少苦。虽然她把我打得成了才，却并没有享受到来自我的孝顺，因为她在我最困难最迷茫的那段人生里，去世了。

虽然如此，但我想她应该是欣慰的，至少她当时知道我已经有了一技之长，只是缺少一个腾飞的机会。她说她对我的未来充满希望，她相信我能在这个社会上拼得一席立足之地。这是她临死前跟我说的话，既是对我的鼓励，又像在给她自己一个安心离去的理由。在去世之前，她递给我一个信封，让我拿着按照信封的地址，去京城找一个叫徐岩川的人。她说在见到他之前，绝不能私自拆开偷看。

小时候，我是一个不爱说话和交际的孩子，有什么话都藏在心里，更遑论跟人表露。而在没人的角落，我喜欢一个人自言自语，看着地上的蚂蚁、毛毛虫或是蚯蚓说话，一说一个下午。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这种行为，我只知道在它们的面前，我是放松的愉快的，完全没有人前的拘谨和紧张。

记得有一回，我跟树下的一群蚂蚁说话，甚是畅快。不知道过了多久，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乌云密布，眼见就要下雨。那些先前看似悠闲的蚂蚁，这时也变得忙碌起来，它们急匆匆地搬运着食物，以躲避风雨。我抬头看了看天，黑沉沉的乌云似乎就在头顶，地上的落叶在狂风的席卷下，打着旋儿迎面扑来，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我双脚跪地，伸开双臂，弓着背用身体护住蚂蚁窝，尽量使它们免受狂风的侵扰。我真替它们着急，可又帮不上忙，只得在一旁握紧拳头，嘴里不停地呼喊着催促它们加快速度。

这时，匆匆逆着风从外面跑回来的一个邻居，刚好看见了我怪异的行为。他喊了几声说要下雨了赶紧回家，我的注意力全在身下的蚂蚁，没有听到。他不解地走过来一看，然后哈哈大笑，直斥我是个疯子。

随后没几天，我怪异的行为，整条街道认识我的人，无一不晓。于是，一个叫疯子的外号，落到了我的头上，拒绝都没有机会。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一见到我就疯子疯子地叫，这更加加深人和名字的融合。我的这个外号，没多久就尽人皆知，大有取代本名的趋势。我其实挺反感他们这么叫我，因为他们的表情和语气，带有强烈侮辱的意味。可是，我不敢像其他的孩子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激烈反对，我装着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依旧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这一行为，在大部分人看来，又是多么的不合常理，于是我叫疯子的这个外号更加实至名归。

等我成为大设计师，经常在报纸、电视等各大媒体上露面后，那些曾经叫我疯子的邻居们，在我回到老家时，都纷纷改口叫我着的大名——张纯山，恭敬的语气中带着毫不遮掩的谄媚。我突然有种强烈的陌生感，仿佛他们叫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我还不习惯那些曾经鄙视我的人对我的尊重。我本来的名字，和这片称为故乡的土地，完全不能融合。我真诚地笑着对他们说，还是像从前那样叫我疯子吧，没关系的，听着更习惯。他们慌忙摆摆手，摇头笑着说，那怎么行，疯子能当得上大设计师吗？

那个我曾经强烈想要摆脱的外号，如今却成了我一生都撕不掉的标签，深入到了我生命的肌理，融为了一体。好像只有疯子这个名字，我才能在故乡找到对应的坐标。我这个人才是立体的，鲜活的。

人生真是处处充满悖论。

除了不爱说话之外，我也有自己的爱好，那就是到处乱剪乱拼。母亲缝缝补补剪下来不要的边角料，我都能就地取材，靠着奇思妙想，拼凑成一个个意想不到的图案。在没有布片的情况下，我会拿着一把剪刀坐在一个蚂蚁窝前，一边根据脑袋中所想的图案，裁剪着采摘而来的各种各样的树叶，一边和蚂蚁们说话。可以说，那样的日子，是我的童年里，最为开心快乐的时光，随性而惬意。

在读书考试方面，不用说，我没有一点儿天赋。勉勉强强读完小学三年级，我再也不愿意去学校。母亲拿我没有办法，只得帮我寻找另外的出路。母亲对我私底下的爱好，当然是知道的，只是她装作不知道。有一天，她说西泠街三岔路口的那家裁缝店正在招收学徒，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心中一阵窃喜，但面上仍旧淡淡地回应说一切听她的安排。她说她已经跟裁缝店的老板刘长善说好，只要我安心去学，他肯定倾囊相授，学会裁缝这一门手艺，将来吃饭不愁。

随后她又警告我说，当学徒可要勤快点，手脚要麻利，有活儿要抢着干，坚决不能偷懒，同时要学着照顾师父。母亲见我心不在焉地点头，复又郑重地补充说，既然去了，就不能打退堂鼓，做不到吃苦受累，现在就不要去，免得浪费时间精力。我频频点头，保证说，一定好好学，绝不中途放弃。

一会儿，她又跟我说刘长善虽然是一个背驼脚瘸的残疾人，可是他的裁缝手艺，整个县城响当当有名，做中山装没有一个人比他做得更好。一年到头，找他订做衣服的人，从来没有间断过。她说他收学徒的标准，很严格，不是想去就能去。她说她把我前段时间给一个布娃娃做的衣服，拿去给他看了一下。他当场说好，并表扬我有裁剪方面的天赋，是一个可造之材。最后，她说她希望我跟着他扎扎实实地学习裁缝技巧，不求大富大贵，只希望我能养活自己。

刘长善，听名字，你肯定以为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好人。可是，在少年的我看来，他跟善，一点儿沾不上关系，尤其在对待我和另外两个学徒恶劣的态度上。他的长相和性格，惊人的吻合，一点儿也不友善。我承认我对他的描述，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不够客观，但是怎么看，他也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

记得那是一个平静的初夏午后，阴天，气压很低，沉闷，一如我那时的心情。母亲拎着一袋礼物，领着我第一次去见刘长善。我静静地跟在母亲身旁，从东边的家，沿着一条贯穿整个县城的街道，走过电影院、菜市场、街心公园，以及人头攒动的火车站，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后，才来到最西头刘长善的裁缝店。从外面看，他的裁缝店，一点儿也不起眼，门口也不见招牌之类的东西，唯有从屋内传来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以及夹杂其间的咳嗽，才让人确认没有找错地方。

我们到来时，刘长善正忙碌。屋内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见门口有人掀帘而入，他机警地从一台老旧的缝纫机后面抬起头，很费劲儿地喘气，一脸皱纹，眼皮耷拉。他堆着笑站起来时，我才发现他乌龟壳一样厚厚的驼背。他张开一口被烟熏得黑黄的嘴，热情招呼我们落座，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桌旁，颤巍巍地伸出青筋暴露的手，抓起桌上的热水瓶准备倒水。他虽然驼背，但个子依然很高，偏瘦，穿着一件宽大的洗得泛白的黑色中山装，两个袖口磨破了，有好几个锯齿状的豁口。他站起来时，我需要仰望才能看清他虚弱苍白的脸。

母亲放下手中的袋子，殷勤地接过他手里的热水瓶，谄媚地说她来倒。他笑笑，自嘲地说，老了，不中用了。说完，他不停地咳嗽，大口喘气，似乎喉咙里堵着一个塞子。母亲喝了一口水，顺着他的话，恭维说刘师傅还不到五十岁，一点儿也看不出老来。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一个人端坐在长凳上，不敢说话，也不敢扭着头到处乱看。我只看到我正前方的一个屋角，目光越过一张宽大的堆满布料的实木台面，看见青灰色的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排做好的衣服——大多是黄色或军绿色的中山装。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稍显单调的颜色里，仍有几件白色或碎花衣服，点缀其间。

刘长善看了一眼乖巧地坐在凳子上的我，用手摸了一下我的头，然后瓮声瓮气地说一句语意含糊的话，大致是夸赞我有天赋之类，并说来了就好。他在我的母亲面前，尽力表现他友善的一面。

母亲走了之后，我当天就留了下来。刘长善并没有安排我做什么，只让我在一旁观察学习，并和善地说今天先适应一下环境。交代完毕，他不再理我，一个人低着头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我静静地坐着，无聊至极，房间里弥漫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不知道过了多久，另外两个学徒，在各自父母的带领下，嬉笑着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叫王谦的，他看起来个子小小的，人却比我机灵得多，一进门口，他就冲着刘长善甜甜地叫师父师父，并讨好地忙这忙那，收拾屋子，整理台面上随意摆放的物件。经过我的身边时，他自然地对着我微笑，仿佛他就是这个房间的主人。他花蝴蝶一样地穿梭着，跟每个人互动，顿时，本来沉闷的房间变得无比生动，仿佛太阳逼走了乌云。

不得不说，他长得确实漂亮，眼睛又大又圆，顾盼间，灵气毕露。可能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缘故，他的衣着得体，一件合体的白色衬衣，黑色的直筒裤，再加一双刷得油光可鉴的黑色皮鞋，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他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非常自信地向外人展示着。他的性格脾气，也好得让人挑不出毛病。在他的映衬下，我瞬间被比了下去，没有任何优点或优势可言。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象。在随后近十年的学徒生涯中，我受尽了他们的各种刁难，以及肉体上的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