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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一章第三节所述，我国含表意成分的民族古文字有多方面的、极大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除了对汉古文字的研究——以《说文解字》的诞生为标志——已有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外，学者对我国其他民族的古文字的研究，往往只有较短的时间。
上一章第三节所述的这些民族古文字所具有的种种研究价值尤其是文字学本体研究方面的价值，随着文字学的发展，逐渐受到了较大的注意，也得到了较多的体现。许多种以前不受足够注意的少数民族古文字渐渐进入了文字学者的视野。必须指出的是，也有一些民族古文字产生或被发现得较晚，文字学者对它们的调查自然不可能开始得太早。
这些民族古文字中，有些与汉字有系统上的关联，有些与汉字有类型上的相似，有些兼而有之。虽然也有少数文种可能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但是作为一种文字系统，也必有其文字学上的认识价值。以下，我们就对这些古文字的研究状况分点进行简明的叙述。
明清时代官方组织编写的多种“译语”，部分地记录了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字，这可以被视为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调查和资料收集。但是这一工作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更不是一个旨在汇集我国民族古文字的专门课题。
19世纪初开始，外国学者与传教士在我国边疆地区活动时，曾对我国一些民族古文字进行过初步的调查与记录，还曾编写过一些词典与字典。如法国学者巴克在1913年出版的《么些研究》一书收有370余个纳西族的东巴文字。
20世纪初起，主要由于我国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学者的努力，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彝文、纳西东巴文等）的调查研究得以开始，相关的资料工作，包括文献收集整理与工具书编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彝文如：丁文江的《爨文丛刻》（1936年）收有11种彝文经书
；东巴文如：李霖灿等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4年）
，傅懋勣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年）
；在西夏文方面，被俄国学者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被多次翻印而广为各国汉学家所知，从中可以整理出上千组西夏文的意义和读音标注，很快就成了西夏语文研究的首要参考。
1933年北平图书馆又推出《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期·西夏文专号》。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的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得以有计划并大规模地开展。这些工作包含了对民族古文字的新的发现与深入调查。当然，如史金波、聂鸿音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民族古文字研究大多数是对孤立文种的描述和对单一文献的解读。”
尽管如此，民族古文字的资料工作的成就决非以前的千百年所能与之同日而语。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民族古文字的调查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在含表意成分的民族古文字的材料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1）传统的研究基础较好的文种的文献有了更多的发现，并得到更多的整理。如东巴文方面，傅懋勣的《白蝙蝠取经记》与李霖灿的《么些经典译著九种》以及二十二种（石印本）
、东巴文化研究所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材料。另外如水文文献的大量发现与字数的大量增加。（2）某些文种的新发现并开始调查。如尔苏文、达巴文、玛丽玛莎文各被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文字。（3）大量的文献得到整理、出版。如东巴文、彝文。（4）一些文字的字典得到出版或再版。
当初步掌握了一种文字的材料之后，下一步工作往往是对这种文字的研究。以下，我们将对于除汉字之外的各种含表意成分的民族古文字的研究状况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国云南省的纳西族有四种性质各不相同的民族古文字，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表意成分，这在世界文字史上可能也是仅见的个例。
东巴文可说是一种世界文字史上极为珍贵的“活着的象形文字”。对它的研究，与对它的资料收集整理一样，开始较早，成果丰硕。上述傅懋勣的《古事记》、《白蝙蝠取经记》，李霖灿的《么些经典译著九种》与东巴文化研究所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都是极有价值的材料。尤其是傅懋勣的两书，与其说是典籍的记录，不如说首先是对东巴经文字现象的详尽的文字学角度的解释。方国瑜提出了关于东巴文字造字的“十书”说
；董作宾与王元鹿则立足于与汉字比较的视角，对东巴文作了较为详细的理论文字学角度的研究
。虽然各家说法不尽统一，但对这种文字的基本看法亦无许多极不一致的意见。
相对来说，对哥巴文的研究较为滞后。在此种文字的造字理据方面，专家们说法不一。黄振华认为哥巴文往往来自汉字，
此说法受到了喻遂生的批评；
李静生认为哥巴文“是以记号文字为主，吸收了相当一部分东巴象形文字及新创的表意文字，以及有少量几个表音假借字的文字体系”。
曹萱则认为哥巴文是借用汉字、东巴文、藏文并有部分“自创字”的“拼盘体系”。
可以说，至今对此种文字的看法还有很大分歧。
此外，关于玛丽玛莎文，研究一直较少，看法也不一致。甚至对它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文字也有争议。王元鹿的《玛丽玛莎文字源与结构考》等文章通过逐字考释，确定了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字，且指出它既含自造字，又有来自纳西东巴文、汉字和藏文的字。
关于达巴文字，迄今研究的论文也极少。杨学政先生有《永宁纳西族的达巴教》与《达巴教与东巴教比较研究》等几篇论文发表，
近年又有宋兆麟先生关于达巴文献的材料刊行
与邓章应的《摩梭达巴文初步研究》
发表。虽然调查与研究还有待深入，但是已经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十分原始的文字。可以预计，以后若干年中对此种文字的调查和研究还将得到较大的进展。
尔苏文字最早发现于1981年，直至2003年，才有第二批资料发现并公布。
1981年发现的材料是用来抄写“沙巴”（宗教神职人员）的占卜书《母虎历书》。在2003年，宋兆麟又得到了另十五种沙巴经书。这些材料的发现，进一步为我们对尔苏文字作更深更广的了解提供了依据和启示。
由于尔苏文字发现较迟，材料又较有限，所以至今对它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也十分有限。
最早的一篇文章可能是刘尧汉、宋兆麟、严汝娴、杨光才的《一部罕见的象形文字历书——耳苏人的原始文字》
，只是对尔苏文及其典籍《母虎历书》进行了分析。对尔苏文进行文字学研究的文章至今为数更少，我们所见仅有：孙宏开《尔苏沙巴图画文字》
和《试论尔苏沙巴文字的性质》
、王元鹿《尔苏沙巴文字的特征及其在比较文字学上的认识价值》
、郑飞洲《尔苏沙巴文字字素研究》
、日本《言语》杂志上西田龙雄有相关论文
。
2003年，宋兆麟撰文介绍了尔苏文字并刊出了部分尔苏经典的照片，其中包含他在当年的新发现，并提出了尔苏文字分“象形文”和“图画文”的观点，可供继续研究和讨论。
依据至今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不同角度概括出尔苏沙巴文字的特征：
第一，从文字记录语言方式看，它是一种表意文字。
第二，从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看，它是一种处于从语段文字开始向表词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的文字。
第三，从文字的符号体态特征看，它是一种带有较强图画特征的文字。
彝文研究的历史相当久远，至迟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有学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彝文研究。彝文研究的队伍也十分庞大，不仅有彝族本民族的学者在研究彝文，还有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学者在研究彝文，更为可贵的是有很多外国学者也已投身到了彝文的研究行列。
现有成果表明，学者们主要在彝文的发生（包括时间、渊源物、与其他符号的关系等）、性质、结构方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对于彝文的创制时间主要有先秦说（以丁椿寿
、朱建新
、李家祥
、陈英
、黄建明
、朱琚元
、王正贤
等为代表）、春秋战国说（以李生福
、朱文旭
、孔祥卿
等为代表）、汉代说（以马学良
、肖家成
、武自立
等为代表）、汉唐以前说（以余宏模
、冯时
、李乔
、马尔子
等为代表）、唐代说（以陈士林
等为代表）。
对于彝文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以丁文江
、江应梁
为代表的“象形文字”说（这一观点现已被学界所否定），以丁椿寿
、陆锡兴
等为代表的“表意文字”说，以杨成志
、柯象峰
、傅懋勣
、李方桂
、陈士林
、张公瑾
、聂鸿音
等为代表的“音节文字”说，以马学良
为代表的“表意的音节文字”说，以武自立
、朱文旭
、周有光
、朱建新
为代表的“意音文字”说，以孔祥卿
为代表的“表词文字”说，以朱建军
为代表的“语素—意音—记号文字”说。
对于彝文的结构方式的研究，有些学者只是单纯地照搬汉字的“六书”理论，没有结合彝文的实际作适当的修改。有些学者虽然考虑到了彝文的实际，但在具体的分类上不是术语混乱就是各类之间的界限不清。
此外，关于彝文的规范化问题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省区彝文的“书同文”问题上，产生较大影响的相关论文主要有马学良《试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
、《再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
、丁椿寿《论彝文的类型及其超方言问题》
、果吉·宁哈《统一规范川滇黔桂彝族文字》
等。
彝文工具书的编纂也取得了较其他民族古文字更为丰富的成果。这些工具书有的为油印本，有的则是正式出版的。主要有：1.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彝汉词典》（油印本），1960年；2.四川省民委彝语文工作组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彝汉词汇》，1978年；3.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彝文字典》（油印本），1978年；4.中央民院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滇川黔桂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油印本），1984年；5.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文史研究室《彝汉简明词典》，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年；6.四川省民委彝语文工作组《彝文检字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1997年再版）；7.汉彝词典编译委员会《汉彝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8.四川省民委彝语文工作办公室《彝汉字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9.朱建新、潘正云《彝文字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10.贵州省彝学研究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11.毕云鼎、张启仁、张海英、普艺《云南规范彝文汉文字词对照》，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12.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云南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楚雄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楚雄民族师范学校《彝汉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3.马学良、朱崇先、范慧娟《彝文经籍文化辞典》，京华出版社，1998年；14.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15.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滇川黔桂彝文字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16.普璋开《滇南彝文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
至今对这种文字进行过研究的学者可说是屈指可数。
李兆丰于1944年11月16日在昆明《正义报》上以《傈僳族两种文字》为题发表了简介竹书文字的文章，此后的调查与研究相当有限。1954年，罗常培、傅懋勣在他们合著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对竹书作了“这是一种音节文字，没有字母，一个形体代表一个音节”的论断。
1982年以后，木玉璋等去竹书文字的创制者汪忍波的家乡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到汪忍波在生前一共撰写了三十多部各种文体的书。此后，木玉璋、汉刚等先生整理、译注、出版了汪忍波的《祭天古歌》。
另外，徐琳、欧盖子《傈僳语语法纲要》（科学出版社，1959年），徐琳、木玉璋、盖兴之《傈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五十九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等论著中也对竹书有详略不同的介绍。2004年高慧宜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上发表了《傈僳族竹书文字的异体字初探》的专题论文。2006年，高慧宜的博士论文《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有对此种文字的较为全面的微观考释和宏观研究。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对傈僳竹书的了解已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可见，虽然现在我们对竹书的文字学意义上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但是学者们多年来的不懈工作尤其是近年间的研究已经使我们对此种文字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已有的水文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水书文化的研究，包括水书所反映的天文、历法、宗教内容、哲学思想等；
2.水书源流及成书时代的研究；
3.水文及水书研究。
目前，从文字学方面对水文的专门研究尚不足，但从几十年来的论著可看出，研究工作者对水族语言文字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时至今日，水文的研究已有很大的进展，成为海内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与热点。
从文字学角度对水文的研究正在继续不断地深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虽然至今我们对水文的个别问题（如发生年代、自源字与借源字的发生先后、部分字反写的原因等）尚未达到细致、准确而又全面地把握的境界，但是我们至少已经对相当多的相关问题得到了基本的认识，如：
1.确定了水文是一种至少由自源字和借源字合成的“拼盘文字”；
2.考出了水文的部分单字的理据；
3.证明了水文的自源字是由若干较为原始的单字组成的早期文字系统；
4.证明了水文自源字和借源字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地相加而是有着有机的复杂联系。
对于壮文研究得比较早的是李方桂先生，他于1941年曾通过在广西的调查，写出了《武鸣土语》
，其中专门有一节谈到了当地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早地对方块古壮字作专门介绍和研究的文章有韦庆稳的《广西壮族的方块文字》
。其后张元生、黄绍清、黄革、陆瑛、覃国生、李乐毅、郑贻青、罗长山、蓝利国、黄必庄、陈竹林、韦星朗、陆发圆、Margaret Milliken（美国）等都曾著专文介绍壮文。另外一些研究者在有关壮族语言、历史、文化及其他有关文字学的著作中也专门介绍了壮族的方块文字。在这些关于壮文文字学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几个方面：
第一，壮文的来源。学者们在介绍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的看法，认为就整个文字系统而言，壮文是在借用汉字和仿照汉字构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第二，壮文发生的时代。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壮文很可能产生于唐代，或至迟产生于唐代。而另有学者认为在方块壮文产生之前，壮族曾有过一种更古老的文字，如李富强在《壮族文字的产生、消亡与再造》中认为壮族的文字经历了产生、消亡与再造的过程，方块古壮字是壮族古文字的再造。
第三，壮文的结构方式。这也是壮文研究中较多的方面，研究者们针对某一地区或利用自己所接触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结构的分类原则与方法上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异。一些研究者从壮文的来源或壮文与汉字的关系来分析，将壮文中的借汉字（借用现成的汉字）与自造字（根据汉字仿造或将汉字变形）分开论述。而另一些学者，则借鉴汉字“六书”原理直接分析壮文的构成方式，并不将壮文中对现成汉字的借用单独作为一大类进行分析。此外，在对壮文的研究与介绍中，许多学者都论及了壮文的历史地位与局限性。
另外也有研究者是将壮文与古汉语、壮语及壮族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以此来探讨古汉语中的语言现象。也有研究者开始涉及壮文与其他文字的关系问题。
在壮文工具书的编纂上，主要有1989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的《古壮字字典（初稿）》（广西民族出版社），这是对先前所收集到的壮文的系统化整理。
对于古壮文文献的整理，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元生、梁庭望、韦星朗的《古壮字文献选注》，2004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8册。此外还有一些壮族民歌古籍被整理出版。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后（1804年），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而语言文字研究在西夏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西夏文字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2）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3）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年以后）。
对西夏文字形、字义、字音等方面的详细剖析，西夏人自己就有相应的传世字书说解：如《文海》和《文海宝韵》侧重字形的剖析和字义的注解，兼及字音的反切式标注；《音同》侧重字音相关者之间的相互系联；《杂字》则为多字循意大致串联、多半合辙押韵的启蒙性读物；另有西夏人骨勒茂才于1190年仿中原杂字体字书编写的一个识字课本《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其西夏文—汉文音义互注的体例以及相对完整的出土，成为今人得窥西夏文字字音和字义的最直接工具。上述西夏人撰述的文献，亦可看作西夏语文从本族人视角出发的研究成果，更是现代综合性的西夏学得以展开并获得发展的基石。
至19世纪末，世人仅仅是通过存世的两通西夏文碑刻认识了这种古文字的外貌。在西夏文献大量发掘的20世纪，始有西夏文在现代学科意义之上的研究。
法国人毛利瑟（M.G.Morisse）、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俄国学者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等在现代西夏文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成就。
俄国汉学家对黑水城遗址掘获文献的陆续刊布奠定了20世纪西夏学的基础。其中以聂历山（Н.А.Невский）成就最为显著，在披阅了当时所能识别的文献并予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了收字谨慎、释义精审的西夏文字典手稿，其成果汇集在他身后出版并荣膺列宁勋章的《西夏语文学》（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Москва，1960；两卷本）一书中。
1917年宁夏灵武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在分别流入北平图书馆和日本后成为中国和日本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夏学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有中国王静如荣获法国儒莲（Jurien）奖金的三卷本《西夏研究》和日本西田龙雄的《西夏语之研究》和《西夏文华严经》。
另外，后来在其他一些地方小规模出土的西夏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夏研究乃至相关学科的发展。
西夏语文及文献研究最初是完全立足于传统汉文经学的基础上而得以成立的，其基本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得益于当时国学根底深厚的罗振玉父子、陈寅恪、王静如，汉学素养精湛的伯希和、聂历山、石滨纯太郎等也或多或少的涉猎、关注和投入。1933年北平图书馆推出的《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期·西夏文专号》即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历经中外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西夏学在百年历程中也正一步步走向成熟。最近几十年来，从事过西夏文献研究的国外学者主要有俄国的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苏敏（М.В.Софpонов）、克平（К.Б.Кепинг，旧译柯萍）、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А.П.Теp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日本的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冈崎精郎、野村博，美国的邓如萍（R.W.Dunnell），丹麦的格林斯蒂德（E.D.Grinstead）等。中国的西夏研究专家主要有史金波、李范文、白滨、黄振华、聂鸿音、龚煌城、林英津、马忠建、牛达生、陈炳应、罗矛昆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推出了一系列西夏研究专著；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联合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中大部头的是西夏文文献，为西夏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原始资料。
现今，中外学者们注重解读的西夏文文献多限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藏品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中的非佛教部分，至于那些译自藏文的密宗佛教经典还全然未能涉及，这当然是由于当前西夏学领域内还缺乏精通古代藏文和藏传佛教的研究者之故。
现在，在西夏文献解读方面比较成功的成果可以认为是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合作的《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聂鸿音的《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西夏人原创作品以及对汉藏文典籍改动甚大的文献解读，则还停留在字字对译再借助西夏语语法来贯通文句的阶段，即便是贯通后的文辞，其内在涵义往往也令人费解。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即是由俄国人克恰诺夫和宁夏学者李范文、罗矛昆合作完成的《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在女真语文研究领域，对女真文本身的文字学探讨并不多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女真字直接参照契丹字和汉字创制而缺乏自身特色之故；更多的研讨还是侧重于现存文献的释读和女真古语的构拟，即使是对女真文的本体研究的动因亦在于此。19世纪末，德国人葛鲁贝（W.Grube）将明代永乐本《女真译语》之柏林藏本译为德文并与满蒙语作比较研究，撰成《女真语言文字考》（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čen，1896）一书，为现代女真语文研究的先声。进入20世纪，随着女真文文献更多地被发现，中外研究学者也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纪上半叶，女真语文研究方面成果辈出的学者为中国的罗福成，他对当时所见的女真文碑刻大多加以考释并取得初步成果；其时日本方面亦有多位学者在调查碑刻和整理女真译语方面贡献卓著，最后的成果汇集见于安马弥一郎所编撰的《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年）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在女真文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日本人山路广明，代表作为《女真文制字研究》
；对女真语文研究提出过建设性意见的是匈牙利人李盖提和韩国人李基文
；碑文考释方面用功甚多的有日人田村实造对《得胜陀颂碑》的三次释读
；集大成的研究论著则是国人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1964年油印稿，1980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及金启孮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戮力研治《女真译语》的成果是美籍日人清濑义三郎则府的《〈华夷译语〉中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澳洲人康德良的《四夷馆汉语-女真语词汇》
；在此基础上又有内蒙古大学的齐木德道尔吉和和希格在《女真译语研究》对女真语语音的再次构拟以及相应语法的探讨。
最近，旅居日本太平洋大学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也有一系列论著专门考察西安发现的《女真文字书》残页以及女真语文所反映的一些内在蕴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的孙伯君则在利用汉语音韵学的某些方法集中研究宋金元汉文典籍中的女真语汇并为女真语音系统的重新全面构拟作出了一定的尝试。
此外，尚有西方学者伟烈亚力（A.Wylie）、德微里亚（G.Devéria），日本学者山本守、渡边薰太郎、石田干之助、长田夏树，韩国人金东昭，中国学者贾敬颜、黄振华、穆鸿利、刘凤翥、聂鸿音等对女真语文研究有所贡献。
目前学界对契丹大字研究，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依旧停留在孤立的少数几个单字或语词的比定之上。
契丹小字的研究，基于其表音的性质而有相对较为深入的进展。20世纪前半叶有学者以有汉文对照（多半并非对译）的契丹字材料为基点，将契丹小字材料同《郎君行记》以及历史记载的契丹语汇进行比照，从而释出年号、干支、数目以及年月日、帝后称谓、部分哀册文等位置固定而内容习见的项目；这一研究法也奠定了后来契丹文字研究方法论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金毓黻（即金光平）编著的六卷本《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从50年代开始，日本和苏联学者借助近代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法和语音学的实验分析法（尤其是统计法的运用），在契丹字的语音构拟方面用功甚多，代表性论著为田村和小林合著的两大册《庆陵》（1953年）一书。中国直至70年代（1975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成立“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契丹小字进行集体攻关并推出《契丹小字研究》（1985年）这一成果以来，契丹小字研究的清晰脉络至今尚未间断。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主要在于寻找契丹碑刻中的汉语借词并据以比定契丹小字的字义兼及有关原字的音值，同时又有立足汉文史籍记录在勾勒契丹语音大致框架和某些语法特点的尝试，只是由于这两方面的结合还欠默契，故而对契丹小字的系统解读以及契丹语的构拟还有待时日。
由于契丹文字在目前尚未系统解读的实际，相应的语言方面也难有进一步的描述分析。这方面已有的成就或许还得参照国外几位对此偶有涉猎但在历史语言学方面颇有根基的学者——门格斯、福赫伯、多尔弗以及国内黄振华、聂鸿音的研究。
民族古文字的同义比较研究自然是必须以个别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关于个别文字的材料愈丰富、了解愈充分、认识愈深入，那么同义比较也就可能进行得愈顺利而同义比较的结果也就愈丰富且愈具准确性。
我们在这里还要补充介绍近十几年学界对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因为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同义比较这一方法恰是以这些新成果的取得为必要条件，并得以较为普遍又较为迅速地成为一个专题开展起来的。应该说，这一时段中，我国的许多种民族古文字（广义上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具有突破性的。下面试列举一些：
新发现或被确认的文种：纳西族的达巴文（80年代有些专家认为是个人杜撰的或仅是一种符号，到近年才被证实为一种独立的文字），纳西族的玛丽玛莎文（过去有些专家认为是东巴文的一个分支，到近年才被证实为一种独立的文字）。资料得到充实的文种：水文（过去一直被认为仅有二百余字，到现在已有近千字的工具书与电子字典编成），达巴文，尔苏沙巴文。资料被编为工具书并正式出版的文种：东巴文，哥巴文，彝文，傈僳竹书，壮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性质被确认的文种：女书（过去曾被某些研究者视为一种民族文字，现在已被确认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字）。开始进行文字学研究的文种：玛丽玛莎文（过去无相关的研究文章，现在已至少有两篇
），傈僳竹书文字（过去无相关研究文章，现在已有从文字学本体角度出发的专著出版
）。开始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种：彝文，玛丽玛莎文，水文。
可以说，要开展民族古文字的同义比较，除了以各文字系统的实际材料与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为基础之外，在理论研究方面亦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近年来，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这两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开展民族古文字同义比较研究的理论指导尤其是方法论的指导。
比较文字学主要比较研究各种文字的形体和结构、传播和发展、应用功能、历史背景，从而寻找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这门学问的最终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期，正如周有光所言：“比较文字学也是在19世纪开始的，可是还停留在初步阶段。”
文字的比较研究，必须要在多种文字的基础上开展。但过去的中国，不仅有地处中原的地域优越感，而且在文化上更有着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长期以来专注于汉字研究，而对于汉字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注意较少。过去虽有非汉字文字介绍和翻译，但一直到近代，才开始有意识地对多种文字进行比较研究。
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有意识将汉字与其他文字进行对比的是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文学类》有一条“中外文字之比较”，作者对中国文字（实为汉字）字少，而西方文字（实为词）字多这一现象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文字字数“孽乳”迟缓，是由于这种文字具有“累而成文”的特点的缘故。而西方文字字数“孽乳”迅猛，造成字数繁多，恰恰是由于未能具有“累而成文”这一特点所至。
最早对汉字与外国文字结构进行比较并撰成著作的是李天根。他撰写了十余部关于文字学的著作，其中有一本《中西文字异同考》，其自序写于1926年，该书重在介绍东西方的几种重要古文字概况和样品，并把它们的性质进行了初步比较，其中包括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印第安文字、希腊文字、腓尼基文字及汉字等。书中的《西文之六书》部分，把美洲印第安文字的结构用六书进行了分析。
最早以“比较文字学”名书的是林祝敔所译的《比较文字学概论》，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原为著名文字学家Clodd所著，英文名为
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
，但其内容实与文字的比较无密切关系。
1942年6月，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期发表了黄尊生《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此文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埃及象形文字译读的经过；第二部分阐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演变过程及其结构上的特点，附以大量例证；第三部分比较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的六书。在这一部分黄氏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依文字进化之公例，最初的文字大都起源于象形，古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初见者均为象形文，其绘物成文均起于一种表意之需要，此两民族相距万里，然其表意方法则不约而同，不但表意方法同，即其描绘有时亦同。指事会意两类字埃及与中国大致相同，六书中形声字在埃及文为音缀字与义符之配合。至于转注假借，无论依何种解释，在埃及象形文字均有其例。总之中国的六书所通于埃及之象形文字，而埃及象形文字之演进亦可适用于中国文字。
蒋善国在《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中，曾以北美印第安文字作为参考对象，对汉字的起源及其形态进行了研究。
裘锡圭曾运用比较方法，通过对甲骨文与纳西东巴文某些特定角度上的比较，撰写而成《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对甲骨时代的汉字可能存在多异体、一字读多音节和行款较乱等特征作了推测与论证。
李静生在其《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中，对这两种文字的象形、形声与假借三个系统逐一进行了比较。
后来王元鹿撰成《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一书
，对甲金时代的汉字与纳西东巴文字进行了全面的系统比较，该书是中国学者对两个文字体系进行系统比较的首部专书。以上论著为比较文字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周有光的《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和王元鹿的《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两书的问世，标志着比较文字学的正式创立。
周有光按照自己创立的“三相”理论框架，将其所涉及的文字分为形意文字、意音文字、表音文字，全书也以此标准进行分类论述。周书中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意音文字和表音文字。对于意音文字中的汉字系文字，周有光收集了汉字型文字30种，经过比较，分为孳乳仿造、变异仿造、异源同型三类。并且还归纳出汉字传播的四个阶段。对于非汉字系的意音文字，则用六书对其进行结构分析。在表音文字的研究方面，周有光梳理了表音文字的产生发展过程，建立了表音文字的发展谱系。
王元鹿的《比较文字学》则更多地从理论角度阐述了比较文字学的定义和学科定位、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及局限等，分别从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文字记录语言方式、文字符号体态等角度对早期文字、表词—意音文字、表音文字进行比较。
促成这门学科的创立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国外文字学理论的引进，二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880年出版了K.Faulmann的《插图本文字史》，造成广泛影响的是美国学者I.J.Gelb的《文字研究》一书，而对我国文字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前苏联学者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的出版。这种外国文字理论热潮是伴随着中国拼音化改革的理论需要而发生的。稍晚，中国本土产生了诸如王元鹿的《普通文字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样的包含着运用多种比较方法的内容的著作。
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字研究的关注是在传教士或国外探险家对中国民族地区的研究之后展开的。后来抗战爆发，伴随着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著名高等学府的内迁，开展了众多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建国后，国家为了民族识别和给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语言文字调查。这些都积累了相当的材料。后来国内先后出版了多部概述性的文字著作，如聂鸿音《中国的文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与《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年），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比较文字学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具体文字学研究的深入，二是普通文字学研究的深化。经过较长时期各具体文字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别是汉字研究、东巴文研究、西夏文研究等的不断深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字资料。文字学理论研究的深化，特别是汉字研究中提炼出的理论成果，正不断丰富着普通文字学理论，如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就是汉字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如果从我国民族文字的类别出发，对比较研究的近年来的发展可以作以下归纳：
一是自源文字的比较研究。
中国境内除汉字以外的自源文字种类不少，如东巴文、尔苏文、水书、彝文等。在这些文字研究上，首先是各具体文字学研究成果极不平衡，因而他们的比较研究也就不平衡。
研究比较集中而且成果较多的是汉字与东巴文的比较研究。
早在1988年，王元鹿就出版了《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比较研究》，但此后较长时间此领域进展缓慢。喻遂生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如《纳西东巴文的异读和纳汉文字的比较研究》、《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甲骨文、纳西东巴文的合文和形声字的起源》、《汉古文字、纳西东巴字注音式形声字比较研究》等论文，后来辑成《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一书
。
汉彝文字比较的成果主要有李生福《古彝文及其造字规律新探》
、罗阿依、马啸《探析彝汉数目数字之历史渊源》
。
其他类文字的比较研究成果就相对较少，有王元鹿《尔苏沙巴文字的特征及其在比较文字学上的认识价值》、《水文方位字研究及其对普通文字学研究的启发——兼论水文研究的必要性与方法论》
等。
二是汉字系文字的研究。
因为汉字系文字种类较多，所以可以进行综合比较。习惯上按其类别分为北方系文字研究和南方系文字研究。二者在各自的研究上都取得过不小的成绩。对此进行综合考察的有陆锡兴的《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2002年）和王锋的《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民族出版社，2003年）。《汉字传播史》不仅主要分析了汉字向四面传播而影响的文字，而且还分析了西方标音文字东传所产生的影响。《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主要介绍了汉字文化圈中包括南方型汉字系文字和北方民族的汉字系表意文字以及汉字系表音文字，最后分析了汉字系文字发展的特征。
其他还有如研究汉字在日本的流布与发展以及日本国字与汉字的比较，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为这方面的最新成果。
三是其他系文字的比较研究。
许寿椿主编的《文字比较研究散论——电脑时代的新观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一书，根据周有光的五大文字圈的划分，逐一介绍了拉丁文字圈、斯拉夫文字圈、阿拉伯文字圈、印度文字圈等各类文字。
以上所述的比较文字学的发展尤其是其理论框架的初步建立，为民族古文字的同义比较提供了方法论的启发。
我国各民族文字的综合研究，可说是一个较这些文字的比较研究而言更大更难的课题。也可以说，此课题的完成就意味着一部含汉字在内的《中华民族古文字学》的完成。就该题目的要求而言，除去一些单纯的表音文字之外，至少，我国20种以上的含表意成分的古文字文种，都须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顾名思义，所谓“综合研究”，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1）对各种古文字的资料收集与孤立研究的成果应是综合研究的基础；（2）对各种古文字的比较研究的成果是综合研究的一部分；（3）在上述两部分充分开展并得到相当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对我国这不下20种的民族古文字进行共性的归纳与个性的提炼，而这种共性归纳与个性提炼又往往是相对的——很少有20种文字有一个共同个性的方面，也很少有20种文字中只有一种文字独有的某些个性，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归纳与提炼可以说也都是相对的。何况古文字的个性与共性得以显现的方面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一事实决定了我们的所谓“综合研究”必定又是多角度的。
上述事实正是我们的综合比较进行得极不充分的体现，同时，这也恰恰是一部真正的《中华民族古文字学》至今未能完成的原因。这里须要说明的是，聂鸿音先生的《中国文字概略》
一书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以中国文字（而非汉字）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专著，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不过此书的宗旨仅在于对中国文字作举例式的介绍而非详尽的论述。然而，我们倒也不能认为中华民族古文字的综合研究并未在我们手里开始进行。可以认为，如果上述的孤立研究绝对不能算是综合研究的话，那么，上述的比较研究已经是综合研究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了。只是我们的工作须循序渐进——综合研究必须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就文种角度而言是如此。同时，就综合研究所需的理论条件而言，当文字学理论尚未发展到一定水准时，这种综合研究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在民族古文字研究及其指导理论以及其研究的新工具即文字信息化手段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我们相信，真正开始进行含表意成分的中华民族古文字综合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同时，这项工作的十分重要的一项准备，就是进行含表意成分的民族古文字的同义比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