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很早就开始给我洗脑。他们跟我说，当地的公立学校多么可怕，孩子们一天得在椅子上坐6到8个小时。要是未被允许，他们都不能随便活动或上厕所。对一个超级活跃的5岁小孩来说，这些听起来简直像地狱一样——确切地说，像第九层地狱。我还清楚地记得，大概6岁时，我收到了本地公立学校的一封信，信上说：“我们非常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学生。”我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瑟谷学校要成立了。所以，尽管从没去过公立学校，我已经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张“福尔森州立监狱”的豁免券了。

我知道，我和妹妹要去一所另类学校了。在那里，没有人要求我们必须做任何事情。我们还是可以跑来跑去，做我们喜欢的一切。那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生活。我可以继续做个孩子，到处晃荡；而不是去公立学校，把时间分成一段一段的，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对我来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简直就是受虐。我可不想坐下来。我很好动。小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度过，冬天也是。我觉得坐那儿不动根本就不是孩子。孩子的天性就是跑来跑去的。在小孩子看来，大人们似乎总是又疲累又迟钝；而且你会感觉，有一天你也会变成那样。所以，趁着年幼有精力，一定要好好玩儿个够。

学校比家里更“酷”一些，因为可以跟别的孩子玩，可以有许多朋友，还有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项目。比如停车场北面有一些很大的石头，我们称之为“岩石”。我们在那些石头间跳来跳去，玩各种游戏，把它们当成宇宙飞船或别的什么东西。

校门口的车道两旁曾榆树成荫，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必须把它们砍掉。我们把那些大树桩留下来，堆在一起，弄成楼梯的样子，在上面玩了很久，直到它们全部腐烂。那批树刚倒下来时，我们也在树上玩。有棵树的中间被灌满了水泥。想来那树应该病了很久了吧，然后有人在中空处填上了水泥。当时我们看了都觉得很奇怪。

我们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绕着主楼走，踩着花岗岩楼基的边，不能着地。有些地方只有大孩子才做得到，比如必须手搭着手才能过去的地方。这必须要长到足够大才能做到，因为那些地方真的很难过去。作为小孩子，你会尽力去尝试，做到自己的最好；再大些时，就能做到更多了，直到最后可以脚不沾地地绕过整个楼房。感觉没有成年人知道我们在干啥。我们干的许多事情都是有点危险的，既挑战身体，也挑战勇气。

大孩子们喜欢踢足球。米奇会召集大家：“你们小朋友们也来吧。”当时我们只有6岁，而他们是十六七岁。小朋友组成一队。米奇叫我们挤在一起，冲向对方球队里持球的那个。特别有意思，跟一般的玩法完全不同。我们就像一群小疯牛一样，紧紧追在一个大孩子的后面。当然，总会有人不巧正好将球踢到了一个小朋友的脸上。于是就有人喊：“暂停，暂停，大家暂停！”所有的大孩子都围过来。被踢的那个小孩子却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了——因为球打到脸上并不会真的受伤。你只是受了一下惊，然后游戏继续。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坚强。后来，等我自己长成了大孩子，和小朋友们玩同样的游戏时，我才意识到有多难。因为你必须时时避免打到小孩子的身上。有时一不小心，球还是砸到一个小朋友脸上了。你得赶紧跑过去看看，是不是把这孩子给砸坏了。好在他很快站起来了，你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你会想起来：噢，我这么大的时候，有时一天被砸两次呢，没事儿，不要紧的。

我们在树林里玩得很多，尤其是冬天，那里有最好的滑雪道。现在看来，一个6岁孩子跟另一个6岁孩子单独拿着雪橇去树林里滑雪有点太大胆了，但在当时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你不必告诉别人，你要去校外——总有一群群的孩子结伴去那儿。可能有些青春期的大孩子是知道路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似乎“同伴”里总有些比我们大许多的孩子，而且树林里也总能看到其他人。

学校里到处都是极好的藏身之处。我们玩各种捉迷藏游戏。谷仓那儿特别棒，有种离群索居的感觉，没人能听见我们在干什么，像个秘密世界。成人一般不在那儿，他们大多待在主楼那边。谷仓的地下室、主体和阁楼合在一起，是玩打仗的绝佳场所。而且，有好几层可以藏身，是极好的私密世界。后来，阁楼被认为不安全而限制进入。这在我们看来简直太可笑了。因为我们早就学会从窗户钻出去，爬上屋顶。认为阁楼只有一个出口，所以很危险，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可笑了——我们玩儿的就是找到尽可能多的出口。

那个不复存在的迷宫一样的沼泽地，也是个其乐无穷的地方。我们会尽量避免陷下去，但往往不成功。我们也爬到树枝上玩。那种地方，显微镜能派上用场。舀上一杯水，往显微镜下一放，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呢，一天都看不够。发现一个浮游生物，拿移液管挪到边上，用显微镜一照，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蚊子的幼虫和其他奇奇怪怪的叫不出名字来的小生物们。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沼泽地里的生物比池塘里的生物还多一些。这比上一堂生态课还管用呢。

肯是个小头目，带我们玩了许多有意思的项目。他比我们大5岁，是个极具创造力的孩子。有一天，他对我们说：“嘿，你们知道那边有个好地儿吗？”大概是学校地下室的锅炉房后面的小空间，没人曾想过去那儿玩。然后一下子，它就变成了每个人的藏身之地。我们全躲在那儿玩。突然有一天，工作人员发现，我们正在肯的指导下在那儿做烟花或别的什么玩意儿。他们吓坏了，“哦，老天，你们不能在这儿玩，这儿离锅炉只有10英尺，你们居然在这儿玩烟花……”

我和另外几个孩子在吸烟室里待得也挺多。那时我六七岁，对那些边抽烟边谈论摇滚乐和迷幻药的大孩子特别感兴趣。我们坐在那些漂亮的青春期女孩儿的膝盖上听她们聊天。这些女孩儿有点像妈妈。没人担心我们会被带坏，或我们那年仅6岁的小耳朵到底会听到些什么——这是对我们的极大尊重，相信我们可以处理所有那些信息，而不会变坏。他们做什么都不排斥你在旁边。现在想来，对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旁边总有个6岁的小屁孩问这问那的，并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但他们对我们真的很包容。作为小孩子，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

听那些孩子讲述自己的故事特别有趣。他们都是些非常前卫的、胆敢在学校里啥都不学的孩子，说起话来有意思极了。他们谈论那个年代的音乐，让我们深深为之着迷。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音乐依然是67年至70年这个时间段的，也就是我当时的偶像们喜欢的那些。我时不时地还去回顾一下，感受一下当时的强烈情绪。

尼尔喜欢搞怪，让我记忆犹新。小孩子们都喜欢他，是他的忠实粉丝。学校里有一架旧钢琴，音槌下面卡着好多图钉。他和达里尔会上去弹一些白人音乐，听上去特别美。偶尔他会说：“咱们干嘛不来点马路音乐呢？”于是亮开嗓门就唱。他极富创意，绘画、作曲、唱歌都很拿手。有时他会问我们：“想让我带你去鸟国吗？”我们说：“当然。”他就一把把我们举过头顶，像个疯子一样穿过校园或绕一大圈回来。我们像是他头顶的飞行器。有些大孩子还喜欢跟我们玩“轰隆隆”的游戏。就是我们爬到一个大孩子的背上，把他扑倒；等他爬起来，我们再扑上去，把他放倒……

那时我们喜欢打水仗，还做过一些离谱的事情，比如把许多杯水放在门口或互相扔“黏糊”——湿纸巾。有一次我和卡梅伦把饮水机里的纸杯都打了洞。结果大家喝水时，水全都溅到衣服上了。肯有一回带了个注射器来，是给牛打针的那种，一次可以吸两杯水，快速推进的话可以准确射到30英尺开外的地方。我们一堆人挤在一起，互相掩护，中间的那个人拿着注射器，从前面的两人之间突然射出去，一下子射中房间另一头的人。那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被抓住了，有人提意见，说注射器不应该带到学校来。我们反驳：水枪是不能带到学校来，但注射器应该可以，注射器是农业相关的。

肯干过的最聪明的恶作剧，是在地下室搞了个水泵，将电线穿过厨房，绕过门框。他站在厨房门口，假装跟人聊天。然后时不时地，就让两根电线悄悄碰在一起，水泵就启动了，一股水柱不知从地板上什么地方突然射出来，溅到某人身上。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大家都不知道水从哪儿来的，跑来跑去地想弄个明白。最后，罗恩根据漏水的线路，找到了地板上的出水口。他趴在那儿，想仔细地看个究竟。就在这时，肯又启动了水泵，水一下子喷得罗恩满脸都是。肯这才告诉了大家，他是怎么做到的。

肯还用垃圾场的废料装了一辆可以跑起来的汽车，里面有一个史蒂倍克散热器、一个可以工作的引擎和一个方向盘。加速器是根绳子，要用手拉。后面有个拖斗，看上去像个皮卡车。所有的安装工作都是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完成的。由于还没到驾驶的年龄，肯只能在校园里开这辆车。他让我们坐进拖斗，带着我们兜风。我们高兴坏了。

然后是橡皮泥岛。所有物件的尺寸为6英尺到1英寸之间，用造型黏土做，不用烧，也不会变干，所以可以重塑。艺术室里的那张大桌子慢慢变成了我们的“橡皮泥岛”。孩子们坐在不同的位置，有各自的“地盘”。整个像是旧式西方与20世纪的结合。肯还制定了一套规则。他是个机械师，造过那个皮卡车。在橡皮泥岛上，如果你想要有辆汽车，必须有一个发动机、一个化油器，还有火花塞、风扇和风扇皮带——整个是个完整的清单，否则就不够真实。事实上，肯还真在一家叫普略特的汽车厂给人造过汽车。他会画图纸，照着图纸造了一些迷你型的普略特汽车卖给小孩子们。卖来的钱也是橡皮泥岛的“造币厂”印的。达里尔负责印钱。我记得好像还可以拿两毛五的真币来买橡皮泥岛的“钱”。因为肯真的从中挣了一块钱。肯卖的是普略特小汽车，他弟弟迪伦有一辆更拉风的DW跑车。普略特汽车主要是用来拉货的。

但是接下来，肯会感到无聊。你会发现他一下子造出了1000个小人。你会想：“怎么回事？”然后突然之间，这些小人儿人人都有了一支小步枪。他让这些小人儿攻击所有的邻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要玩大型战争，所有有地的人都得参与进来。战争经常发生。我自己不参战，但会去每一方，听取他们的作战计划和策略。孩子们每每花许多个小时来玩这个。肯的诡计是趁大家不在时，一下子造出1000个小人来。看起来就像他辖区里的人口爆炸了一样。有一次，他厌倦了传统的作战方式，造了一个巨大的工厂来制造大型机器。这个工厂造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推土机，把他不喜欢的人和他们的房子全都推进了大海。肯有个想法我很认同，就是一直处于和平状态挺无聊的。

肯嫌卖普略特汽车不够赚钱，就在岛上又建了一个炼油厂——这倒是挺现实的。他完全是照一本讲炼油厂的书来建的，我们也正好了解了下炼油厂是怎么回事。后来他还卖汽油，因为有了炼油厂，就可以给普略特汽车加油了。我们简直造出了一个完整的缩微世界，非常迷人。这个完整的世界还特别艺术，因为一切东西都是手工制作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社会形态是不断进化的，从狂野的西部到20世纪……肯很前卫，像个现代拓荒者，所以这个世界里也充满了现代技术元素，让我想起了一部老电视片，叫《荒野西部》——一部关于西部的科幻片。

多米尼克长大后成了一位入殓师。还在青少年时，他就非常迷恋尸检和各种与医疗有关的东西。他会把牛头、猪的胎儿或死猫等任何他能弄到的这类玩意儿拿到学校，解剖给我们看。我们也学着解剖一些小东西。他把牛头骨切开的情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你可以看到大脑和里面的一切。他会给我们解剖牛眼睛，解剖后可以看到晶状体和后面的视网膜，非常真实。我还记得猪的胎儿和牛头骨的样子，因为它们太让人震撼了！有解剖的时候，整个校园非常嘈杂，我们都跑去看。多米尼克穿着他那件白色的手术服，汉娜站在旁边告诉他从哪儿切开。

有些活动是一年一度的，像个特别的节日。比如自制冰淇淋，一般是在春天的某个暖和的日子。从某天开始，我们突然发现，冰淇淋机器出现了，玛格丽特忙着搬黄油、糖和奶油——她最喜欢的那些配料。所有人都来了。大家排成长队，等着挖取原料，然后做成圣代冰淇淋给别的孩子。一般头天大家都会知道，所以会带着钱来买。赚来的钱会给学校的“烹饪公司”买个烤箱或别的什么东西。

学校早期几乎没什么规则。基本的几条是：不许打扰别人，不许打人，不许干扰别人的工作，不许在阅览室大声喧哗。我记得当时很兴奋，好像一下子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基本规则就像《十诫》，适用于每个群体里的每个人。除此之外，学校非常包容。基本上，你是完全自由的。你尽情地舒展自己，你是学校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旁观者。那种感觉真让人兴奋。再大些时，我发现这更多地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学校运作的方式，因为孩子们肯定会变。像我到青春期时，就发现自己变野了些，而有些孩子却变得更保守了。作为一个自由学校，它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它的文化也一直在变。它是流动的。

那时候，我们总感觉自己有大把时间。大家还不知道怎样去办这样一所学校，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学校大会上讨论问题，包括创建司法体系。我们还不清楚如何让这一切都有效地运转起来。我个人觉得这个过程很是让人兴奋。学校大会有时从1点开到5点，第二天继续，1点到5点。一周里可能有两三天都在开会。

后来，学校的氛围有了些变化，有了更多的责任感在里面。之前，没人想过让学生来打扫卫生，或做类似的事情。这些都由工作人员来做。后来他们意识到，不能由他们来包办所有的事情，我们又不是一群小婴儿，大家才开始有了公民责任感的意识。学校也有了更多成人的感觉；而不像早期，更有小孩子的感觉。再后来，学校变得更现实了。孩子们也需要去理解别人，或参与学校的运作。我觉得后面可能更健康一些。

对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会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比如能否在学校里开糖果店。有个孩子拿一个闲置的壁橱开了个糖果店——我们也确实都想买糖果。后来，有人开始觉得，让某人用学校的壁橱来赚钱，同时还搞坏别人的牙齿，并不是一件好事。我忘了把它关闭的确切理由了，好像是，学校不是自由商业区，不是用来给有商业头脑的孩子来赚取同学钱财的地方；学校也不是用来给一个12岁的孩子做糖果生意的地方。这个大辩论持续了很久。结果是，那个孩子不得不关闭了他的糖果店。

大家相互之间都很友善，交朋友很容易。和其他孩子一样，我有一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们干什么都在一块，有时好得不行，有时又闹得跟仇人似的，有点像婚姻——那个人总是很容易惹毛你，但你还是一直跟他在一起。

玩游戏我们是一阵一阵的。有时突然之间会流行起什么来，比如有人把一套克里比奇纸牌板带到学校，教其他孩子打牌。然后一下子，每个人都在玩这种纸牌，一玩就是1个月。纸牌有点竞争性，但是是健康意义上的竞争，而且所有人都在玩。因为新鲜刺激，让人兴奋，况且也就流行一时，所以你肯定想玩得很溜，玩出自己的最高水平来。

时不时地，我们会玩点来钱的，一个点1分钱或2分钱。有人会输得很惨。刚开始一个点1分钱，然后涨到2分、4分、8分、16分，甚至32分、64分。这样，到100个点的时候，你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游戏结束时，有人居然会输掉7美元。有一次，罗恩和米奇两人玩。玩到最后，他们发现罗恩欠米奇25美元。罗恩气疯了。他拿起纸牌板，使劲砸向天花板。那个被砸的痕迹现在还在。看到它，我们就想起罗恩。那是玩纸牌来钱的教训，哪怕是从很小的钱玩起。不知道罗恩最后付了钱没有，但想来真是有趣得很。

赌博是我们干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学校的非正式规则是，桌面上不能有钱。于是我们就用口袋里的钱来赌，这样即便有人进来，看起来我们也只是在玩扑克或21点纸牌而已，没玩来钱的。说实话，来钱比较有意思。玩21点不来点钱简直是荒唐。

我觉得，游戏有多重意义。玩牌跟运动某种程度上挺像的，都是社会性的活动，都必须做到完全公平。我们在玩耍中自然习得了与人相处的能力。我们得自己制定规则，规则必须公平，否则没人参与，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愿参与的。如何与人合作真的是很重要的教育，也是很难向别人解释的瑟谷的一部分。因为看起来，你好像并没有专门去学习这些技能。你只是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它就发生了。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很懂得怎样与人相处呢。

我从没真的考虑过，我在受教育。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人为地去“受”教育。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一天天地变得更聪明，因为你每天都在学习。不可能变笨，除非把你脑袋里的东西擦掉。比如，你今天跟一个人讨论一个话题，明天跟另一个人讨论另外一个话题，慢慢地，你会明白所有的事情。

访客们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敌对分子（估计其他孩子也这么觉得）。他们带着许多世俗的观念来到这个学校，很快就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异类。他们问的那些问题充分表明，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好像一个苏联人到了美国，问大家：“那秘密警察敲你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我觉得他们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这个学校的理念。他们会问：“你们有哪些课？”你会想：“哪些课？我们压根儿就不上课，你知道的。你看，我们这儿连教室都没有。”然后他们又问：“那你今天都学了些什么呢？”我们会想：“我今天都学了些什么？噢，你说什么呢？”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么学习的，不是今天去了图书馆，学到了什么知识。我们并非一门课一门课地来学习，而是以一种更有机的、整体性的方式在学习——跟你在工作中的学习很像。假如你的主管每天都跑过来问：“你今天学到了些什么？”你多半没啥好说的。但6个月后，你会突然发现，你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了。你做做这个，做做那个，慢慢地，碎片会整合成更大的图景。等你真正掌握时，你会发现，你是从许多途径学习的：书本、与别人的交谈、长期的经验……根本就分不清楚。比如，我6岁时就会详细地描述蒸馏器的工作原理，因为我跟肯在一起时看他弄过。他并没有坐下来对我们说：“蒸馏器是这样工作的。”他做了一个蒸馏器，我们都在旁边看，看的时候问这问那。几周之内，我们就把蒸馏的程序搞得一清二楚。我们没上化学课，只是看一个孩子做，就全弄懂了。肯也不会停下来跟你仔细解释。他做他的，你在旁边看，然后你就都明白了。

不过，整个童年阶段我都能意识到：瑟谷学校是个尝试，我们是去那儿上学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那些满怀敌意的成年人明确地跟我们说，你们最好学点什么，不然整个试验就失败了。

不记得我们怎样“学会”了阅读。因为从没看到大家上阅读课，但我的朋友们一个一个都在看书了。我也不确定，学阅读和学说话是不是那么不同。你不用给婴儿上会话课，他们还是会学会说话。如果你周围有许多书，也总有孩子给其他孩子读书，耳濡目染，你自然就会了。学习烹饪我倒是记得，比如你会学着做一个苹果派。但是，跟玛格丽特一起做比一个人做好玩多了，所以你总是学不会——这样可以让她一遍又一遍地教你，因为跟她在一起实在是太开心了！

至于摄影，我倒是坐下来读了许多关于摄影的书——大概有一个小图书馆那么多，还自学了暗房的活儿。总之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摄影上。我一直想长大了拍自然纪录片。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拍一只蚁丘上的蚂蚁更酷的了。

那之前我还从未自己做过什么东西，家里也没什么工具。我就去木材店里，跟店主说：“我要做一个暗室。我想把这个东西撕下来，放这儿；那边放几个柜子，这边装这种架子。”我根据书上看来的知识，在脑子里设计了一个小方案。店主帮了我——那也算是我唯一上过的真正的木工课。我没什么钱，就在盥洗室里放了个放大机，桌上搁了几个托盘。其他的都自己想办法做。我们找来一些旧木头，把上面的钉子取下来，再铺上塑料贴面。这样下来，成本很低，一共只花了40美元。为了凑够这些钱，我开始给学校周围的人洗照片和校样。许多小孩子开始没事儿就在旁边晃悠，学习洗印照片。大概从13岁起到离开瑟谷，我每周至少在那儿冲印2天的照片。我越做越熟——对于摄影或其他任何艺术形式，别人可以教你的只有那么多，其余的，必须自己学。那时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算不上佳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技术越来越好。到十七八岁时，我的作品已经能与专业人士的相媲美了。

通过学校介绍，我跟着一个人做了一段时间的学徒。他人很好，很喜欢瑟谷的理念，也愿意收我作徒。他教我专业的冲印技术，我每周给他工作3天。我们一天到晚地冲印。那些照片都是专业摄影师的作品，所以我从中也明白了他们是如何拍摄的，并开始跟他们碰面。从师父那里，我对做生意也有了一些了解。那一年，他和另外几位艺术家一起住在一套神奇的阁楼里。那段时光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了那么多音乐家和艺术家。虽然他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但他们让我认识到，做个艺术家是可行的。他们做古怪的作品，搞现场演唱会，在家里组装电脑板……他们生活得很简单，但醉心于自己的艺术。这让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大开眼界。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你完全可以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以艺术和自己喜欢的事情为生。

后来，那个摄影师决定搬走。我帮他建造新的影印室，看着他设计自己的梦想空间。他离开时，我已是个冲印黑白照片的专家了。他把我介绍给了波士顿的一个相当大牌的商业摄影师。在他那儿，我学会了使用大像幅摄影机、工作室打灯和所有这些技术。基本上，我是他的助手。他也付我工资，因为我做得很好。再后来，我从父母家里搬出来，开始以摄影为生。

那时我也花许多时间玩音乐。我在工作室里弄摄影，在学校时就玩音乐。在瑟谷，一切都是随机发生的。音乐开始进入到我的脑子里，我并没有刻意而为，但经常走着走着，就哼起了小调，然后一边品味着自己的青春期生活，词句自然涌到嘴边。这真是生命中表达欲极其旺盛的时候。你即将成年，但还不够成熟。你第一次坠入爱河。你开始意识到世界的荒谬，希望它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许许多多强烈的情绪。

艾伦弹古典钢琴，是我的朋友。有一天，他随口对我说，为什么不把你哼的这些曲调在钢琴上弹出来呢？这一点儿也不难。你可以边哼边弹，比只是哼哼好玩啊。他说得如此随意，以至于自己都不记得曾说过这话。但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我都不敢相信有这么简单——把脑子里的曲调在钢琴上弹出来。如果哪个音调不对，你马上就知道了，然后接着试，直到找到它。突然之间，我就会弹四指钢琴了，右手三指，左手一指。我写了许多歌，并把它们都弹了出来。这渐渐变成了一个兴趣爱好。

弟弟妹妹也在瑟谷上学。妹妹比我小2岁，弟弟小10岁，所以我关注弟弟稍多一些。但我常常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试图在学校里找到一个孩子就像在干草堆里找一根针一样。每个人都是流动的。他们前一分钟还在，后一分钟就不见了。流动性是这所学校与其他任何机构的一个关键不同，也是人们很难理解的一点。但流动性和随机性帮你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你不会卡在任何地方。一旦感到无聊，你就会去别的地方，找别的事情做。所以，一整天都不会无聊。总是有许多事情发生，也总有其他孩子在做有趣的事情，有大量的书和各种活动，还有人可以跟你讨论问题。总之，你并非凭空创造自己的世界。一部分是你自己创造的，另一部分则是偶然遇见的。在学校的一个乐趣是：挨个儿走进房间看看大家都在做些什么，然后选定一个地方扎下来。要是觉得没意思了，你会说：“走，咱们去看看某某在干什么。”然后你会花半小时去找他们，看看他们在干嘛。工作人员也是相对流动的，但倾向于在主楼待着，而且是在其中的某些房间。一般不会在阅览室，因为他们不太可能闲来无事去阅读室里拿本书坐下来读，也不会在吸烟室或音乐室里。

快放学时，学校里的氛围会很不一样。都要关门了，还有一些人不想走，总喜欢待到最后一分钟，或者他们的父母接得很晚。由于人很少，我们就聚在厨房里聊天，或玩纸牌游戏。5点之后，离校的人剩下的午餐可以随便享用。我们就在里面挑一些好吃的——这也是最后离校的好处之一。你还可以去音乐室，尽情玩得很大声，而不用担心打扰了别人。我经常走得很晚，因为那时的学校跟其他时间很不一样，大家更倾向于聚在一起——这时你总算能看到你的兄弟姐妹了。

妹妹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一般来说，她会和我朋友的妹妹交朋友。但弟弟比我小10岁，我得稍微留意一下他。因为你不知道让一个5岁的小孩子到处漫游会怎样。这简直难以想象——就是在瑟谷，5岁的小孩子们也一样跑来跑去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一会儿去玩沙，一会儿又跑去吃东西，吃完后还收拾得挺干净。考虑到他们的年龄，他们的自理能力真的挺强的。大孩子们也会整天地跟他们玩，因为没有什么玩具比一个可爱的5岁小孩更有趣。我们会不停地给他们读故事，或跟他们做游戏。时不时地，我会问一下别人：“嘿，看到我弟弟了吗？他怎么样？”他们会说：“哦，看到了，在池塘边玩呢。”于是我就赶紧瞄一眼，看到那只熟悉的卷毛小脑袋在附近晃来晃去的，但也仅此而已。

6至12岁之间，我大概一次学校大会也没错过。之后就去得很少了，除非有什么与我特别相关的，或有人叫我为他们发起的什么动议投票。学校大会是个小型的民主组织，由公平和正义主导，但也有政治。有的孩子想要一种结果，就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们：“来学校大会给我投票吧。”有时会适得其反。因为所有的朋友都来了，结果大家发现，他们是想要钱去上私人吉他课，或别的什么东西。短短的辩论下来，结论很明显：我们没法给每一个想学的孩子提供私人吉他课。然后，这项动议就被他们带来支持自己的朋友们否决了。但那也算政治。很小的时候，我参加大会并不是为了投票表决。我感兴趣的是大孩子们的辩论，比如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怎样才算是对一个违规行为的适当惩罚，等等。我觉得，即便是小孩子也能明辨是非，不会被诡辩动摇。我会仔细地听大家辩论，然后给有道理的那一方投票。也许你会说，一个小孩子哪能看到那么多微妙之处，但我能感觉到谁更有道理。如果有人像只牛虻一样，不停地兜圈子，我会跟大人一样感到不耐烦。这时，如果有人宣布辩论结束，许多小孩子的手立马就举起来了。不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大会，而是眼下这场辩论在他们看来已经到头了，他们想转向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了。再大些时，我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且觉得我可以信任那些在大会上投票的人，就没怎么去参会了。

我喜欢看审判过程，像看《佩里·梅森》电视剧一样。你可以当陪审员，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在审判中，一件琐碎的小事情可以演变成一个让人兴奋的大事情，因为有人会始终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在司法委员会任职1个月足以让你一瞥大家的阴暗面。你还得去跟有些孩子谈心——对一个总去骚扰别人的孩子，你能拿他咋办呢？又不能把他们直接开除。理想的情况是，经过1年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总算有变化了，变得能与他人相处了。他们也慢慢地认识到，他们在家或另一所学校里的不良行为模式在这儿是行不通的。在这所学校里，谁都不能被欺凌。

司法委员会是个工具，教会你在自己的自由范围内不影响他人的自由。比如，在大厅里奔跑本身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但当我端着满满一盘子易碎品穿过大厅时，你一下子撞到我了——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我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给别人造成的影响，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有段时间我经常成被告，还很自豪地和另一个孩子一道，并列为违规最多的两个孩子。

工作人员不过是学校里的成年人。我印象里，成人和孩子之间也没什么区别，好像大家都融合在一起。待我再大些，我才意识到，工作人员和学生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学生可以只做有趣的事，而工作人员必须做一些不那么有趣的事。

一旦一个工作变得有趣，工作人员就不再做了。有段时间，学校大会主席变成了一个有趣的职位，每个孩子都想担任，工作人员就不再担任了。但他们还是不得不承担那些肮脏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比如清洁工，就没有孩子想当。

工作人员的选举是学年里的一个热闹非凡的大事件，特别是关于合同的讨论，内容很丰富呢：看看大家给每个候选人都定了几天，考虑他们自己是想工作3天还是5天，实际的合同条件包括哪些，等等。总共只有一定量的工作天数可供分配，分完了，你的配额就用完了，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孰轻孰重。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优胜劣汰。感觉大家投票时都挺明智的。许多时候，我们投一个人并非因为他对我们特别好，而是感觉他对学校很有用。小孩子们投票更多是走心的，他们会给那些愿意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分配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也挺聪明的——你应该投票给那些对你的成长有帮助的人。

论文答辩是个特别的时刻。整个学校聚在一起，听每位毕业生讲述他们的故事。那时候的毕业生还不多。有些人会直接阐述今后的打算，更多的人会对他们的瑟谷生活作一个感人的回顾。许多细节令人难忘，尤其是那些曾对人生绝望的问题少年。他们的答辩充满了感情，因为他们将要对这个改变了他们人生的学校说再见了。他们即将离开，但他们要表达，你对他们是多么地重要。那一刻真是无比动人。

许多人恨他们的童年，或他们的学校。他们直到成年才开始做自己。我觉得我许多方面是加速发展的：大多数人等着他们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在享受人生了。 BwPIOa/ai0j6oCMN45maOeBVlDqBF+JM/aO7t2iSvhknXYY2slZsc7qt4yl0TQ4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