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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安告诉我，昏迷的时候，我一直抓着她的手喊着“恩儿，恩儿”。她问我：“恩儿是谁？”我说不出话，对着她虚弱地笑了一下。
真像电影里的情节，是不是？以为自己死定了，睁开眼，却看到白茫茫的天花板，一袋透明的药水挂在支架上，手臂上插着针头，身上缠着胶管，床边的仪器发出“嘀，嘀”的悦耳声响。
我深深地呼吸一下。医院从未这样美好过，它把我带回了人间，没让那么多的“未完成”沦为永远的遗憾。
“你没事吧？”乔安看着我。我还是虚弱又疲倦地一笑。
乔安见我能听会笑，放心了，随即恢复了大小姐做派，抱怨着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两名伙计把我送到了医院，却发现谁也没带钱（或是谁也不愿垫付一笔无法预计额度的医疗费），所以给我手机上的最近一个联系人打了电话。李乔安是刀子嘴、热心肠，什么忙都肯帮，什么忙都是牢牢骚骚地帮——“早就同你讲过啦，别去那种小餐馆打工啦。才赚几文钱？起早贪黑，来回十几站地铁。还被蛇咬。被咬了还没人理。这种班你还要上，你傻吗？”
我还是无言地笑笑。
乔安又说：“听着，不准再去做了。真缺钱，我帮你揾份工。”
不用听下去也知道李大小姐会帮我揾份什么工。
李爸爸在香港拥有十几家餐馆，随便把我安插在哪一间混个领班当当是没问题的。钱是比现在好赚，也不用每天挤地铁从九龙奔赴港岛。但，这不是我的计划。
我有一件事要做。这件事在过去的三年里日日夜夜盘旋在我的脑海。每一天、每一夜，我想着它，想得浑身颤抖，攥紧拳头，想得双目通红，泪流满面。这件事一日没有做成，我就一日没有安宁。与我要做的事相比，挤地铁、被老福建吃豆腐，甚至被蛇咬，都不值一提。
“你说，你究竟为啥非得在那小餐馆端一小时十块钱的盘子？”乔安此时像个恨铁不成钢的家姐，对着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看看，就是有这样的女孩子，从小顺风顺水，是豌豆上的公主，二十多岁了还老天真，仿佛没见过真正的人间，不懂一小时十块钱也不是好赚的，十块钱可以买半份叉烧饭或两块萝卜糕。
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我当然不能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