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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那儿的氛围记忆犹新:巨大的挑战。每天我们都要迎接挑战。”

瑟谷开办的那年夏天,我4岁。我记得那个池塘,天气很热,孩子们跑来跑去;嗯,是有点乱。学校还在形成中,这是真的。之前我一直待在家里,跟哥哥玩。所以我算是从白天只有哥哥和保姆的家里,来到了这个没有哥哥和保姆的,却有一大堆“别人”的大房子里!我记得我们坐在游戏室里——哦,那儿有一张很大的椅子,帕拉老师坐在那张椅子上。我们围成一圈,帕拉老师给我们读故事。作为一个4岁的孩子,我印象里的感觉是,在这儿我可以到处跑来跑去。我第一次感到独立,“噢耶,我自由了!”

其实我很怀疑我们当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意识到,我们是在一所“学校”。我们知道自己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也知道它和别的地方不同,而且我们确实有时在学校玩“上学”的游戏!尽管很忙,但我们还是会专门留出时间来玩“上学”。我们上课,下课,扮演我们听说过的公立学校里的各种角色。桑德拉和露西亚对公立学校有些了解。桑德拉和我当学生,露西亚当老师。然后露西亚教我“写字”,就是照着字母描画。我会照着她的书写描。这个游戏有时会持续1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又忙着玩别的了。

我也不知道露西亚为什么只教了我们写,而没教我们读。好像不太系统。哥哥会给我读许多东西。所以,好多年我都不觉得自己需要自主阅读。他给我读电视节目单,读漫画书,读路牌……任何时候,不管我问他什么,他都会读给我听。当然,有时他也不大搭理我。但基本上,我算是有一个阅读“老师”的。我的大部分朋友还不会阅读,工作人员(老师)和那些大孩子们就给我们读书。不过,除了读书,我实在是太忙了。我想我最终还是学会了阅读,因为老师们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读了许多书。琼好像还曾坐在我旁边,单独教我认会了一些词。

游戏室是小孩子们的乐园,小池塘也是。大孩子们有时会来“偷袭”。那些大孩子真的有点吓人呢,有一些也不太友善。他们进到游戏室,张望一下大家在玩什么,然后来打搅一下,把堆好的积木推倒,或戏弄一下别人。伯纳德是个很大的威胁,但我们似乎有点喜欢他,会跟他对着干。看得出来,他喜欢跟小孩子们玩,我们也并不真的怕他。因为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感觉他只是想跟我们玩玩,并非真的搞破坏。所以他来惹我们时,尽管有点怕怕的,我们还是会还手。偶尔他也会失控,但我们会找人求助,他也不会跑掉。我们会跟别人告状,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或者,也可以诉求司法委员会来裁决。也有的大孩子比较坏,他们不会待在这里承担后果;跟他们之间也更微妙一些。总之,我们有我们的小世界,大孩子有时会闯进来,惹我们一下。他们有点吓人,但我们并不真的怕他们。我们很有安全感。

我们有自己的世界。我们稳稳地扎根于自己的世界。这是孩子们的世界。

到我十一二岁时,学校更有秩序,也更清晰了。它建立了一整套规则,有了自己的运行程序,而且有了学校大会。大家比较习惯用司法委员会来解决问题了。6年的时间里也建立起了真正的友谊。学校变得宁静,有序。大家相互之间都很友善。偶尔也有些小冲突,但总体来说比较和睦。

我哥哥也在瑟谷上学。他走到哪儿都是个明星,光芒耀眼。不过,我还是我,有我自己的个性。大家了解我,是因为我的本来面目。我也得抵挡一下哥哥的名声,免得它把我覆盖了。但我还是喜欢哥哥跟我在同一所学校,他可是我哥呀。有些兄弟姐妹上不同的学校让我觉得简直难以想象,简直是悲剧啊。手足之间彼此分开——天哪!怎么可能?

我喜欢学校的环境。在不同的年龄,我们最喜欢的地方也不一样。小时候是游戏室;青春期是球场;十二三岁时是秋千架和那个堡垒似的谷仓之间的树丛——我们特别喜欢在那儿捉迷藏。还有就是杜鹃花丛。我难以想象,如果不能钻进那个花丛谈天说地,我们的成长又会是怎样的!我们还经常去廊桥对面的树林玩。那里有一大片岩石,一根大树枝伸向水面,你可以坐在树枝上。还有一座小石桥。

再大些时,那棵山毛榉树对我更有吸引力:谁可以爬,女孩儿中谁爬得最高,男孩儿中又是谁。我们边爬树边聊天,又亲密又美好。有时,我们只是爬到树上,坐在上面看人。池塘那边很美,也很好玩。天寒地冻时,我们在上面滑冰;夏天到了,我们巴望着救生员到位,就可以游泳了。厨房在我们心里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们还常在现在被称为“绿色休息室”的地方玩——它以前叫“图书室工作用房”。我一直以为“图书室工作用房”是一个词,像我们的名字一样,最近才明白它的意思。舞蹈室很大,可以在里面奔跑,还可以在壁橱衣柜里躲猫猫。好像到12岁我还在里面跑来跑去,15岁还在壁橱里躲猫猫。

女孩子们在卫生间里玩得挺多的。瑟谷学校的门都没有锁。所以很自然的是,两个人一起去,其中一个可以把门。糟糕的是,有时你在洗手间时,会有人突然走进来。我们在洗手间聊天,在里面玩转瓶子游戏(译者注:美国文化中流行的一种游戏)。壁橱里也玩,特别是舞蹈室的壁橱。

学校很宁静,也有许多挑战。每天我们都冒许多险。比如沿着池塘边到一座房子(现在已经不在了),穿过学校的边界,到达“校外”——你会偷偷地深吸一口气,跨过那条“边镜”线,继续前进。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途中我们兴许会停下来看看什么,或继续前进,奔向我们的目标——去敲打凤仙花。那边有大片大片的凤仙花。听起来很无聊吧,但我们就是乐此不疲。然后,再走回学校。这是一种冒险。还有一种大冒险是一直步行到诺布斯卡特(译者注:Nobscot——美国麻省的一个地名),得花一天时间。有一回詹娜和我竟然不小心走回家了。父母差点杀了我们,因为我们没跟任何人说。我们中午就到家了。好像是在我们快到家的街道上,有人接到了我们。

有些游戏会一连持续好几周,比如那些在大石头上玩的。首先,你得试着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这可是个大挑战,需要练习好几天才能有点信心。一般是先看别人跳,再跟着学。从一块跳到另一块,再跳到一块,不能着地。整个过程乐趣无穷:看别人跳,树立信心,再自己尝试。旁边呢,要么有朋友鼓励你,说你肯定可以;要么有人嘲弄,说你根本不行。

我们玩白鹰游戏(知道这个的并不多),还有四方形、夺旗、美式足球和踢球(译者注:瑟谷流行的有别于足球的一种球类运动)。四方形来自公立学校,我们弄懂了基本规则,又发明了自己的。现在重回瑟谷,我发现这些规则的名称依然存在,简直让我乐坏了。踢球还曾引发了一起政治事件。当时学校大会要取缔它。那是唯一一次我们全都聚在一起,投票表决,以保证我们的踢球游戏可以继续存在。但有些人对这个游戏有意见。种种理由吧,比如,会造成受伤,因为你要被踢到了可不得了。如果最先被踢到,说明你很幸运,很“酷”。但如果最后被踢到,可就惨了。而且,这会演变成一种侵略行为。有人会把球砸到别人身上,砸得特别重,然后被罚出场外。但他们那个队又让他回去,于是就又有人抗议。或者有人会从两英尺开外把球砸到一个小孩子身上。踢球流行的那段时间,我们一天到晚地玩这个,一玩就是好几个月!

还有一个游戏是,沿着花岗岩楼基脚不沾地地绕着主楼走。这个挑战可是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可以持续很久:你会试着去走,仔细考虑怎么走,观察和谈论那些正在走的孩子,看他们小心地走过,议论那些已经走过去的大孩子,等等。有时我真是难以想象,我生命中的前18年居然有大量时间在练习脚不沾地地绕着一栋房子走!

我们有自己的小世界。我对那儿的氛围记忆犹新:巨大的挑战。每天我们都要迎接挑战。比如今天我在绕主楼走时要表现好一些,或之前害怕的什么事情,今天得去尝试一下。每每大家会一起尝试。

我们都很忙。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拣比较难的事情做。在瑟谷,小孩子们为之努力的事情,总会有大孩子已经做到了,所以你希望自己也能做到,于是不断地尝试,直到完全做到。“再努力一下下”是我们经常对自己说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你就是会发自内心地去努力。比如滑雪橇,你总是会从比较陡的那座山坡滑下,或者来个雪橇跳,或者从更宽的岩石间隙跳过。瑟谷从不死气沉沉,总是充满挑战。

绕着房子走时,并不是说我得比桑迪走得更远些。不是这样的。我是得比自己上次走得更远点。或者,大家都知道我上次只能跳到这儿,这次我要跳得更远一些。我自己也知道自己上次在哪儿,这次得再前进一步。没那么多竞争在里面。踢球有竞争性,也有点粗野。其他都没有。

在校外,我上了一些兴趣班,有溜冰、体操和舞蹈,再后来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对我来说很容易。溜冰一周五六次课,一次2到4个小时。溜冰有竞争性,对我来说有些挑战,但我也很喜欢,因为更多地是在挑战自己。总的来说,我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我更喜欢动脑,动脑对我来说更轻松。瑟谷也有一些同龄人之间的竞技活动,但不多。我不喜欢竞赛,比如跑步比赛,即便在瑟谷也是这样。那不符合我的性格,让我不舒服。不过我觉得瑟谷本来也没有义务培养我的竞争力。

每天一到校,我就去找我的朋友们,跟他们聊天——就只是闲聊,并非要商量今天要做些什么。不记得我们都聊了些什么了,似乎什么都聊:时下发生的事情,你、我、他,等等,一切与功利无关。我们也并不是坐在一起商量如何购买一台新的“任天堂”游戏机。不过对于每天穿什么衣服,我们倒是聊得不少!

举例来说,踢球那一天,我们先到了,晃悠一下,然后有人提议,“来吧,咱们踢球去吧。谁要参加?”我们凑够人数,然后出去开踢。一直到午餐时间可能还没停下来,甚至可能10点开始,下午4点半才结束!午餐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会互相换着吃。父亲禁止我和别人交换,但我还是偷偷地干。父亲说,午餐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所以我们必须吃——他不想让我们用三明治换饼干吃。但和别人分享并讨论吃的很有乐趣。我们并不总在特定的时间吃午餐,不是“好了,中午了,该吃午餐了”,边吃边聊,然后“接下来该干什么了”。我们大概饿了就吃,有时根本不吃。许多时候,我们忙忘了,很晚才吃;或者10点钟吃点零食,下午3点再吃点东西;或者一会儿吃一点点,一会儿又吃一点点。并不是坐下来,像模像样地把整个午餐吃完。根本不是这样。

我常常在回家的路上在车里吃午餐。父亲很生气,因为这样我晚餐时就没胃口了。要不是父亲生气,可能我这么干的次数还要多一些。

在瑟谷,烹饪是件重要的事情。每年都会有些隆重的日子,比如做姜饼屋,我们都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做姜饼屋是个辛苦活儿,也是个严肃活儿,需要集中精力,但很有乐趣。你很难忍着不吃那些正在烘烤的、用来做姜饼屋的饼干。我们聚在一起,干劲十足。最后房子做成了,可真漂亮呢!自制苹果馅饼也是件隆重的事情。还有,每年春天有一次或两次,我们会从早到晚地转动冰淇淋机,给全校师生做冰淇淋。所有人都排队来买。真是春天里的美好时光。这些都是瑟谷的传统活动,是我们翘首以待的好日子。

学校里有时会有大型聚会和野餐。野餐很受欢迎,因为我们可以跑来跑去,在学校里多玩一天(译者注:野餐一般是在周末举行)。而且,美味佳肴,各色人等,像过节一样。

再有就是每年春天在科德角(Cape Cod)的露营。早先我们去过其他地方,后来去科德角成了一个传统。我们早早地期待着,谈论着。从12岁开始,每年我都去,直到离开瑟谷。

野营让人兴奋。我们比平时相处得更好了。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去,冲突减少了,冒险变多了,环境也大不相同。似乎为了生存大家都变得无比团结。有一年秋天突然下雪了,我们不得不回去。野营时,我们的独立行动更多,整个夜晚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谈天,说鬼故事,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我们互相偷袭,在男孩和女孩的帐篷之间玩些小阴谋。再后来,还玩转瓶游戏,踢球,踢易拉罐,吃零食。很小的把戏也都变得乐趣无穷。

我的兴趣有些是自发的,有些是受别人影响。约翰·泰森在那儿的时候,我们上了一段时间的方形舞课。有舞蹈老师时,我们就上舞蹈课。还有法语课——不记得是我们自己组织的,还是有老师来,我们就借机上了。我参加过许多竞技活动,也做过复活节彩蛋。有一阵有人教做蜡烛,我就学会了做蜡烛。还做过皮革制品。

有时我们会去上课。我一直有一股内在的压力,那就是如果我在认知上落后的话,可能会被责难。没有人强迫我,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如果我最终没被责难,那是因为我的努力。我知道,我们得达到很高的标准,也许压力是从这儿来的。大多时候,你倒也不会去理会它,因为我们太忙了。但偶尔,我会担心自己比不上那些公立学校里的孩子。我一直有些校外的朋友,和他们一起上过体操课,一起学过轮滑。我不想落后于他们,因为我想证明,瑟谷学校的孩子是很棒的。

我觉得,在瑟谷长大有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就是你得证明这种模式是可行的。每个人都会问我一大堆关于这个学校的问题,还有,“这种模式怎么可行呢?”你怎么回答呢?你才6岁,你怎么能说你一定能上大学呢?你怎么好说,“我没学过任何基础知识,我在练习绕着楼房走”。而且,总是听人解释这个学校挺累人的。但另一方面,我喜欢瑟谷,特别希望它能成功。我爱它。

我一直有点担心,瑟谷作为一个机构是否能长期存在下去,总感觉它好像随时会解散。我也能意识到,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彻底自由的学校”,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瑟谷时,他们会慢慢地理解它。所以,我们一方面担心学校解散,另一方面也希望它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我还担心,哪天学校关闭了,我不得不去公立学校。

这是我们那一代的负担。所以,露西亚教我写字时我特别认真,后来还自学了莎士比亚。数学我是从另一个学生那儿学的,特别奇妙,我真的都懂了!我还学了法语。对我来说,上课很重要,因为我希望自己是“正常”的,希望自己不要落后,也希望我那些公立学校的朋友们看到,我也在上课。因为我觉得如果在上课的话,对别人解释瑟谷就容易多了。

上课这件事有时比别的事情更突出一些。但工作人员觉得我们在课堂上学的那点东西是小打小闹,而外人又觉得我们上的课太少,没学什么东西。我一直在这两种感觉中摇摆,为学校和我自己的形象而纠结。

举例来说,我一周大概会上两堂拼写课,分别为30和45分钟左右,还学一两次数学。当然,不一定是同时进行的,也可能同时学3到4个科目。总之,我一周花在课堂上的时间大概为四五个小时。我上课更多的是为了自我辩护,而不全是内心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我是有点尴尬的。我能感觉到,有些人觉得在这种环境里上课有点虚伪。

课堂很小。不是40个孩子坐在一起,一节课40分钟的那种。我们全部时间都是在学习,不像传统的课堂,花10分钟安顿下来,10分钟检查前一天的作业,10分钟学习,10分钟结束。我们45分钟全是在学习。

我们从没觉得,让工作人员为我们花时间是给他们添麻烦,总感觉成人好像有无限的时间和资源为我们付出。有些烹饪课一连上好多天。我从来都没觉得,我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我学会了法语。一上大学,我就通过了法语免修考试;数学也还不错,所以只需要上一门数学课,另一门不用上。我的意思是,需要会的东西我都会了。也有一些好玩儿的课,比如阅读,课上我们会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和《蝇王》,并一起讨论。我曾以为我们落后于公立学校,但整个大学期间,总有人跟我说:“天哪,你读了那么多书!”事实上我的阅读量并不是特别大。上大学的第一年,大家都觉得我饱读诗书,挺搞笑的。

我在瑟谷从没觉得无聊,没有一天是无所事事的。相反,我忙死了!人们总好奇一点,就是往届的毕业生回来时,会不会告诉我们,生活将是怎样的。答案很简单,“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在生活。我们不用去想象生活“将是怎样的”。

人们谈起他们的童年,要么是我很开心,要么是充满了创伤和冲突。所有的冲突都跟关系有关。我和其他孩子之间也是这样,有过许多严重的冲突,哭闹,打斗……你能想到的一切。但总的来说,我的童年过得相当不错。11岁时,我希望我永远都是11岁。我很快乐。有些时期困难些,比如青春期,而且因为学校很小,就更难一些。

人们有时还会说,从来没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恰恰相反!18岁以前,我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而且我从没觉得,我不能做我想做的,虽然我知道许多人都有这个难题。

许多年来,我一直听到说,瑟谷会教给你“责任”。而且我可以用优美的句子,向你解释它的意思,以至于你会觉得我完全明白了:“瑟谷通过给你自由,让你为自己负责,并遵守学校设定的如社会法律般的规则,来教会你什么是责任。”然后有一天,大概9岁或10岁吧,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白了“责任”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一直像使用自己的名字一样使用它。实际上,“责任”二字正是可以用来概括瑟谷精髓的词。我终于明白了这个词的意思——这对我来说可是个大发现:哦,老天,他们说的“责任”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其实一直在行使责任呢,只是不知道,责任就意味着我在做的那些事。我想我肯定一直在揣摩那个解释,还有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有一天,我顿悟了。

这是你在瑟谷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曾把这个讲得很明白,这样你就没法怪罪他人了。这也是在瑟谷上学的最大挑战。对小孩子来说并不难,因为小孩子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们喜欢为自己负责。6岁的孩子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探索整个世界,喜欢忙忙碌碌,喜欢做事情。昨天跳过的沟今天不想跳第二次。

但若你是个青少年,对自己不太满意,又想获得认可,你就会想把你自己身上的不喜欢的那部分归罪于别人。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让你自己完全为自己负责简直让人愤怒,让人焦虑。

打小在这儿上学的孩子一直忙着自己的事情,对事情本身的意义,却要大些后才明白。外校转来的孩子刚开始都觉得学校大会很奇葩,但一直在这儿上学的孩子觉得很正常,虽然也不完全明白它的意义——他们也要再大些后,才能慢慢明白。我一直觉得学校大会是个公平正义的机制。4岁时我就知道,我有投票权。我知道这是一个大会,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管理学校的运行,并投票表决。司法委员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能在这儿得到解决,一般都是比较大的事情。与我相关的话,我多半会去。即便六七岁的孩子,也会为了自己的立场去游说。

我一直感觉,周围的大人们拥有着无限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管理着学校的正常运行和行政事务。成年后,我才吃惊地发现,大人并不具备无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而当初,我周围的大人一直给我那种感觉。

我被告过一次,也可能是两次,怪吓人的。不记得是为什么了。可能是制造噪音,或者是穿着紧身连衣裤跑来跑去,大声尖叫,抑或是连续3周穿着同一件紧身连衣裤上学。

我也可以告别人,但打小报告多少会被同龄人不耻,会被认为是“告密者”。不过,只要愿意,我们当然可以起诉别人,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我们写申诉书。要是看到一个12岁的孩子打一个6岁的孩子,我肯定会当场制止,然后申诉,或帮那个小孩子申诉。

我跟所有的工作人员关系都不错。工作人员有两组,我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太一样。一直都在的那些人就像父母,所以我有许多“父母”呢。相比自己的父母,我更愿意找他们,因为他们对我的态度更客观。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甚至比跟自己的父母还要好。这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

再大些时,学校来了些新员工。我跟他们相处得也很好,跟其中有些人非常亲密。如果你是个老学生,你会发现,新员工刚来时就像刚来的学生一样。他们成天和孩子们泡在一起。他们也会想:我该做些什么呢?记得我偶尔也会担心,有些新员工会把学校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东西破坏掉,比如它的声誉。学校一直在积极努力,希望人们能认真看待它。偶尔我们会有60多岁的工作人员,让我不敢完全信任,因为他们似乎不太在乎学校的形象,让我很担忧。

我觉得工作人员必须爱孩子。看得出来,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爱孩子。工作人员还必须拥有真正的自信,否则如果有孩子跟你说,“去死吧”,或者,“你说的根本不对”,你会受不了。你会忍不住想说:“瞧,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我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得有足够的自信,这样当一个孩子说你完全不对时,你才不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你还得放手让年幼的孩子为自己负责,而不是包办。要允许孩子犯错,并承担责任;鼓励他们尝试,即便他们做得不完美。工作人员自己也得有责任感。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为孩子们树立榜样。在瑟谷,孩子们从榜样身上学到了许多。他们通过犯错误来学习,但肯定也需要榜样的力量。他们还需要一致性。

玛格丽特·帕拉既尊重孩子,从不居高临下地跟孩子讲话,也希望孩子们有规矩。我特别喜欢她。她充满爱心,教育我要自尊自爱,要有责任感。她说,你想做饭就去做,但做过之后一定要收拾干净。每个人都得这样。累了也得收拾,不然你就麻烦了,因为她再也不会想跟你一起做饭了。她跟孩子们之间足够亲密,所以也敢这样来威胁他们。她不会利用你们之间的关系来操控你,但却很善于运用关系的分量来达到教育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我尊重你,你尊重我,你知道我在乎你,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但你这么对我是不礼貌的。如果你也在乎我们之间的关系,请不要这么对我”。

工作人员由我们自己投票选举,决定是否留任。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是受不了这样的。我喜欢终身制。实际上,孩子们会选出优秀的员工,他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即便6岁的孩子也是。我们会花许多时间来仔细思考,互相讨论。即便只有6岁,我们也知道,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权来作决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觉得自己跟12岁的孩子有任何不同。

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个大人,从小到大都是。不是说我已成年,而是我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不是个小孩子或者大孩子,而是“我”。就是说,“我,不只是个6岁的孩子。我就是我,一个拥有投票权的人”。我并不比旁边的那个15岁的孩子或成人弱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正常,特别是在学校大会上——有时我会去参会,为我支持的事情投票,更多时候会弃权,有时也很久都不去。不是因为大会裁决与我无关,而是我实在太忙了,没时间去参与投票或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在瑟谷一共待了14年,然后觉得是时候离开了。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这是个艰难的决定。虽然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我觉得需要某种形式的改变,即便不知道为什么或是什么。我当时有点青春期孩子的身份识别危机。大概考虑了1年吧,我最终决定离开,去上大学。

在这儿都待了14年了,还得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来获得文凭,这个让人有点尴尬。但重要的不是这一天,而是通向这一天的一切。所以,很难说这一天或论文本身有什么意义,因为大家都了解你,知道你是怎么回事,难的是诉诸文字。

不过对我来说,这一天确实很有意义。那些看着我长大,又看着我决定离开的人们都在场。大家给了我涌泉般的爱和支持,让我感动不已。这一天是个高潮,也是个焦点。 IyO2wRR8q9P8mOViZzpUg4CfzF33cvIWKTYBPmyrzpxpCTUg5nfzijLfkWpBOo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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