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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哲学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中国教育哲学是在学习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起步的。作为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教育哲学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本节将对中国儿童教育哲学的思想渊源和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
在众多中国古代教育家中，专门论述儿童教育的教育家包括贾谊、颜之推、王守仁等，他们有关儿童教育的思想为中国儿童教育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他在总结前人丰富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率先主张教育应从胎教开始，并对早期教育给予特别关注。
贾谊认为，胎儿是人生之初、生命之始，是个体发育的开端。因此，胎儿的发育状况将对其未来的发展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如何才能保证胎儿的正常发育，贾谊主要论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婚娶双方的选择。贾谊认为上一代的遗传素质与品德会对子女产生直接的影响，正如俗话所说：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这明显指出生育孩童的父母对他们天性的影响。所以为了后代素质与品德的质量，婚娶对象应尽量选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
。这里明显可以看出，贾谊通过自身的经验，已然直观地认识到上一辈的心理特征和个性品格在后代身上的反映。另一方面是要给胎儿创设一个优良的成长环境。这里的环境，贾谊强调既包括孕妇自身的内在环境，也包括孕妇生活周遭的一切。根据经验认识，贾谊对怀孕的妇女提出严格的要求：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
。此外他还主张给孕妇提供单独而特殊的居室，以便与外界嘈杂的生活相隔绝。而且孕妇不宜听怪诞的音乐，不宜吃刺激性的食品。这些要求需要靠孕妇自身的意志努力和周围人的辅助来完成。
贾谊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幼年时期形成的道德品行根深蒂固、难以磨灭，这对幼儿之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古代获得卓越成绩的君主也都是“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贾谊一方面赞同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更指出要将幼儿智力发展的水平和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教育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在智力发展每一方面的关键期对幼儿适时传授适当的教育内容。由于儿童尚未涉足纷繁复杂的社会，心地还很单纯，既易于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也易于感染不良的习气，因而应当尽早培养儿童对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所谓“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
。
除了以上条件，贾谊还指出，早期教育能否奏效，还决定于教育者是否能够根据幼儿不同的身心发展特征恰当地转换教育方法。由于幼儿身心脆弱，必须养护结合，不仅要傅之德义、道之教训，更重要的是保证其身体的健康发育。儿童“既冠成人”后，身心已经长大成熟，左右和克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已具备，应该对其进行善意的劝勉，有时则只需作适当的提示。
颜之推（531—约595），字介，魏晋南北朝时北齐人，祖籍琅琊临沂。颜之推从士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为保持自己家族的传统与地位写了《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我国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人研究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主要以此为依据。
颜之推认为，幼年时期在一个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最重要的阶段，教育者应该抓住儿童发展的关键时期，尽早对幼儿实施恰当的教育。帝王将相之家有优越的条件，可以从胎教开始，一般寻常人家亦当从婴幼儿期就开始教育。颜之推之所以推崇早期教育，原因有二：其一是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幼儿的可塑性最强，心灵单一纯净，任何思想观念都还没有形成，在儿童“白板”般的心理基础上促成思想观念的形成是最合适的；其二是儿童幼年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少，精神也易于集中，所以能把所学的知识牢固地保持在脑海里。当然，颜之推并不认为如失去早期教育机会，晚年时便可自暴自弃，他只是说，虽然晚学不如幼学效果好，但总强于不学。
颜之推儿童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中。他认为在家庭中，父母对儿童的教育应当始终如一地坚持严慈结合的原则。事实是，教育上能把严格要求与慈爱相结合的父母，教育出来的孩子更加优秀，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相反，不善于教育子女的家长，则往往重爱轻教，对其溺爱，任其为所欲为，结果在孩子面前丧失了应有的威信，待儿童养成不良习气之时，再去以体罚治之，为时已晚矣，这种教育手段最后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颜之推认为，父母未能很好地教育儿童，主要是因为教育不得法——父母仅对其进行口头训斥，却舍不得施以肉体的严惩。他认为，只有施以严厉的教育，子女才能成才，所以为了子女能够成大器，无论是怒斥抑或是鞭笞，只要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可以采用，“使为则为，使止则止”
。另外，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杜绝偏宠，父母对待所有的孩子都应当施以同等的爱护和教育，即颜之推所说的“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亦当矜怜”
。
颜之推认为，语言是社会交往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在儿童教育中，语言的学习应成为重要内容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时要注意使用规范语言，同时要注意避免方言的影响。他强调，父母对儿童学习正确的语言负有重要的责任，不可轻视。
除语言学习外，道德教育也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人伦道德教育和立志教育。人伦道德教育应当以“风化”的方式开展，即充分发挥父母长辈道德行为的示范和陶冶作用，使儿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教育者所期望的道德行为。立志教育，即生活理想的教育，颜之推针对时弊，指出应当教育儿童树立尧舜的政治理想为人生理想，同时应注重儿童气节的培养，断然不能以趋炎附势、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如此才能堂堂正正地继承世代的家业。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子生咳提，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悬衾箧枕，此不简之教也。或问曰：“陈亢喜闻君子之远其子，何谓也？”对曰：“有是也。盖君子之不亲教其子也，诗有讽刺之辞，礼有嫌疑之诫，书有悖乱之事，春秋有邪僻之讥，易有备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亲授耳。”
齐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
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诟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率皆如此。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又惧有救，乃勒麾下军士，防守殿门；既无反心，受劳而罢，后竟坐此幽薨。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灵龟明鉴也。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资料来源：颜之推著：《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07年，第8—15页。
王守仁（1472—1529），世称阳明先生，明中叶著名教育家。他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在中国儿童教育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相对集中地阐述了他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他反对“小大人式”的儿童教育传统方法，要求顺应儿童性情，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这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自然主义倾向。
王守仁说：“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俭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他认为这种教育的结果，与施教者的愿望相反。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常常借故逃学，以遂其嬉游，久而久之日趋下流。他深刻地揭露：“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王守仁的揭露和批判切中时弊，一针见血：传统儿童教育的缺点就在于全然不顾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把儿童当作小大人来对待，才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教育结果。
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由此，他建议儿童教育必须按照儿童天性发展的特点进行，以使儿童内心充满鼓舞、喜悦。这样儿童才能不断长进，就好比时雨春风滋润草木一样，日长月化，生意盎然，而不是如冰霜剥落，生意萧索。
王守仁认为，对儿童诱之以歌诗，不但能激发他们的意志，而且还能使儿童的情感得到正当的宣泄，使其精神宣畅、心气和平；“导之以礼”，不但能使儿童形成威严的仪容和仪表，也有利于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讽之读书”，不但能增长儿童的知识，开发其智力，而且还能存其心、宣其志。总之，王守仁所确定的儿童教育内容“歌诗、习礼和读书”，其目的是培养儿童坚韧的意志，调理儿童天生不适的性情，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消除鄙吝、粗顽的气质，让他们日渐礼义而不觉其苦，进入中和而不知其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
儿童的精力、身体、智力等方面都处在发展过程中。王守仁认为，儿童教育必须认真审视儿童的接受能力，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程度进行教学，不可躐等，即“随人分限所及”。王守仁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人分限所及。……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
如果忽视儿童的实际能力，把大量高难度的知识灌输给他们，就如将一桶水灌注在幼芽上一样，其结果只能是腐烂，对儿童毫无益处。同时，王守仁认为对儿童授书关键不在多，而在精熟。因此，儿童的教学应注意留有余地，使儿童精神力量有余，这样他们就不会因学习艰苦而厌学，而是乐于接受教育了。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资料来源：王阳明著，于自力、孔薇、杨骅骁注译：《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0—281页。
20世纪初，随着新学制的建立、现代学校的兴起以及西方教育理论和哲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作为学科体系的儿童教育哲学逐渐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
20世纪初，随着政治变革呼声的日益高涨，教育改革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内外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901年废八股、兴学堂，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科举，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得以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是儿童教育哲学在我国赖以产生的土壤，而西方教育理论和哲学理论的传播，则为儿童教育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准备。
本阶段儿童教育哲学的发展主要是引进、编译出版西方著名儿童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中国最早从日本译介的《教育学》（立花铣三郎著）是刊于《教育世界》1901年卷的王国维译本，此后直到1906年，日本人编著的教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传到我国。从内容上看，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教育学基本上是赫尔巴特教育学思想的转述。除此之外，还包括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等人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
在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学者编译和撰写的儿童教育学著作，只能说是“儿童教育学体系”，还不能说是“儿童教育哲学”。但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和提出了一些儿童教育哲学问题，这为儿童教育哲学的问世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在1915年杜威来华讲学之后，实用主义思想被带到中国，并在胡适等人的宣传下，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儿童教育哲学的蓝本。杜威的儿童教育哲学思想，如儿童经验主义、实践哲学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在借鉴西方儿童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我国众多教育家致力于儿童教育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诸多儿童教育哲学思想，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近现代有关儿童教育哲学研究的集大成期。
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蔡元培（1868—1940）较早提出了人文教育思想，倡导以人为中心，培养人的智慧，发扬人性，完善人。其中关于儿童教育的观点有：发展儿童的个性，因材施教，培养儿童的健全人格，等等。
第一，展个性，尚自然。蔡元培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高度重视发展个性。早在1901年，蔡元培就宣传革新，提倡“学生自由读书”以发展个性；1902年至1903年5月间，通过主持爱国学社，倡导学生自治，给学生以充分的民主和自由；1918年5月，蔡元培发表了题为“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文章，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其发展个性的思想，强烈反对压抑受教育者个性、摧残自由发展的封建旧教育，大力提倡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新教育。蔡元培认为旧教育的最大弊端是“儿童受教于成人”，成人一味地把自己的成见强加在受教育者身上，根本不考虑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无视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反而将其视为消极被动的客体，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相反，新教育的最大优点是“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
即成人或教师不自存成见，而是以受教育者的个性为出发点，时刻站在他们的立场，了解他们本身的实际情况，让他们自由、自然地发展，而不加以过多的限制或干涉。蔡元培进一步指出，新教育的教育者“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
，如同农学家对待植物一样，“干则灌溉之，弱则支持之，畏寒则置之温室，需食则资以肥料，好光则复以有色之玻璃”
。为了能“尚自然，展个性”，蔡先生重视启发式教学，提倡自动、自学、自己研究的方法。
第二，因材施教。蔡元培认为儿童有不同的个性，教育者应根据儿童个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所谓“学生有勤惰静躁之别”，应“策其惰性，抑其躁性，使人人皆专意向学，而无互相扰乱之虑”。
他认为应根据学生体、智、德、美等方面的不同而施教。首先，根据学生体质上的不同而施教。“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值了。”
其次，依学生才智的不同而施教。“学生特长各不同，所以各人在各科上的进步快慢也不一致。然亦总须活用为妙，即有特别天才的，总宜施以特别的教练。”
第三，应因学生品德上的不同而施教。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或富于智虑而失之怯懦，或勇于进取而不善节制。应“勉其所短，节其所长，以求达于中和之境”
。最后，应因学生审美上的不同而施教。“最好叫学生以己意取材，喜图画的，教他图画；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兴趣。不然，学生喜欢的不教，不喜欢的硬叫他去做，要求进步，很难说的。”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民主战士、大众诗人。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致力于批判和改革中国的旧教育，创建晓庄师范学校、育才学校，提出“小先生制”等富有创造性的成果。陶行知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观点包括创造教育和生活教育等。
第一，创造教育。陶行知提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创造教育思想，成为我国近代创造教育的开辟者和先行者。他发表的《创造的教育》、《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等文章，不但在理论上阐述创造教育思想，还在育才学校等机构中具体实施创造教育。他认为：“我们要打倒传统教育，同时要提倡创造的教育。”
由行动而发生思想，由思想而产生价值，这就是创造的过程。创造要求人们提供与以往不同的新的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活力，是一个民族文化中的精髓。陶行知还强调：“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创造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即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问之气候和创造真善美之人格。这五个方面充分体现了陶先生所倡导的“手脑并用”的思想，践行了实用主义哲学。
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因材施教原则。因材施教既是创造教育的动力，又是创造教育的原则。陶行知认为：“人的禀赋各不相同，生成的智慧至为不齐。有的是最聪明的，有的是最愚笨的。”
所以，如有特殊才能的，也应加以特殊的教育，使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育才学校的实践中，陶行知根据学生的兴趣差异，将他们分为音乐、绘画、社会、自然等不同的小组，运用智力测验等方法，将儿童编入其最有兴趣的一组进行学习。（2）循序渐进原则。陶行知认为，在培养创造力的时候，要“建立下层的良好习惯，以解放上层的性能，俾能从事于高级的思虑追求”
，虽然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从小做好，才能积小创造为大创造，使创造力得到发挥和发展。
第二，生活教育。陶行知在其《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之特质》等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并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中予以实践，创立了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内容的生活教育思想。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自营和必需的教育”
。关于生活教育，陶行知给出了多个层次的解释。从定义上看，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来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是教育法。为避免瞎做、瞎学、瞎教，所以提出“在劳力上劳心”，以期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是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他认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生活即教育”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生活决定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是受什么样的教育。人们在社会上所过的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就不同，过哪样的生活，就是受哪样的教育。过正面的生活，便是受正面的教育；过负面的生活，便是受负面的教育。但陶行知同时又指出，教育并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生活，它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它要改造生活，推动生活进步。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和幸福解放，他通过不断的行动实践去发展深化理论。
第三，幼儿教育。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陶行知相继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幼稚园之新大陆》、《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今日之幼稚园》等一系列文章，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陶行知认为，幼儿教育奠定人生发展的基础，应当尽早使其稳定建立。此外，他还依据儿童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指出，6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人格教育全靠6岁以前的培养成果。无论人生之态度、习惯或是倾向，都可在幼年时期确立适当的基础。总之，儿童6岁之前的教育将为他奠定人格、智力与体格等方面的基础，而且这个基础一旦确定，便不会轻易更改。
幼儿教育包括以下内容。
健康教育：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实际状况，向他们施行必要的卫生常识教育，比如饮食和活动卫生等，使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此外，教师应根据条件，适当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室内外活动，以锻炼幼儿的体格，帮助其身体正常发育。
道德教育：陶行知提出“知情意合一、智仁勇合一、真善美合一”的德育途径和方法。他指出，应“在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
，“智仁勇是我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历史上它被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今天仍然可以作为个人圆满发展之指标”
。基于“德育自治”的前提，陶行知呼吁儿童结成团体，让儿童通过自我管理来培养责任感、主动精神以及集体生活的能力，从而能最明白地判断善恶、是非。
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的目标是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的养成。应从小教育幼儿用好科学这种工具，将科学变成保人的工具而不是杀人的凶器；科学教育的内容要贴近幼儿生活实际。陶行知设计了一整套围绕和服务幼儿生活的科学课程体系，注重玩和做的方法。“我们提倡科学，就是要提倡玩把戏，玩科学的把戏。科学的小孩子是从玩科学的把戏中产生出来的。”
艺术教育：首先是艺术的环境。幼儿园的整个环境要表现出艺术的精神，使形式和内容一致起来；其次是音美作品的熏陶。根据幼儿的生理、心理和智力发展特点，充分运用中国的音乐和美术作品及欧美优秀的音美作品来教育儿童；最后是儿童诗歌和电影的陶冶。陶行知一生创作了大量符合幼儿实际的、优美华丽的、脍炙人口的儿童诗歌。他还主张幼儿要多看好的儿童电影，以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劳动教育：“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
在陶行知创设的乡村幼稚园里，不仅有自制玩具和娱乐场所，而且还因地制宜地办有儿童小农场，让孩子们种几颗黄豆，栽几种花草，养几只老母鸡，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良好品德，而且有助于开发幼儿的智力，提高他们接触和认识环境的能力。
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现代幼儿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主要著作有：《儿童心理之研究》、《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活教育的教学原则》等。其儿童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活教育”思想体系中。
第一，“活教育”思想体系。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体系主要包括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等。
“活教育”的目的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他提出做人的三个基本要求：不论国界、种族、阶级或宗教，爱一切人；要爱真理，不为富贵所淫；有人类崇高的精神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做中国人”就是要促进每一个国民都具有热爱、保卫、建设祖国的爱国主义品质，具有热爱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品质。“做现代中国人”须具备五个条件：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服务。
“活教育”的课程论：陈鹤琴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课程论。他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儿童面对大自然、大社会去获取直接经验和知识。“活教育”的课程具体化为“五指活动”，即儿童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他将五种教育活动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活动网，有组织有系统，合理地编织在儿童的生活中。
“活教育”的方法论：陈鹤琴提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方法论。活教育的方法论可以具体化为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过消极的制裁”
，等等。活教育的方法论还具体化为四个教学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创作发表，批评检讨。
第二，幼儿教育的内容。关于幼儿教育的内容，陈鹤琴认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儿童，包括健康、语言、品德、科学、环境、艺术和劳动等方面的教育。
健康教育：教师应当注意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发展儿童连贯的活动动作，给儿童充分的娱乐和游戏等。语言教育：教师应用谈话、讲故事、念歌谣、猜谜语、朗诵诗歌及各项作业和日常生活等各种活动，训练儿童的发音并培养其表达的能力。品德教育：教师要重视儿童习惯的养成，引导儿童“不断地做”，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科学教育：形式要多样化，如举行儿童科学大会、科学演讲、测验，参观科学研究机关等。环境教育：教师要帮助儿童张开眼睛、打开耳朵、挥动双手，使儿童能注意周围的环境，认识、接触环境，以至创造环境；此外，教师还需设置一个审美的、科学的环境。艺术教育：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图画等；教师应将环境艺术化，以陶冶孩子的性情和心灵，并注意使儿童从大自然、社会中体会自然的雄伟壮丽以及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教育：主要包括参加简单劳动和认识成人劳动两方面；其中，幼儿劳动有自我服务性劳动和公益性劳动以及种植、饲养活动等，认识成人劳动主要是组织幼儿认识成人劳动和认识幼儿常接近的劳动者。
第三，幼儿教育的方法。（1）比赛。因为儿童好胜，所以用比赛的方法去鼓励他们，可以增加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比赛分同人比赛和自我比赛两种形式。（2）比较教学法。用比较教学法进行教学，儿童对于所学的事物认识得格外正确，印刻得格外深切，记忆得格外持久。（3）替代教学法。教师要用各种替代的方法来满足儿童不同的“欲望”，并注意在教学中发展儿童的个性，培养他们的人格。（4）游戏教学法。比如识字，教师可以用识字牌、缀法盘等游戏进行识字教学；可以教孩子用各种颜色来画画，把各种颜色带入禽兽昆虫的游戏。（5）整个教学法。就是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儿童教育哲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被掩埋在学习苏联的浪潮之中，之后虽然有了自主性的反思，但又由于“文革”十年动乱，儿童教育哲学的发展再次中断。直至八九十年代，在教育哲学再次发展的同时，儿童教育哲学也缓慢地发展起来。大陆许多关注儿童教育的个体和群体都为儿童教育哲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前教育专业，作为优势学科，拥有一批顶尖的儿童教育研究者和学者，并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一线幼儿教师。他们作为我国大陆儿童教育的领跑者，为儿童教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相较于大陆，儿童教育哲学在台湾的发展也毫不逊色，台湾学者詹栋梁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版的《儿童哲学》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儿童教育哲学的参考书之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儿童的权利和地位问题再次受到重视，国家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保障与促进幼儿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各大高等院校的幼儿相关专业也成为热门专业，这为儿童教育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和谐的氛围，也奠定了更加广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