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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声誉的教育家，曾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了影响，但是，他的最大影响在中国。由于杜威亲自来中国访问和讲学，再加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宣传，使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成为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其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西方教育思想。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代中国教育学者吴俊升在增订《杜威教授年谱》时也强调指出：“中国教育所受到外国学者影响之广泛和深远，以杜威为第一人。杜威所给予外国教育影响之巨大，也以中国为第一国。”
美国教育学者施瓦茨（B.Schwartz）也指出：“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上，约翰·杜威与现代中国之间的交往是最吸引人的事件之一。”
总之，在教育界，西方著名学者中最熟悉中国的人当首推杜威，中国学者最熟悉的以及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领域最广、程度最深和时间最长的西方学者也当首推杜威。
早在民国初年，一些中国学者就提倡“科学”和“民主”。实际上，“从1915年起，塞先生和德先生的口号在那些自由改革家中间已颇为流行”
。正是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西方的各种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一些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孔德（A.Comte）、达尔文（C.R.Danvin）、赫胥黎（T.H.Hueley）的著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了准备。
在领导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制定并颁布了改革教育法令，建立新学制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封建社会的教育进行了改造。这标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在文化和教育上，也是如此。对于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人士来说，如何解决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西方有益的教育思想，如何把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和思想与中国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是他们努力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在《美国与中国教育》（
America and Chinese Education
）一文中，杜威曾这样写道：年轻的中国人“需要西方的知识和方法，以便他们自己独立地运用它们去发展中国，而不是抄袭其他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想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当时中国教育界那些怀着“教育救国”主观愿望的知识分子是富有吸引力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人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如此经常地听到像今天中国青年代表人物的口中那样说的，即教育是改造中国的惟一方法。”
近代中国教育家王国维在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1901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教育世界》由他担任主编，较为系统地评价与传播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对西方教育理论的研究上起了先锋的作用。这本在中国开教育专业刊物之先河的杂志，在创刊之初以译文为主，介绍日本、欧美各国的教育理论以及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几乎包括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各种教育理论流派。
此后，于1909年创刊的《教育杂志》也是近代中国教育界又一重要教育专业刊物。这本杂志一直发行到1948年，对西方教育理论和制度，尤其是美国教育制度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以后，特别是民国以后，在中国传播的西方教育理论中，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理论。主张学习与传播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教育理论的蔡元培1912年2月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评述了西方的实利主义教育，成为了在中国最早介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人。蔡元培指出：“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缝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于欧陆。……实利主义之教育，因亦当务之急者也。”同时，他又指出：“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1913年7月，近代中国教育家黄炎培在《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上发表了《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批判当时的学校教育脱离实际和脱离生活，主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此种教育，在欧美不仅著为学说，且见诸实行。……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
黄炎培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及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结合当时中国的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情况具体提出了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案。《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发表后，曾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黄炎培提出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较大地推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应该指出，蔡元培、黄炎培他们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要采用实用主义教育的想法，实际上是在学习和吸取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试图从理论上清除传统的封建教育影响以及解决教育近代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一种努力。这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而且也与当时的“科学”和“民主”思潮以及“教育救国”思想的流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后，中国教育界对实用主义教育的兴趣渐增，很多教育学者和人士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竞相研究。在1916—1918年的《教育杂志》上，连续刊载了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文章，例如，署名“天民”的《杜威氏之教育哲学》《杜威氏明日之学校》等。在《新教育》杂志1919年1卷第2期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例如，沈恩孚的《杜威教育主义》、郑宗海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等，较系统地论述了杜威的教育理论。因此，到杜威访华前夕，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教育思想。
为了迎接杜威来中国访问和讲演，胡适、陶行知他们做了不少准备工作。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的《教育周刊》第6号上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指出：“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实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
同时，又简要介绍了杜威的生平和著作。1919年4月，赶在杜威来华访问和讲演之前，创刊不久的《新教育》杂志特地出了“杜威专号”（1卷3期），刊登了杜威的照片和“杜威先生传略”以及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和《杜威的教育哲学》、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刘经庶的《杜威之伦理学》等。胡适还应邀请杜威来华的团体的要求，就实用主义运动作了4次讲演，除讲到皮尔斯和詹姆士外，特别着重讲述杜威。甚至在杜威在中国第一次正式讲演前一天，即5月2日晚上，胡适还对1000多名听讲者作了一次关于实用主义的讲演。这些文章和讲演，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对杜威来华访问和讲演的热情以及对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兴趣。
1919年初，当杜威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邀请信。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5个教育团体邀请他来中国讲学。杜威在征得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当局同意续假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是杜威以前的一些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等人努力的结果。胡适在他的“自传”中曾这样回忆道：“当蒋梦麟和我这一群杜威的学生听说他在日本讲学时，我们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负担全部费用。”
1919年4月28日，杜威偕夫人奇普曼（A.Chipman）一行乘“熊野丸”号轮离开日本前往中国。据1919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杜威夫妇是4月30日抵达上海的。北京大学代表胡适、江苏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陶行知以及欢迎的人群在码头上欢迎杜威夫妇的到来。杜威的女儿露西·杜威（Lucy Dewey）是1919年7月加入杜威的中国之行的。
对于杜威来说，在中国的早期日子里，最高兴的一天是5月12日与孙中山先生的见面。由于对哲学颇有兴趣的孙中山特别感兴趣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因此，在与杜威见面时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杜威曾这样回忆道：“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
杜威中国之行的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作了200多次讲演。杜威的女儿露西后来回忆说：由于听讲者十分踊跃，杜威在“那些省城里的讲演都被安排在最大的会场里，那是必要的”。
“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作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
1919年10月20日，是正在中国访问和讲演的杜威的60岁生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地为杜威举行了60岁生日晚餐会。在晚餐会上，蔡元培致词说：“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
后来，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在场的人对此给以热烈的掌声。杜威本人后来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当杜威来华访问的资助者和从前的学生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时，都希望他能在讲演中谈论教育改革。实际上，杜威后来在中国各地所作的讲演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概括起来看，杜威在中国讲演的内容主要是现代科学、民主、教育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讲演的基本观点大多出自《学校与社会》（ The School and Sciety ）、《儿童与课程》（ 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 ）、《民主主义与教育》（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以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即后来出版的《哲学的改造》）等著作。从杜威在中国的讲演题目来看，有关教育方面的讲演仍为数最多。因此，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与新教育共进社及其成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全国各地报纸都对杜威的访问和讲演活动作了充分的报道。《新教育》杂志1920年第3期出了“杜威专号”；《平民教育》杂志也出了“欢迎杜威博士专号”。杜威在中国的讲演被译成中文，随即或以整篇或以概要的形式发表在中国的哲学和教育杂志上。胡适曾把《每周评论》第26号、27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辑。有些讲演后来还被汇编成书出版，例如，1919年10月由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新学社编辑出版的《杜威在华演讲集》、1920年8月由北京晨报社发行的《杜威五大讲演》、1921年2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杜威三大演讲》
、1921年9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张静庐编）、1921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杜威教育哲学》。其中，《杜威五大讲演》一书在出版后的2年中，共计重印14次。由于杜威没有留下讲演的英文的原稿，因此，直到由美国学者克洛普顿（R.Clopton）和香港学者吴俊升合编的英文译本
John Dewey
：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
于1973年出版后，美国教育学者及西方教育界才了解杜威在华讲演的具体内容。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在济南讲演（7月18—23日）和游泰山、谒孔庙以及青岛游览（7月25日—8月1日）之后，杜威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中国至1921年8月2日离开中国，杜威的中国之行共计2年4月又3天。
由于北京大学等教育团体的安排以及杜威从前的那些学生的帮助，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和讲演活动确实是成功的。在杜威离开中国前一个月，在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
美国学者基南（B.Keenan）也这样指出：“约翰·杜威在中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杜威个人对改革和进步的赞同以及他作为一个现代教育哲学的权威，使他引起了很多听讲者的兴趣。”
与此同时，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1967年，大约在杜威访问中国46年后，曾参加过杜威的中国之行的露西·杜威也回忆说：“中国人民是极为友好的人民，他们给我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十分大方。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和令人愉快的，对我的父母来说也有同样的感觉。”
对于中国之行，杜威自己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J.J.Coss）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
在中国访问和讲演时，杜威与一些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交往密切，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教授培里（T.Berry）在《杜威对中国的影响》（
Dewey’s Influence in China
）一文中曾指出：“在访问中国期间，杜威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学术思想上的交往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
这里培里所提及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
从1904年起，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师范学院任教，一直到1930年退休。对于杜威来说，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美国学者基南在《杜威在中国的实验》（
The Dewey’s Experiment in China
）一书的开头就明确指出：“作为世界上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威在他的多产的生涯中达到了顶峰。”
由于杜威与美国教育界和心理学界的其他一些著名学者，例如，孟禄（P.Monroe）、克伯屈（W.H.Kilpatrick）、坎德尔（I.L.Kandel）等，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因此，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在哲学和教育理论方面不仅成为美国具有很大影响的一所著名大学，而且成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一所著名大学，从而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青年前去学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陶行知、陈鹤琴以及蒋梦麟、郭秉文等作为赴美国留学的青年学生先后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们无疑受到了杜威的思想方法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些后来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学者，“在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其生平的某点上自认是他的大师约翰·杜威的追随者”
。特别是胡适，他最终选择实用主义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实际上是由于杜威的影响。
尽管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都师承于杜威，并且是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但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或在教育观点上从杜威那里受到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尤其应该指出，陶行知和陈鹤琴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不是照抄照搬。作为学生的陶行知和陈鹤琴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他们的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但如果从他们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形成来看，又可以说这是他们对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进行改造的过程。陶行知在反对传统的中国封建教育的过程中，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吸取合理因素并在长期的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实践活动中试图对杜威的学说和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正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陶行知发现了杜威的教育学说和理论行不通，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和反省，经过在实践活动中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从而逐渐摆脱了杜威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办起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为中国人民需要的教育。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K.Fairbank）在《陶行知与杜威》一文中曾指出：“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陶行知的学生张劲夫先生也指出：陶行知“早期确实受过杜威的影响，但他回到中国之后，尤其是到了人民群众中以后，就逐渐改变了观点。……到了后期，他……在教育思想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
。陈鹤琴也从批判传统的中国封建教育出发，吸取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在他看来是合理的和有用的东西，并结合中国的教育进行了改造和实验，试图使教育理论科学化和中国化。
胡适也积极地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对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某些精华结合起来，并进行中国化教育道路的探索。但是，胡适选择的却是一条与陶行知和陈鹤琴不同的道路，其教育改革探索仅仅停留在学术研讨上。前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孔斐力（Philp A.Kuhn）在《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家》一文中曾指出：“陶行知和胡适是同时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俩人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普通学校观点的影响。然而在起始阶段，陶行知的事业和胡适……便存在着分歧。”
这段话也反映了胡适和陶行知那些教育家之间的不同。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曾对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五四”前后，杜威已成为在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哲学家和教育家。随着杜威到中国访问和讲演，杜威的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的影响更大。实用主义（或称实验主义）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思潮。在杜威访华前后，先后介绍过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中国学者主要有蔡元培、黄炎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刘伯明、陈鹤琴、廖世承、孟宪承、郑宗海、朱经农、俞子夷、郑晓沧、姜琦、常道直、崔载阳和吴俊升等。他们在《教育部公报》《新教育》《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潮》等刊物，以及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上海《民国时报》的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传播。“到1919年6月，仅江苏、浙江两省，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近200种期刊……杜威在华期间，这些流行的刊物转载了杜威的讲演，并把它们传播到中国的每一个学术中心。”
当杜威来到中国访问时，中美两国学术上交流的高潮正在形成。杜威在中国各地讲演时，会场里总是挤满了听讲者，并能激起热烈的反响。对于杜威提出的各种观点，中国哲学界和教育界的人士总是仔细倾听并予以认真考虑的。英国哲学家、教育家罗素（Bertrand A.W.Russell）也曾这样评论杜威说：“很自然，他对美国人有最强的动人力量，而且很自然地几乎同样得到中国和墨西哥之类国家中进步分子们的赏识。”
杜威教育思想成为了那些渴望革新教育的中国教育家的一种改革工具。
随着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兴趣的增加，杜威的很多教育和哲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版。其中主要有：由朱经农和潘梓年合译的《明日之学校》（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由邹恩润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由许崇清翻译的《哲学之改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由刘伯明翻译的《思维术》（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由张岱年和傅继良合译的《教育科学之源泉》（天津人文书局1932年版）、由刘衡如翻译的《学校与社会》（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李培囿翻译的《经验与教育》（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版）、由董时光译述的《今日的教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等。
当杜威抵达中国时，他的那些从前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等人早已是中国著名的年轻教授和教育家。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第一位博士生。因此，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了当时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中心。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位教授曾这样说：“有一些拒绝政治仕途的知名人士，他们把自己的整个精力转向学术界和教育界。就在那时，杜威博士来到我国宣传他的理论，告诉我们新教育是什么以及新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于是，整个国家的教育思想经历了一种变化，这就是新教育运动。”
一些试图革新教育的教育界人士组织了社团，例如，新教育共进社（后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平民教育社等，成为了试图按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革新中国教育的主要力量，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哲学和教育两方面来看，正如在美国一样，杜威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在教育方面。在杜威来中国访问和讲演之前，从日本传入的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德国教育思想和制度在近代中国教育中占有统治地位。然而，由于杜威来华讲演以及他的弟子和信奉者的广泛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其影响超过任何一种教育思想。
在这一时期，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和进步教育家柏克赫斯特（H.H.Parkhurst）的“道尔顿制”、华虚朋（C.W.Washburne）的“文纳特卡制”等在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新教学法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后来，柏克赫斯特、克伯屈、华虚朋本人还先后于1925年7月、1927年3月和1931年2月访问中国，宣传他们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但是对当时中国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影响，尤以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为最大。就设计教学法的传入来看，从1919年秋天起，由俞子夷主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的实验正式试行设计教学法。此后，江苏省第一师范附小也开始进行设计教学法实验。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推行小学校设计教学法案”，推动了设计教学法在中国教育界尤其是在小学教育界的传播和实验。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从杜威教育思想推演出来的设计教学法确是一种最符合教育原理和最足以表明教育实际的方法。杜威的一些学生还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根据杜威教育思想开办了一些实验学校，其中有的实验学校，例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实验学校就被命名为“杜威学校”。杜威对于这些实验学校也很感兴趣。
1915年后，改革学制即“壬子学制”的呼声日趋高涨。由湖南省教育会首先提出动议，要求改革学制。由于杜威来华访问和讲演，美国的“6—3—3制”也被介绍到中国来。1922年11月1日颁布了正式施行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方案。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除规定整个学校系统采用美国的“6—3—3制”外，还规定废除教育宗旨而代之以“七项标准”：一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是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是谋个性之发展，四是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是注意生活教育，六是使教育易于普及，七是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从这七项标准中不难看出，新学制显然是受到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
在新学制颁布后的第二年，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所属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所拟定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就公布了。与以杜威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活动课程或经验课程相对照，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与新学制一样，也受到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与新学制课程标准相配套的教材，也很自然地强调“儿童本位”，注重儿童的兴趣和需要。
在杜威访华回国后10年，即1931年，应中国政府的邀请，由德国、英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在《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考察团批评了当时中国教育中存在的肤浅的美国化倾向。指出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不但使中国抄袭美国的教育学，并盲目欢迎美国教育的一切新花样。由于杜威教育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教育界占有主导的地位，因此，尽管这份报告书没有指明“美国的教育学”是什么，但已清楚地表明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尽管在杜威离华回国后，人们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热情有所减弱，但它在近代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是持久的。美国学者基南曾指出：“尽管1919年有某些有利条件，但杜威的思想对中国改革者的影响是短暂的。……然而在专业的教育家中，他的思想的影响却是持久的……”
美国著名的杜威学者戴克休曾（G.Dykhuizen）在《约翰·杜威的生平与精神》（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一书中也指出：“杜威对中国教育思想和实际的影响，很多既被记录下来又被持续下来。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和他的关于教育的讲演无疑加强了那些人的努力；那些人在杜威来华前一些年就已传播他的思想，并把他的思想运用于中国的学校中。在杜威访华后，那些人更加努力去指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在中国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思想。”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五四”时期传入近代中国后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是有一些原因的。其一，杜威从前的学生和信奉者对杜威及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广泛宣传和介绍，为它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其二，杜威本人亲自来中国访问和讲演，历时2年多，足迹遍及14个省市，其访问时间之长和访问地区之广在来华访问的西方教育家中是前无先例的。这无疑激起了人们对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兴趣，并推动了它的广泛传播。其三，作为当时世界上一种很有影响的新的教育思潮、以批判传统教育理论为目标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当时正在试图革新教育的中国教育界人士以及学校师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因而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其四，也许更重要的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标榜以科学与民主精神为核心，正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潮流相一致，因而受到了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普遍欢迎，杜威本人在中国各地讲演时甚至引起了某种轰动性的反响。
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单中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