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我对学校的理念并没有什么意识。我尽情地享受着生活，不大去考虑其他事情。父母为了让我们上这所学校作出了一些牺牲。当时我就知道，但不像现在这样感受这么强烈。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搬过来，不过这也是他们自己愿意的。

我还记得学校早期的样子。有一次下大雪，我们赶紧跑过去，看看是否一切完好。到处了无痕迹，主楼全白了，非常漂亮，像一座宫殿。我对学校的部分印象就是，它很漂亮。建筑漂亮，草坪漂亮，树林也是——一切都很漂亮。记忆里，学校好像是彩色的。

空间很大。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做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参加任何房间里的活动。更重要的是，空间真的很大，让你感觉非常自由。你可以四处走动，到没人的地方，独自一人待着；也可以安排自己的事情，或参加别人的活动。真的是由于空间足够大，你才感觉想做什么都可以，想成为什么人也都可以。这点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

好像我每天都很盼着上学。我不太确定。可能有时跟别人闹矛盾了，我就不大想去。学校像个家庭，如果你有什么困扰，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朋友之间难免会有嘲弄和欺负，甚至动真格的打斗，但我们还是朋友。我觉得成人不需要干预，除非事情大到被他们注意到了。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自己可以处理得很好。

我们每天都做些什么呢？玩耍，拼图，所有你能想象的。我们彼此折磨，互相寻开心。我和埃伦、琳达和詹娜非常要好，像个“四人帮”；也曾分成两派，时而和平共处，时而冲突不断。我们也跟其他人玩。

我每天一到校，先看看朋友们在做什么，或者接着头天的事情做。游戏室里有许多小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校园里漫游，玩游戏，看书。我们玩拼图，在外面跑来跑去，坐在一起聊天。天知道我们都聊了些什么！有好长一段时间，琳达和我一直玩一种双人纸牌游戏，一天到晚地玩。我们经常连续数天地做同一件事情，然后休息一下，又去做别的。无数个“特别”的日子，无数的乐子。有时，我们会去厨房，跟玛格丽特一起忙活吃的，或者去博物馆。有时，我们一天到晚地待在艺术室，做陶土，画画。琳达和我弄了个布偶家庭，我们还给它们做过“美味佳肴”。

我们大量时间都在户外，尤其是冬天。八九岁前，我们几乎一直在外面玩。夏天，我们趴在山毛榉树上，或者四处游荡。有时许多人一起玩集体游戏。有些正式的，比如踢球，我们自己组织人马。还有大量的非正式游戏，大家随意凑在一起玩。冬天，我们会滑雪。父亲给我们弄了个雪橇——塑料的，所以不粘。我们十来个人堆在上面，从山上滑下去；冰够厚的时候，我们还会滑过冰面，一天到晚地滑。最后进到房间时，全身都冻住了，湿透了，但我们毫不在意。湿了的衣服挂在取暖器上，我们也都坐在上面——所有的人：大孩子、小孩子。噢，真是开心死了！年复一年，大家都用这个雪橇滑雪，想来上面真是坐过无数人呢。

男孩子们有许多城堡。他们以为没人知道，但怎么可能？最流行的那阵儿，我们也有。看到男孩子们弄，我们也开始弄。男孩儿们有时会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城堡，不过我们得先找到它们才行。

还有橡皮泥岛。所有的男孩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玩这个。那时的他们仿佛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坐在美术室的大桌子边，一天到晚地做模型：有一块块地，每个人有自己的房子、商店、沙龙、马匹、汽车、农场、草堆、筒仓等，简直就是个缩微的世界。孩子们会扮演他们捏造的人物，上演连续不断的生命故事。那时他们就是演员，完全沉浸在一个可以移动的橡皮泥的世界里。他们极其投入，往那儿一坐就什么都忘了，没有什么能打搅到他们。

有好几次，我走进去，想和他们说话，但我不是橡皮泥岛的一员。而如果你没有拥有一块地的话，他们就不承认你。你可以待在房间，但融不进去。我觉得很受伤，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了。不过如果我一开始就想加入的话，他们倒不会因为我是个女孩子而排斥我。

再大些时，我们会稍微安排下时间。大孩子们喜欢集中时间做些事情——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个性和所做的事。有人在艺术室一待就是一整天，也有人从早到晚地看他们喜欢的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平常日”，而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平常日”也不同。大概12岁开始吧，我们有几个成天泡在一起，持续了好几年，像个大家庭一样。还有两年特别流行在鞋底上写字。我们十几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谈天说地，在彼此的鞋子上写字。我们叽叽呱呱地从早说到晚，分享彼此的生活。要是把这些都录下来，肯定笑死人了！我们就在这样的互动中一天天长大，学到关于人的一切。有时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会跑出去，踢球或玩别的，或者参加别人组织的活动。我们在户外玩得挺多，一般是在房间里待久了后，就有人提议：“咱们出去干点什么吧”，然后我们就出去了。

从他人身上吸收的东西会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所以，你的个性部分取决于你从环境中吸收了什么。学校的活动非常丰富，参加的人也是形形色色，于是你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从中吸收自己想要的。一个大环境并非能塑造所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由他们选择吸收的东西塑造的，否则大家不会有自己的个性，而是像一群无人机一样——你有自己的想法，吸收你想要的东西。比如，你和你的朋友吸收的东西就不一样——你们不会总去上同样的课，或参加同样的体育活动，你会选择对自己来说有意思的。

我从不害怕成人。为什么要怕人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对每个人都直呼其名。有些人期望我称他们为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我觉得挺怪的。不是我不尊重他们。我尊重4岁的孩子，但我不称他们为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而是直呼其名。我对所有人同等尊重，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有名，是大人还是孩子。我在学校学到了这一点，在家也是。家里和学校保持一致挺重要的。因为你越是接触一些东西，就越倾向于相信它，并把它融入你的生活。否则，如果学校里是一套，家里是另一套，你会觉得无所适从。学校里8小时，家里8小时，另8小时睡觉，所以总得不断权衡，“嗯，这些人是这么做的，我家里人是那么做的……”然后你得判断，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

青春期时，我们一点儿也不叛逆，因为没什么好反抗的。当然，你需要表明，你有能力反抗。你需要表明，即使过得很好，如果你想要，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意见，按自己的来。但我们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在学校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在家也是，没什么好反叛的。

那会儿我们还跟小孩子一样，做许多孩子气的事情。有时一整天地玩儿，有时也花许多时间——虽然回头看来并不多——来学习书本知识，就是那些我觉得考大学或进入社会后会用到的知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学英语。我觉得我得读一些经典，吸收一些智慧，就和另一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我们读了许多20世纪的文学名著，像索尔·贝娄、亨利·米勒、约翰·厄普代克……还有希腊名著。一般我们会花1周时间读完一本书，然后讨论。我们会布置任务，要求你必须在1周内把书读完，然后一起讨论。大约持续了半年吧，我们才又去做别的。还是会读书，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仔细讨论了。我们已学会了选择自己需要的，没必要再练习了。后来我们就自己读了。我读了许多许多。

数学我是和那个著名的、10小时学会全部内容的那群人一起学的。事实上，上课时间并不是上午11点，不知怎么传成了11点。应该是8点半或9点。我们并不是每次都准时到，但不管怎样不能找借口。老师可不管你是不是得等琼来接你，而琼还在洗手间，还没离开家。不管怎样，你都得按时到。我们一周上2次课。课堂上有大量练习，然后有一点家庭作业。我们必须把乘法表背得滚瓜烂熟。丹尼要求我们练习，练习，再练习，练得不能再练了。尽管有点辛苦，但我们很开心。大大小小的孩子聚在一起，这么奇怪的组合你在一般的教室是看不到的。后来，我考了SAT，学了点代数，但好像再没上过正经的数学课。哥哥给我上了一些非正式的课，主要是复习单词。

历史课棒极了，所有的课我都上了。我们恨不得一直不要下课。记得琳达和我曾想锻炼记忆力。不知这主意是从哪儿来的，可能是丹尼，我不太确定。因为他曾让我们在大伙儿面前背诵，让我大为光火，主要是诗歌、宪法序言和盖茨堡演说之类的。他会挑着让我们背。我们背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厌倦了。如果你去问丹尼，他可能会说，我们就背了1个星期。其实根本不止，因为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背过的一些东西。

我还学了很久的法语，好几年呢。一开始是因为好玩。大概是凯西的想法吧。她想学，然后我们也觉得，“哦，听起来不错”。于是密西（译者注：瑟谷学校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教，几个孩子跟我们一起学。不到2年，我们就超过了她的水平，学校只好给我们另外聘请了一位老师。

在瑟谷的好处之一是，如果你对某事真感兴趣，你会得到帮助。即使没人懂，大家也会帮你想办法，让你有机会学习。直到现在，法语还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因为法语，我开始对异域文化和外语变得感兴趣，现在仍然是。

大部分东西我是从其他孩子身上学到的。不是说我在课堂上没学到什么，当然学到了。但你在瑟谷学到最多的是生活本身。你开始了解生活，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做事情，并把你学会的一切串起来。有些事情你看着成人做，或跟成人一起做做就会了。我也参加过一些委员会和类似的组织，从别人那儿学到了不少。但我仍然认为，我从其他孩子身上学到的是最多的，而且都与生活息息相关：你应该如何生活，事情会怎样演化，真相是什么……并不是“我从谁谁谁那儿学到了什么什么”，学习是一个整体。有些东西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你可以直接感受到。更多时候，你跟人聊天，或听人说话，便会突然领悟，好像知识从身体里长出来了一样。

周围有些什么事，每个人都知道，比如要上什么课。除非你保密，或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像我就不知道我哥哥在学物理。我也不想问他在读什么。要是我问，他会告诉我，他在读索尔仁尼琴。他才10岁。所以你不会老去问他在读什么。也有些事情大家不知道，但总是有原因的。

你读过什么书后，肯定会想跟朋友分享；朋友们读了书，也会跟你分享。要是有人备考SAT，把考试的书放在那里，你也会想瞄一眼。人人都很好奇——这是瑟谷学校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想看看别人都在做些什么，或去了解一下他们听说的什么东西，或有什么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想尝试一下。

我博览群书。说整个图书室的书我都读遍了有些夸张，但至少其中一部分我非常熟悉。我知道每本书都在哪儿。找不到的话，我就去问他们，某某书在哪里，有什么新书上架，等等。反正我知道该问谁，即便他/她本人不知道，也会告诉我可以找谁帮忙。

我们还曾去野外露营。露营的晚上，大家踢易拉罐玩。那时已是黄昏，白天的活动结束了，晚餐还没开始。有一次玩着玩着，我发现罗恩钻进了他的帐篷。我正想着：“这家伙干嘛钻到帐蓬里去了？不行。他不能躲到帐篷里。”然后他就出来了——要不是亲眼看见他进去，我永远都不会认出他来。他换了装，穿着皮夹克，一直扎着的马尾辫披散开来，蓬蓬松松的，还戴着墨镜。没人认得出来这是谁。他迈向易拉罐，一脚踢过去。大家都问：“这是谁呀？”笑死我了。

我们去了好几次弗朗科尼亚，有一次还碰上了大雪。但我们很开心。一开始，那些双人帐篷全湿透了，他们就都钻到我们的帐篷里来。后来，男孩子们的帐篷又塌了，他们整来整去地弄出许多噪音。罗恩跑过来，以为是我们。他拿着手电筒对着我们，叫我们闭嘴，安静，不许再弄出噪音来。但我们睡得香着呢。其实是男孩们的帐篷塌在他们身上了，是他们弄出来的声音。我们只好收拾行装，折回去，在一个同学家里又住了2天。但整个行程我们都无比开心。

我们去过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直到现在，我每去一个艺术博物馆，都会想起当年琼用手指着我们，给我们讲解艺术作品的情景。

旅行很有乐趣。虽然还是同一个学校，跟同样的人在一起，但却没有在学校里的那些问题了。即便只是出去一天，也会是一个特别的事件。孩子们都很喜欢。瑟谷的孩子们尤其懂得享受乐趣。

盖尔和我经常去野餐。我们曾骑着自行车在街道的各个角落闲逛，也曾钻进玉米地，找块地方待着，或去树林里散步。我们还常去诺布斯卡特，到处晃悠，偶尔停下来买块口香糖。

校园是开放的，这一点很棒。你不会觉得被困在里面。这不仅仅意味着，你可以去到诺布斯卡特那么远的地方，而是你想去的时候，就有这份自由——这种感觉很不一样。

10岁的时候，我是选举书记员。那是我第一次当书记员，还稚嫩得很。我最早参与的是工作人员的选举。每个孩子都得在工作人员们的选票上打钩或打叉，并选择他们的工作天数。书记员再把所有的选票统计在一起，同时让他人帮忙检查，确保统计结果的正确。整个过程非常繁琐。我还在财务委员会任了几年职。因为我觉得，了解学校的财务状况，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总账系统和借贷平衡。总得有人担任这些职务，但我做它们更多地是出于兴趣。

偶尔，我会去参加学校大会。比较小的时候，我不太关心周围都发生了什么。除非有什么事情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就都去参会。比如，有一次讨论在舞蹈室加装芭蕾舞杆，我们都去了，因为那是“我们”的事。要是有什么新规定出来，大家很快就会知道，因为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比如，如果有个新规定是“只能在厨房吃东西”。然后你看见隔壁房间有人吃东西，你肯定会说：“知道吗？有新规定了，只能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得去厨房。”消息蔓延开来像野火一样迅速。

我担任了1年的学校大会主席。听上去似乎有趣，但实际上非常有挑战性。大会没什么规律。有时人很少，10分钟就结束了。有时持续好久，一连几周。我当主席的那一年，有段时间啥事儿都没有，参会的人寥寥无几。过了段时间才又有了些有趣的事。当大会主席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你能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大会本身和大家的发言。你会听得更仔细，因为你得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发言的人是否表述清楚了。有的人同样的事情说了一遍又一遍，你还得及时制止他们。

偶尔会有审判，都是些比较大的事情。每个人都来参加，也会有陪审团。有一回我在陪审团，弟弟犯了事，是被告。检察官问我，我对弟弟是否有偏袒。我自己还是个萝卜头，坐在陪审席上参与审判我弟弟。现在想来真是好玩儿。我说：“没有，我没有偏袒弟弟。”

小孩子对别的孩子有时挺残酷，但我觉得我们还是相当公正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对有些人简直太宽容了。我还记得他们。整个在校期间他们都是问题学生。我们总是给他们第二次机会，但他们总是会再次犯事，而且还很严重，似乎是故意的。我们给了他们许多次机会。有时，孩子们只是处于过渡期。学校非常宽容，对处于过渡期的孩子们特别包容。但如果破坏力实在太大的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对整个学校的影响。

也有暴力，但极少。总体上，学校是和平安宁的——这主要归功于孩子们，而非工作人员。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工作人员发号施令，孩子们遵守纪律而已。在这里，每个人都参与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即使很小的孩子也有申诉权。

基本上，我没怕过大孩子。偶尔也会有人让其他人害怕，但我只是听说而已。大家会说，某某某很吓人，曾做过什么可怕的事情，有可能欺负你。我从来没真的怕过谁，不觉得会有人把我怎么样。

要让学校正常运转，工作人员任务很艰巨。学生们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但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愿意做多少。所以必须有员工来做一些基本的事情，也必须有人知道学校里都在发生些什么，做好行政，管好财务，在会议上提供帮助。工作人员是学生的资源，负责提供学生们需要的任何帮助，从找一本书、上一堂课，到回答他们的各种学术问题。所以，学校也确实需要成人。另外，我们是混龄的，有成人在很重要。

选举工作人员的制度很棒。大些后，我对这个制度理解更深，参与得也更多。但小时候，我也会看看选票，说：“噢，我想要这个人在，我希望他每天都在。”我就是这么投票的。这也是非常明智的办学方式。孩子们需要他们喜欢的人在身边。另外，有人能做其他人做不了的事情也很重要，你得把这个也考虑进去。所以，投票时我总是很小心，希望能保持公正。不是每个工作人员一周都工作5天。但总有人说，他们希望某某一周5天都在学校，因为他们喜欢他。我一直都很现实，觉得还不至于这样，尽管大多数人都挺不错。毕竟，选工作人员又不是搞人气比赛。

我们总得向别人解释这个学校。让我光火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在听，也不想听。他们只想听到，这是个很奇葩的学校。有些体制内学校来的访客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居然也有规则。有时公立学校的人会来访问，我们也会去拜访他们。他们最难以接受的是，我们不被要求做任何事情。他们会说：“什么？你是说，没人要求你们必须做什么吗？你们不用学习吗？”这并没有动摇我的信心。但人们确实觉得我们是小白鼠。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受到教育。所以，你得向他们证明，你可以考上大学，或是别的什么可以向他们证明的东西。

17岁那年，我决定离开了。当时我已有许多校外活动。我在学一门大学的课程。为了“试水”，还在一家剧院工作。感觉自己的生活慢慢脱离了学校。我也可以待得更久些——在这个学校，你总是愿意待得更久些。主要还是自己的原因，似乎我比周围的人都成熟些了，该离开了。

论文答辩像个庆典。这一天是“你”的，是你熠熠生辉的日子，也算唯一真正属于“你”的一天，因为我们没有毕业典礼。导师建议我，不用写出全部论文，把要点写在提示卡上即可，然后逐步推论，权当练习。这是很好的锻炼，不过当时好像不是做这些练习的好时候。我不是很有条理，也没有畅所欲言，但整个答辩过程还是非常愉快。结束后，我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了顿晚餐。我觉得，从一所你待了许多年的学校获得一个文凭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它并非成绩评定，只不过是个仪式。

刚上大学时，我发现自己有些方面超出了大学的要求。在瑟谷这种学校，你得独立自主，得为自己负责，没人会为你包办一切。你会因此积累丰富的经验。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学习处理各种问题，学习独处，也学习与大人和小孩子合作。你会建立起坚实的自信，因为你知道自己能搞定。你知道事情会怎样，然后不懈地努力下去…… 32uU2yJFQ2R1J1TmATP+rY0stVXT/wo0tUFIeWgyuY7oJOI/Mt0Srsd8jLu9hB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