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时就读过《夏山学校》，觉得那儿真是太棒了。在一个孩子的逻辑里，能做自己想做的，按自己的爱好和渴望做事，简直太理想了。所以瑟谷对我来说是很正确的选择。妈妈也坚信瑟谷的教育方法是理所应当的。我的成长环境让我有很强的求知欲，家里也一直鼓励我自己独立做事情。所以我很习惯自己规划时间，做想做的事情。瑟谷的模式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

我一直都觉得公立学校的教育有点蠢。在学校里学习是一回事，到了社会上又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而瑟谷本身就是个真实的世界。

1968年夏天，我来到瑟谷。一来就觉得瑟谷很不一样。首先，这里有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我们觉得自己像是开拓者，如同最初的新教徒一般——每个人都是如此，包括工作人员。其次，学生可以自己制定课程，虽然后来这个做法被否决了。当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实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学生这样的无组织性。最后学校的所有人都意识到，教育应当源自学生本身——即学生发自内心地向往学习并且说，“这是我想要的”，而非被动接受学校提供的课程。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经过第一个学期关于课程的分歧之后，不知怎的，瑟谷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当时有许多孩子相当叛逆，搞出许多事情来。他们不在时，学校感觉更正常些，像个由很负责的人们组成的社区一样。我的印象是，不管你是否学习，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要自主。某种程度上，瑟谷视孩子为成人，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决定自己想做什么。

大家都非常友善。我们聚在一起讨论怎么上学，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还不到开车的年龄也没有车，所以得拼车。我们总在一起商量：谁要去哪儿，什么时候，坐谁的车，等等。这让大家非常团结。另外，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结交朋友。我跑来跑去的，跟许多人打交道——如果你喜欢交朋友，肯定会这样。我跟其他的孩子交朋友，也跟一些工作人员成了朋友——其实也没什么区别。我不觉得工作人员是“老师”。

大家也都很有界限。我经常泡在二楼那个“有花的大厅”里。我们弄了一个自己的“基地”，非常舒适，像个安乐窝。我也会去其他的房间。想独处时，我就去二楼的一个小房间。房间在那栋楼凸出的地方，很安静，采光也很好，就在楼梯边。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去外面。

我很喜欢一点，就是校园是开放的，你随时可以进出。这意味着你不是在“监狱”里。我们会去比较远的地方，比如参观DeCordova博物馆，去加德纳博物馆听音乐会或去波士顿的各个博物馆游览。我们会坐公交车，或问工作人员的意见。不记得学校里曾有什么规则规定谁可以去哪里。有车的什么人——多半是工作人员，说他要去什么地方。消息很快传开来，然后谁想去就都跟着去了。临近毕业时，我更独立了，有时会自己出去。我记得曾独自离校，去我想去的地方做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固定的日程，每天都不一样。许多时候我都在跟人交谈。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们议论他人，比如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也谈论政治和音乐。我记得曾坐在舞蹈室里，听披头士的《白色专辑》或 Sergeant Pepper （译者注：披头士的代表作专辑之一）。当时那些专辑刚刚出来，非常新潮，很是离经叛道。我们一帮人坐在那里，听得如痴如醉。

基本上，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跟人聊天，另一半的时间给了阅读和音乐。我博览群书，涉猎甚广。记得我曾在学校里读梭罗，真是很“得体”呢。

我自学了吹竖笛，是从12岁开始学的。那段时间，我和佛罗伦斯每天都在那个“有花的大厅”里吹奏巴洛克音乐。她吹长笛，我吹竖笛。

我开始发现艺术是一种情感，但也并不全是情感。我一直都热爱艺术，记得在公立学校时，我就去旁听过高年级学生的艺术鉴赏课。但在瑟谷，我开始投入到艺术中——艺术成了我的一部分。我在艺术室做了很久的木刻。后来我发现自己对艺术史一无所知，于是开始看艺术史方面的书。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事情，似乎没跟任何人说起过。

瑟谷给了我充裕的时间，让我的兴趣自己浮出水面。当你坐下来画画时，你不仅仅只是画画而已，你会思考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任何创造性的活动，或人们进行的每一项活动，都需要大量的思考，包括阅读一本书。你并不仅仅只是读而已，还要思考你所读的内容，否则就是在做无用功。瑟谷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让我们休息放松，让内心本来就有的东西浮出水面。瑟谷也给了我们思考和内省的时间，让我们发掘自己真正的创造力所在，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不做无意义之事。我说这话并不是傲慢。但是就是这样。即便聊天我们也不是瞎聊。我们笑得许多，但并不喜欢游戏。哦，有件我们做过的“琐屑”之事是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打开电视，看里面的烹饪节目，然后吃午餐。

总的来说，我对生活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是浪费时间的。记得我当时还有点担心自己没有进行“正常”的学习，但也没焦虑到去采取措施。很显然我是自信的，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对当时的自己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瑟谷的氛围很温暖，但某种程度上也很“严谨”。我们总得向别人解释为什么在这里，所以不得不思考并相互谈论：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就像活在显微镜下一样。要是被某个善意的人士盘问了，我们过后会心有灵犀地笑：他们都问些什么问题呀？他们怎么能问这些呢？那得有多蠢啊！这是我们相互连结的方式。

学校大会我几乎一次也没落下，我想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记得有一次我提出要钱买一个丝绢网，大会同意了。我还记得有孩子因为打搅别人而被起诉。有人吵吵闹闹地告状：“谁谁谁惹我了，弄我这儿了，那儿了……”看那些十来岁的孩子们练习“使用”这个体制特别有趣。一个10岁的孩子会对另一个10岁的孩子表达不满，他们完全知道怎么“使用”这个体制，看起来很好玩。记得那些小孩子们特别可爱。你坐那儿时，可能会有个小不点跑进来，然后你会给他讲正在发生的事情，像对待其他任何人一样。

在全校面前进行论文答辩有点吓人。但它很有意义，因为毕业算是个试金石，象征着你完成了“学业”，可以离开瑟谷了。 W88ag0bm0iqb/ckI3hSDsnnobjuvh1kj2Afj4ujXEU2gy0oMGspJYzj/DS76kx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