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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有着丰富、坚实的理论基础，涉及诸多学科，同样，与特殊儿童沟通与交往相关的一些具体理论实际上也关涉到不同的学科，例如，需要理论既涉及心理学，也和社会学、管理学联系紧密。因此，鉴于这种学科背景交互融合的特点，下面将从具体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特殊儿童沟通与交往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人权？简单地说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就是平等和自由。平等权是指特殊儿童应享有和其他普通人同等的接受教育和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等活动的基本权利；自由指的是特殊儿童在享受这些基本权利时不受他人的干涉和侵犯。特殊儿童的权利维护经历了从生存权到教育权，再到人格权
（融入社会生活的各项权利）等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在古代社会，特殊儿童的生存权很难得到保障。特殊儿童教育权的维护经历了从孤立到隔离，再到整合，进而发展到融合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与融合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对特殊儿童人格权的维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融合教育的拓展与深化，把对特殊儿童权利的维护从教育权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人格权这一更加广泛的视野上。对特殊儿童的生存权到教育权，再到人格权的维护、保障的发展与人权运动关于特殊儿童或残疾人群体权利维护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从人权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中可以一窥特殊儿童权利维护和保障的演变历程。
人权运动的基本线索是：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提出受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弱智儿童权利宣言》，1975年联合国签署的《障碍者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中指出：“障碍者有维持人类尊严的基本权利。身心障碍者不论他们的出身、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都应享有与其他同龄公民一样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拥有一个正常而充足的生活的权利。”1979年12月，联合国通过第34次大会决议，确定1981年为国际残疾人年，其口号为“机会均等与全面参与”（Full Participation and Equality），呼吁全世界的人都能正视残疾人的基本人权，共同致力于开展残疾人的教育福利及康复工作，使残疾人能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并分享因社会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现代生活的改善
。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国家承认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逐步使儿童实现这一权利，并且提出一些具体做法；同时提出国家应鼓励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1993年联合国的《障碍者机会均等实施准则》（Standards Rul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第6条不仅肯定了残疾儿童、青年人以及成年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且进一步提出，这部分人的教育应该在残疾学生和其他学生融合的学校环境，或者普通学校中进行
。2000年在国际残疾日，障碍者权利运动的口号是“所有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们都要参与”（Nothing About Us，Without Us）。2008年5月3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正式生效，全球约6.5亿残疾人的权利从此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受到保障。其基本宗旨是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进对残疾人固有尊严的尊重，其核心内容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
。
沟通与交往不仅是特殊儿童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的要求，也是特殊儿童自由、平等进行社会交往、参与社会生活的要求。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是与人权运动以及融合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对于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的关注和重视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早期，人们主要关注特殊儿童的身体缺陷、残疾、障碍以及如何治疗、康复等方面的问题，着眼点在如何保证特殊儿童的生存上；随着人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认识到特殊儿童也有受教育的需要，有像普通学生一样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权利和要求，这是受教育权；在回归主流、融合教育等国际教育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特殊儿童不仅要生存、要受教育，更要生活，应享有和普通社会公民一样的平等地进行社会交往、建立社会关系、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和需要，他们需要与普通人同等的尊重和关注，这是对于特殊儿童人格权的尊重和维护，即对特殊儿童不仅要给予教育，同时对他的人格应予尊重，不仅不要歧视，还应让他有参与各种活动的机会
。对特殊儿童的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是不断向前推进的，保障特殊儿童享有其他公民一样的基本权利，拥有正常的、充足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权利，已经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哲学上的交往不同于信息学和传播学，或者社会学上的交往，哲学意义上的交往主要特点在于不仅认为交往是人和人进行沟通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强调交往是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
。交往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
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含义比较宽泛，不仅包括生存过程中由所有制和分工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还涵盖了运输、交通、贸易往来、金融等各种形式在内的内容，它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包括物质性的交往和精神性的交往
。他所指的交往与社会生产密不可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这种生活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同自然发生的关系是生产过程，同社会发生的关系就是人们彼此交往的过程
。因此，从马克思的理论来看，他认为交往是和生产相互作用的，人类进行交往的需要源自于生产的需要，而生产的过程又是人类进行相互交往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即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作为一个总体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具体地体现为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活动及能力、人的需要、人的素质及人的个性的发展上
。交往与人的发展关系体现在：第一，交往促进人的本质的生存与发展，即人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的需要本质的生成和发展等，是随着人的交往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第二，交往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交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交往促进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人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第三，交往促进人的主体意识的生产和发展
。另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活动，人的全面发展就依赖于人的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而人作为社会的人，是在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
具体表现为，个人关系的全面性以普遍交往为基础；普遍交往是个人全面而丰富的需要产生和满足的前提；普遍交往条件下的个性解放要求个人本身才能的全面发挥。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有利于促进特殊儿童的社会关系、劳动能力、需要的生成和发展，促进特殊儿童主体意识的发展，促进特殊儿童最终实现全面发展，并为这种全面发展提供物质的和社会的客观条件支持。
哈贝马斯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交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主体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一种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为核心，以确立统一、有效的社会规范为归宿”
。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工具性行为”，即“目的—手段”合理行为，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利用工具达到认识、改造自然的目的；另一类是交往行为，是交往参与者遵循有效的规范，保持社会一体化的行为，是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行为
。哈贝马斯的这两种行为与马克思的生产和交往行为是相应的，其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得益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框架：交往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的主体是语言生成的个人；交往行为发生在生活世界中（背景）；商谈伦理学是交往行为的规范；交往行为最终在于形成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世界公民社会
。尽管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的交往实际上颠覆了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关系实践的交往，而把交往看成是一种依靠语言系统的精神的行为；也有人认为他建立“世界公民社会”这一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现实世界的乌托邦，因为在阶级矛盾、国际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求国家以世界公民权利为基础，放弃对个体权利的调控，是不切实际的。但不管争论如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确意义重大。首先，他对话语交往行为的界定，丰富了交往理论的研究视域。第二，重新界定理性，实现了对交往行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面对技术主义不断膨胀带来的“人”的失落，哈贝马斯没有走向非理性和彻底的反理性，也不是进行悲观主义的理性批判，而是认为唯有发展理性，才能捍卫理性主义，他提出从语言哲学上来拯救一种怀疑主义和后形而上学的但并非悲观主义的理性概念，即交往理性。第三，分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对“科技进步”的盲目乐观信仰造成了生活世界的结构性变化，公共领域的自由和理性原则愈来愈被政党、权威、国家所控制，公众逐渐丧失了自由表达意愿的权利，理性愈来愈被局限于目的—手段的关系，萎缩成工具理性，交往行为因此逐渐被工具行为所取代，生活世界走向殖民化。最后，建构商谈伦理学，认为道德律令、社会规范可以通过主体之间的平等理解、交往与商谈建立起来，提供了解决交往异化的新思路
。
雅斯贝尔斯从个体生存的意义上理解交往，他认为人的生存是自由的，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将交往分为两种类别，即“实存的交往”（Daseins Kommunikation in Existencee）和“生存的交往”（Existentille Kommunikation）
，人的交往是一种从经验性的“实存交往”走向超验性的“生存交往”的过程
。从狭义上说，实存交往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不同形式的交往，形成不同层次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共同体。第一种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人与人完全对立，失去共性，人把他人当作客体、当作物来使用，这种交往是手段—目的性的交往，即交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标；第二种是个人完全融于集体中，使自己的意识与普遍意识相等同，在交往中努力去模仿他人和集体，最终实现所有人的平均化；第三种就是理念支配下的交往，每个人的理智都服从于具有普遍合理性的规范，由此进一步使该共同体产生一个处于高度集中化的整体性之中的理念
。实存的交往构成了人类日常生活的基础，但没有从人的本质属性上来理解交往的本质和价值。雅斯贝尔斯认为交往的价值不在于其外在的物理作用，而在于它的精神价值，即在促进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上的价值。“生存的交往”是一种精神交往，人在交往中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既不丧失于他人之中，也不与他人相对立，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人格、个性和自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心昭示给他人，理解他人内心，彼此达到心灵相通，这个过程他称作“爱的斗争”
。
可以看出，马克思、哈贝马斯和雅斯贝尔斯对交往理论的论述角度不同：哈贝马斯和雅斯贝尔斯所谈的交往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哈贝马斯理想的完美交往是指在理想的言说语境下所达成的一种非强迫性的共识，雅斯贝尔斯的生存交往主要是“爱的斗争”，而马克思所谈的交往要更宽泛一些，主要是指与物质活动相关联的，是以人的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交往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实践关系。但他们思想的共通之处在于：首先，都认为真正的交往是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相互作用。其次，都赋予了交往极大的意义与价值，在交往中，交往的双方在认识自己、完善自己的同时也使对方得到完善。最后，都把交往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存在着就必然交往着，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
。
交往理论对于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具有深刻意义。首先，特殊儿童作为社会的人，交往是一种存在方式，沟通与交往是特殊儿童必需的。其次，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是特殊儿童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特殊儿童及其交往的对象都在不断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同时也使对方不断完善，要充分肯定交往对于特殊儿童的发展的巨大意义和价值。
需要，就是有机体缺乏某种物质或受到某种刺激，特别是受到强烈刺激时产生的一种主观状态，是有机体特有的一种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心理倾向
。简单地说，需要就是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人在不断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不断产生各种新的、高层次的需要以推动人的行为，推动人的发展。需要具有广泛性、关联性、反复性、竞争性、发展性和差异性等特点。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进行人际互动、建立关系、进行沟通与交往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许多理论都对人的这一需要进行了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社交需要也称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指个人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理解，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
。社交需要比生理和安全需要更高一级，也更难捉摸，可以说，社交需要是人作为社会人的一种基本需求。按照马斯洛的观点，这五种需要是由低到高、按层次逐级发展的，高一层次需要的发展要以低一层次需要的发展为基础。社交需要的满足与实现，对更高一级的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关注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不仅要注意满足其生理、安全需要，还要认识到满足其进行社会交往的需要，是促进特殊儿童最终自我实现的必然要求。
克莱顿·奥尔德福（Clayton Alderfer）发展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ERG理论（如图1-1所示），全称是“Existence Relatedness Growth”。他认为人有三种核心需要：①生存（Existence），这是最基本的需要，指人在饮食、住房、衣服等方面的基本需要，相当于马斯洛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的需要；②关系（Relatedness），指与其他人和睦相处、建立关系和建立归属感的需要，相当于马斯洛第三级的需要；③发展（Growth），指个人在事业、能力等方面有所成就和发展，相当于马斯洛第四级和第五级的需要。
图1-1 ERG理论
总体来说，奥尔德福的ERG理论是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修正和发展。该理论认为：第一，人的这三种需要不是与生俱来的，有的需要（如关系和发展的需要）是通过后天学习才形成的；第二，每个人的需要结构和需要强度是各不相同的，要采取适当措施满足每一个人的不同需要；第三，人的需要并不一定按照从低到高的次序进行，是可以越级的
。为此他提出著名的“挫折—倒退”假设，即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越低，个体对该需求的追求就越强；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对较高层次的需要会加强（满足—上进模式）；然而当较高层次需要受挫时，个体对低层次需要满足的追求将越强烈（挫折—衰退模式）
。
根据ERG理论，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是特殊儿童三种核心需要之一，即建立关系的需要，沟通与交往需要的满足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形成并满足；每一个特殊儿童在沟通与交往上存在不同的问题，因此教师和家长要因材施教，采取合适的措施和方法促进特殊儿童的发展；由于不同层次需要之间存在“挫折—衰退”模式和“满足—上进”模式，因此要注意在满足特殊儿童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促进其对建立相互关系需要的追求，同时也要注意协调好特殊儿童对建立关系需要和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通过促进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帮助特殊儿童发展，或在其发展需要出现“受挫—衰退”时学会适时调整，协助其实现关系需要，进而最终实现特殊儿童的成长发展。
社会心理学家舒兹（W.Schutz）于1958年提出人际需要的三维理论，他假设每个人都有三种人际需要：沟通的需要、支配的需要、爱的需要。
具体地说，首先，人际沟通需要是指个体参与群体的需要，是个体关于形成和保持满意的人际关系的需要。舒兹认为，儿童时期的沟通经验以及人际沟通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会影响到其成年的行为方式。如，儿童时期与双亲的过分沟通，可能形成超常的社会行为，即总是寻求接触，热衷与人交往和参加群体活动，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儿童时期与双亲不完全融洽，可能形成不完全的社会行为，即性情内向，与他人保持距离，摆脱相互作用，回避参与群体与人际交往
。其次，人际支配的需要则归结为人际关系中所谓的支配权问题。舒兹将这一理论与儿童和双亲的关系相联系，他认为，双亲对儿童过分的或不充分的控制，可能使儿童产生焦虑或防御性行为，儿童为克服焦虑，就会采取支配其他人、完全拒绝控制或受某个人的控制等行动，理想的双亲与儿童的关系，有利于减少儿童的焦虑和防御性行为。儿童时代的这种经验可以形成三种个体行为的控制类型：即“拒绝型”、“独裁型”和“民主型”
。最后，爱的需要，即与他人建立亲密情绪联系的需要。这种爱的需要可以表现为肯定性的（从吸引到爱），也可能表现为否定性的（从不赞同到憎恨）。舒兹根据儿童与双亲的情绪联系状态，相应地划分了三种来源于儿童经验的人际行为类型，即不充分的个体行为、理想的个体行为和超个体行为。如，儿童与双亲过分冷淡，可能导致儿童的不充分的个体行为，表现为在人际关系中避免建立密切关系，倾向于与他人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
。
值得注意的是，舒兹的人际需要理论揭示了人际需要同人际行为和人际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了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和人际行为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
，承认了家庭环境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舒兹的人际需要理论具有明显的精神分析倾向，忽视了社会关系对人际关系的制约性影响；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夸大了个体儿童时期的人际经验对个体人际行为的影响作用。
社会需要理论是由心理学家魏斯（Robert Weiss）于1974年提出来的。魏斯分析了人类的亲和需要，提出了六条基本的“社会关系律”，即依附的需要、社会整合的需要、价值保证的需要、可靠同盟的需要、关系指导的需要以及关心他人的需要。在这六条基本定律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要使这些需要得到满足，人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进行交往。社会需要理论认为，人类亲和的需要是人际交往发生的基础
。
总体来说，需要理论对特殊儿童为什么要进行沟通与交往、源自于什么的需要、如何调控和满足这些需要以及具有何种意义等方面的内容有诸多启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特殊儿童沟通与交往及其需要，并据此在教育教学和日常社会生活中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满足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需要，促进其实现全面发展。
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过程是通过多种方式和媒介来交流信息、传递思想与感情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信息的传播过程，目的是为了达到相互了解、互通情报、与外界保持一定联系。因此，这里主要是从传播学的视角来探讨沟通与交往的功能及几种代表性模式。传播功能根据性质可分为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本部分将分别进行阐述。
关于传播的正向功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从不同视角都有过探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的谈话分为社交性的和“自我中心性”的，认为在自我中心的谈话中，儿童并不在意别人是否在听，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爱德华·托尔曼则认为人类讲话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本质上与绳子、棍子、盒子等工具没有什么不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除了传播对个体的正向功能外，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传播具有三个社会功能的经典论述，即环境监视、使社会各个部分相关联以适应环境、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1975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在拉斯韦尔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个功能——娱乐，他的这一补充，使传播的功能观更趋完善。而后，威尔伯·施拉姆在其1982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中把传播的功能归纳为监视、管理、指导和娱乐四个方面
。
上述观点主要是从个体和社会的不同视角对传播的正向功能进行了相关论述。传播对于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群体以及对作为个体的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很大影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获取信息。无论在什么时代，人类都需要从传播或其他信息渠道获得维持心理平衡和生存需要的信息。在今天的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都有着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的信息交流，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信息传播的跨地域、跨时空性，各种传播方式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疏通和利用了各种可能的传播通道，使文化信息、科学经济信息、社会信息等在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和扩散，促进了国家之间、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
第二，社会化途径。每个个体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不断学习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标准和行为规范，不断获得信息以及其他社会性文化遗产并逐渐参与其中，这个学习和参与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这在大众媒体上有更直观的体现。媒体的传递除了信息之外，还有大量的生活方式的展现，承载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对每一个社会个体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知识教育。从广义上说，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开阔人们视野，丰富人们阅历的过程。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大众传媒的普及为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知识结构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手段，在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中，有大量的知识来自于各种传播媒介，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信息的传播之中，这无形中就在接受着教育。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得信息和知识的共享越来越快速便捷，改变着人们的知识获取方式，学会收集信息成为了现代人的必备能力。
第四，文化传承与交流。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离不开世世代代的传播活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传播等活动，使得人类将社会的文明成果一代代传递下去，并在其中有所扬弃、有所借鉴、有所创造。另一方面，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可以在瞬间传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享受同一个重要信息，使得各民族文化因传承和交流而具有了更宝贵的普世价值。
第五，舆论监督与引导。舆论监督是社会传媒的重要功能之一。从形式上看，虽然是一种不带强制性的社会监督，但由于舆论监督主体与客体的广泛性、监督方式的公开性、监督手段的评介性和监督效应的及时性，决定了社会传媒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舆论监督的开展，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和责任心，调动广大群众议政参政的积极性，共同为国家、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第六，调节身心。这种观点认为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人在体力和心智方面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特别是现代社会中，来自自然、社会的许多烦恼充斥人们的生活。而各种传播活动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紧张”，而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这与赖特所说的“娱乐”功能
类似，即人们通过“娱乐”来释放压力。比如，广播、电视、电影等给受众带来逼真生动的感受，使不同层次的受众在轻松的娱乐中得到了身心的满足
。
拉扎斯菲尔德曾对传播负向功能进行了论述。1948年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对传播的负向功能做出了经典的论述，他们认为媒介的大量使用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使人们丧失辨别力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状，占用和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麻醉精神
。关于传播的负向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情境非真实化。媒介在真实世界和受众之间扮演着一种展示“社会现实”的角色，尽管媒介构建现实的来源并非子虚乌有，是建立在真实的社会现实上的，但出于美学价值、利润、政治目的等原因，媒介常常对现实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提供给大众一个表面真实的幻想，也就是说传播形式上的真实感并不能保证其在内容上的真实性。打个比方，一些纪录片、新闻报道中也常发生扮演、歪曲、摆拍的现象，观众却因为这种形式的“真实性”（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纪录片是真实客观的）而对内容也深信不疑，这不能不说是媒介对观众的一种欺骗和愚弄。
第二，信息庸俗化。媒介所传播的大量信息很多时候是不加选择的，很多信息实际上是无用的“垃圾信息”。信息的庸俗化对整个社会产生着不良影响，尤其是对缺乏分辨力和抵抗力的青少年儿童。一些暴力、色情等信息的大量传播对青少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极易诱使他们产生反社会行为。
第三，文化殖民化。国际传播和交流既可以增进了解与合作，但同时也为一些民族文化向其他民族的扩张提供了便利。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国际间传播不合理的格局，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技术上的优势，利用其在国际信息传播中单向流动的格局，使卫星电视、网络传播成为其对其他国家思想侵扰和文化浸透的重要手段。
第四，思维行为惰性化。传播媒介对人的影响和渗透是内在的、深层的。以电视为例，电视作为一种直观性、形象性的“感受型”媒介拓展着图像性思维，但也正是由于电视直接作用于人们感官，一目了然，浅显易懂，人们习惯于接收信息而疏于思考探索，久而久之，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通过电视等媒介提供的信息认识社会、评价社会，而不是直接、主动地干预生活，以致满足于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最终以知代行，丧失自我辨别能力和行动能力。
自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信息的迅猛增加，传播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每个个体无时无刻不处在信息和观点的包围之中，特殊儿童当然也不例外。特殊儿童沟通与交往的环境、内容、方式、手段等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特殊儿童的认知、态度、情感以及价值观、文化心理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探讨传播的作用与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问题：例如传播活动对特殊儿童有哪些影响？特殊儿童通过这种沟通与交往能发挥什么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信息传播对特殊儿童的正向功能？如何提高特殊儿童在传播中的主动性和有效参与度？依照传播的功能理论，教师和家长要积极发挥传播对特殊儿童的正向功能，努力避免负向功能的影响，促进特殊儿童发挥积极作用，提高特殊儿童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性和有效性，特殊儿童自己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从而真正地帮助特殊儿童实现平等、有效参与社会生活以及促进自身更好发展的愿望。
传播模式研究的是信息传播过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和贝罗的传播模式，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拉斯韦尔的5W模式（如图1-2所示
），描述了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从“5W传播模式”的角度，对于如何改善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可以从传播过程的五个要素出发，即可以对传者、内容、媒体、受众以及效果这五个要素进行考察、评价、改进、调整，以使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取得更好的效果。
图1-2 拉斯韦尔的5W模式
例如，从媒体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开发、应用一些有利于沟通与交往的辅助技术；从内容来看，我们不仅要关注特殊儿童的语言、文字、图画等可直接看到的信息的传播，更要关注在这个过程中特殊儿童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内容；从受众来看，我们可以加强宣传，转变普通大众对于特殊儿童沟通与交往所存在的一些固有的、不适当的观念，增加其对特殊儿童的理解。
贝罗的SMCR（Source-Message-Channel-Receiver）传播模式认为传播过程由四个要素组成，即信源、信息、通道、受者（如图1-3所示
）。贝罗模式大体上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相似，但在每一个要素上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从贝罗的SMCR传播模式出发，我们也可以从这四个要素入手，去改善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例如，从信源（特殊儿童）来看，通过分析特殊儿童的传播技巧、态度、知识、社会背景、文化等内容，可以对他们在进行沟通与交往时的一些倾向、表现、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从信息来看，对信息结构、符号表征方式、信息处理方式等进行调整和改善，以更加适应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贝罗模式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的局限性：第一，它所谈论的信息是一种相对狭义的信息，主要是指以语言符号为特征的口语、文字等内容，而关于情感、态度、表情等隐性内容较少涉及；第二，它认为信息传播通道主要是以视、听、触、嗅、味等为主的感官通道，较少论及现代信息与传播高新技术在沟通与交往过程的作用。
图1-3 贝罗的SMCR模式
我们要注意到，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受者、传者日益增加并变得多元化，信息与传播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空前提升与扩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沟通与交往。因此，不论是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还是贝罗的SMCR模式，对于处于信息技术时代的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要注意在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地利用信息与传播技术发展的有益成果，给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是特殊儿童利用口语、手语、盲文、书面语、表情、肢体动作等多种方式，借助电子信箱、聊天软件、网络资源、口语阅读器、翻译手环等硬件、软件辅助技术来交流信息、传递和反馈思想与感情的过程，根本上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与信息传播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是“媒介”，媒介的本质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嵌入的中介
。具体来看，传播媒介有语言、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尽管有人说语言不是媒介，而是人的感官所具有的功能，但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语言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一种工具，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媒介，但与其他媒介相比，语言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传递信息，语言本身就是内容、信息（这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就是讯息”有相似的意义）。可以认为，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
，因此从媒介发展历史中可以一窥传播活动发展历史的基本概况。
媒介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口语传播阶段的语言传播；文字传播阶段的印刷媒介；电子传播阶段的广播、电视和电影；网络传播阶段的多媒体技术
。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主要依靠口语进行信息的交流。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Saussure）是最早对符号进行分类的学者，他根据人类建构和传递符号的方式将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语言本身的内容以及语言背后隐含的含义都在传递着信息和意义。语言媒介在传播活动中具有简洁便捷、亲切性、生动形象、易于控制的特点，是人类使用范围最广泛、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但同时也有保存性差、空间范围有限的缺点。
与语言传播相对应的是非语言传播，事实上，语言能够传达的信息有限，人类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来传播的。非语言符号包含的内容丰富且十分复杂，通常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体语，包括动作（动态无声类）、姿势（静态无声类）、类语言（包括有声的但非语言性的各种动作，如语调、喷嚏、呻吟、叹气等）三种；②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包括象征符号和实义符号；③听觉性非语言符号；④近体，即传播者与受传者在沟通时的空间距离；⑤服饰；⑥艺术（主要指舞蹈和音乐）。非语言传播具有语言传播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它能传播态度和情绪，能起到辅助语言传播的作用，甚至某些时候可以代替语言。对于语言和非语言，在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中要综合分析两者的特点和局限性，协调利用，相互补充，以发挥最佳的效果。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极大延伸了人际传播的距离，使得人类文明成果和文化的传播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纸的发明，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使得文字可以借助这种低廉、便利的印刷媒介得以在全世界传播，能够大规模地复制和传递信息，高效率地传播文化。书籍、杂志、报纸是比较典型和普遍的印刷媒介。
电子传播包括一切用电磁波或电子技术来进行传播的方式。无线电广播、电视（不包括现在的数字电视、互动电视或智能电视等）和电影是其中的代表，三者在传播中具有不同的特性。广播时效性强、覆盖面广、渗透力强、群众性强，但广播顺序播出、选择性差、保留时间短。电视媒介是视听兼容的共时性传播，是深入家庭的传真性传播，是高度综合的连续性传播，但传播内容平面化、表面化，且选择性和保存性较差。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大众媒介，因其独特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深受大众喜爱，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电影以消遣娱乐性信息为主要传播内容，在表现形式上通常富有艺术性。
这个阶段的多媒体技术以互联网、手机终端和电子出版物为代表，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新媒体。新媒体是指在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介形态，通常泛指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以多媒体技术为媒介的网络传播具有一些特点：信息数字化，传播的双向互动性，传播权利的普及和平等参与，传播的个性化和个人化
。
在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中，互联网、手机和电子出版物发挥着愈发显著的作用。互联网具有多媒体性、交互性和数字信息化等特点。手机技术的发展使手机越来越具有互联网的功能，手机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介的特点，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互动性强、个人性以及高度的便捷性等特点。电子出版物一般具有丰富的文字、图形、图像、动画等表现能力，以及快速便捷的查询检索方式，小体积、大容量的信息保存特点，可通过改进的图书发行和网络联机服务实现传播，内容更新快、获取快、传播快、质量高
。另外，像QQ、微信、微博等网络通信、社交软件的流行和发展也给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带来了更多新的变化。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偏倚时间的媒介包括石头、黏土、羊皮纸等，他们比较耐久、便于长时间保存，有助于树立权威、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倚空间的媒介包括电报、纸张等，轻便易携带，可以跨越空间距离的限制，有助于知识的扩散和帝国的扩张。英尼斯认为人类传播媒介史，是从质地较重向质地较轻，由偏倚时间向偏倚空间发展的历史，而且与人类的文明进步相协调。他还认为媒体是人类思维的延伸，而传播就是思想的扩张
。
马歇尔·麦克卢汉是20世纪最富原创性的传播学理论家，英尼斯的学生。他延续了英尼斯的研究思想，从媒介技术与历史进程的联系入手分析媒介，重点分析了媒介技术带来的人的感官比例、直觉形式的变化。他的媒介理论的要点主要有：第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是广义上的媒介，凡是能与人、与周围事物产生联系的物质都是媒介，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在他看来，任何媒介都是人体或某器官能力的延伸或拓展。比如文字是视觉的延伸，无线电通信是听觉的延伸，电话是声音和耳朵的延伸等等。他还认为，电子传播阶段由于各种电子媒介的使用，充分调动了人的视觉和听觉，改变了人类自印刷时代单纯延伸视觉的状况，从而恢复了人类的“感觉平衡”。第二，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认为使人们生活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那个时代的主导媒介，而不是其内容，因此媒介起着决定性作用，人类社会有了某种媒介才可能从事与之相对应的传播或其他社会活动。但这种看法有媒介决定/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主导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是技术，或是传播媒介。第三，热媒介与冷媒介。这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中最新颖也是最受争议的部分。“热媒介”是指表达信息资料的明确度、准确度高，受众参与度较低的媒介。热媒介提供了大量完备的高度清晰的信息，受众不需要调动大量感官去思考、参与媒介传递的信息。比如书籍、报刊、照片等。相应地，“冷媒介”就是受众参与度高的媒介。冷媒介传递的信息量小，清晰度较低，提供的多是不充分的信息，需要接受者动用多种感官和思维活动才能合适地理解这信息。比如电视、电话、电影、漫画等。第四，提出“地球村”理论。现在我们经常谈及的“地球村”的说法同样出自麦克卢汉。现代电子媒介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加上交通工具的发达，使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探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媒介对人体感官能力的延伸和拓展，以及媒介本身的作用和意义；热媒介和冷媒介理论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不同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也可能不同；地球村理论对于传播媒介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世界范围的变化有较为正确的预测，对更深刻认识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媒介理论代表了当代美国政治界和传播界许多人的态度和观点，受到西方各国的重视，也影响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大众传播活动和传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的思想主要包括：第一，世界强国的关键是文化力量及全球传播能力。第二，媒介是失控与混乱之源。他认为电视刺激了全球群众在物质上的攀比欲望，并且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尽管与“媒介决定论”相比，布热津斯基不是单纯在媒介科技与社会环境和人类行为变化之间做出因果推论，而是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后果主要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结果，但本质上仍强调媒介技术的强大力量。
布热津斯基的媒介失控理论给我们很多启发。首先，加强文化力量和全球传播能力建设是国家综合实力建设的重要部分，因此加强这方面的建设也将会是未来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就是关于传播媒介对社会和个人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探讨。尽管这方面的言论可能过于极端，但确实让我们注意到传播媒介及其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在互联网传播媒介日益普及的今天，让特殊儿童的沟通与交往在享受网络信息媒介带来的便捷和益处的同时，如何正确对待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对社会发展以及对特殊儿童个人发展产生的利与弊，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