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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治南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就明确提出“各高校要开设面向所有学生的大学语文课”，但大学语文的开课现状很不理想。全国各类高校的情况基本一致：外语教育火爆、母语教育式微，学校不予重视、领导不予支持、学生普遍厌学、老师大多厌教，大学语文危机深重，令人堪忧。大学语文教什么、怎么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科教育说，也有通识教育说；有工具教育说，也有人文教育说；有国学教育说，也有普世价值教育说；有文学主导说，也有文章主导说；有思想情操熏陶说，也有听说读写训练说；有基础教育说，也有技能教育说；有主干、主修课程说，也有公共任选课程、敲边鼓之说；甚至有持“高四”（高中四年级）语文说的。其中，“国学说”占主导地位。母语教育在高校中地位的失落令人心痛，发人深思。1983年，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标。大学语文教育的失落，症结在于大学语文在民族传统教育与传统文化定式中“克己复礼”、痛苦挣扎，严重地脱离了教育现代化、国际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运行实际。大学语文的课程设计与教学设计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责任定位：在我国现代化、国际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我们是做什么的，应该怎么做！
美国教育家华特说过：“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科涵盖宽泛、实践性很强。大学语文的阅读材料和教学案例取材广泛，具有学科综合化特点，可以实行能力的多向度教育。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语文扩展教学论》
，另一篇叫《语用语文课程论》
，比较透彻地表达了这种多向度语文教育思想，也坦诚地道出了对“国粹”教育的深切忧虑，大学语文老师不是“国学”传教士，而是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化、面向未来的领路人。语用语文课程设计不仅可实现高等语文技能教育，亦可实现大学人文通识教育，可谓双重责任“一肩挑”。
中国古代没有学科教育，只有一门语文教育。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而是单纯追求读书做官的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执政能力培养的读经教育。十年寒窗，专事苦读。面向的不是职场，而是官场；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专职统治者。是一起拥挤在一条独木桥上的科举应试教育。如果不能金榜题名，就是准书呆子一个，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人。即使金榜题名，也是唯唯诺诺、窝窝囊囊、浑浑噩噩的准奴才一个。我国古代的科举教育属于“读书做官”的封建道统“接班人”教育加儒学应试教育。在我国，其他学科教育容易引进世界先进模式，唯有语文教育与传统读经教育血脉相通，难以自拔、难以自新。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现代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就非常重视语文教育，语法、逻辑和演讲是学校教育的必修课。古罗马的盖世英雄凯撒大帝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不仅善于雄辩，而且善于写作，还是著有《高卢战记》并使之流传于世的文学家。西方世界这种重视语文能力教育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美国语文教育》讲道
，“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是美国语文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所谓“科学主义”，用中国文化中的类似说法叫“道法自然”，而“实用主义”与我们所言“学以致用”的意义基本相当，美国人的做法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和反思。
这是两种语用教育反差很大的教育模式。“官本位”是东方中国的元叙事语境，所以在汉语里，“官人”、“官腔”、“官场”、“官司”、“官兵”、“官话”、“官妓”、“客官”、“看官”、“官办”等带有“媚官”色彩的词汇多得很，西方人听了感觉非常吃惊，经常为弄不懂它们的真正含义而苦恼。“人本位”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后的元叙事语境，“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平等”、“理性”、“诚信”、“博爱”、“科学”是西方话语体系中最活跃的成分。
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主流是普通脑力劳动者，由此，大学语文也要围绕这一培养目标实施劳动者素质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有人文素质教育取向，更要重视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等母语应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既学会做人，又学会做事，掌握阅读（获取信息）、写作（发布信息）、交流（人际沟通）的技能，帮助学生稳稳当当地走向社会，进入职业生涯。培养初级知识分子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定位。大学教育有义务培养知识精英，但那不是大学培养目标的全部，更不是培养目标的主流。
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不仅忽视大学语文教育，就算是开设有大学语文课程，也没有很好地面向职场，依然沿袭了精英教育理念和读经教育模式。旧时代读经，尚可以应科举之试，现时代读经，则连公务员考试都无法适应。当然，语文课程不能没有阅读，有阅读就离不开经典。但是，是经典的不一定是科学的，是科学的一般都存在经典意义。传统读经视科技为雕虫小技，忽视科技经典文献阅读，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治国、修身、齐家、平天下”，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执政能力教育，不能帮助学生萌发科学意识，形成科学世界观。“仁义礼智信”此“五常”尚可一读，“君臣、父子、夫妻”此“三纲”现代人不可理喻，应限制阅读、批判性阅读，那种食古不化的读经教育，其教育观念严重滞后。表达“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人权”、“博爱”、“理性”、“诚信”、“科学”等普世价值的作品应该大量引进到教材中，比如老子的《道德经》，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杨福家的《哥本哈根精神》，伦纳德·里德的《铅笔的故事》……应鼓励多读，以便帮助学生形成科学世界观，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语文课程是现代文明应该占领并努力坚守的一块主要阵地，是学校实现通识教育的一柄利器。大学语文课程不是历史的酱缸，而是文明的拐杖。
学生总要走向社会，面对职场做双向选择，甚至要几进几出，过许多道职业门槛，俗话叫“跳槽”。职场是高度竞争的环境，要在现代职场上生存下去，保持良好的生存状态，就必须保持良好的竞争状态。语文能力说到底是在打造个人的一种学习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没有学习的支持，势必动弹不得，寸步难行，更不必说“跳槽”。语文能力帮助你吸收新知识、解读新技术、获取新信息，不断地与时俱进、自我刷新。语文能力也在不断地帮助你输出自己的思想观念、输出自己的想法和设计、表达着自己的能力与成就状态。语文就是一块磨刀的石头，觉得自己落伍了，或者不太适应环境了，就把自己拿到这块石头上磨一磨，你便又有新表现，锋芒毕露，由此你能够一步一步地走近成功人生。一个人要发展，要出成果，要做一个成功的人，没有语文能力的参与绝对不行。语文能力是个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故大学语文教育必须引起国人的超级重视，忽略大学语文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随着知识经济的悄然到来以及教育事业的有效跟进，社会的蓝领阶层会逐步萎缩，而白领阶层在进一步壮大。社会教育结构与就业环境的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灰色块面表示普通教育，即侧重基础理论的教育，毕业生分流后，部分升学再造，部分走向职场；白色块面表示职业教育，即侧重应用技能的教育，毕业生主要走向职场，少数人在继续教育中接受深造。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属于专科层次，这是一种狭义的定位，其实大学本科层次与研究生教育均带有专门化教育色彩，如农业院校、工业院校、财经院校、商业院校、艺术院校、军事院校、政法院校等独立学院教育以及综合性大学设置的相关专业教育，也都是直接面向就业环境的，均应属于广义上的职业教育层面。大学语文教育应该面向社会人力资源需求和学生的职业生涯需要进行“白领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必须刻意地体现这一特色，履行这一神圣使命。
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之间的关系，强调语境即语言运用的环境因素、实践因素对语言表情达义的影响力度
。诸如口头言语环境、书面语言环境在不同语境中存在着不同的表达效果。比如说“改革”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原汁原味，现在再提“改革”二字，就注入了特色情调，容易让人们产生“矿难”、“癌症村”、“留守儿童”、“老虎苍蝇”一类的联想，有点灰色化了。语用环境与文化宏大叙事环境密切相关。宏大叙事环境存在国际主流文化环境与个别价值环境之分。不解构传统文化所拥有的宏大叙事环境，话语权就难以得到解放，民间的创造性智识就难以得到彰显，生产力的解放就必然是一句空话！语文教育的责任是顺应国际主流文化环境。强调语用的教育包括了语言运用的顺当性教育、正当性教育、伦理性教育与通俗性教育四个方面，用以提高语用的准确性、贴切性与可接受性。达到语言运用的如上“四性”境界，既涉及思想道德层面，也是一个技能问题，是语文教育特别是大学语文教育无法回避、无从忽略的问题。语文教育必须走出传统的阴影，直面现代化、国际化。
顺当性是指语言运用要遵守的形式规则，包括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比如说2015年5月4日，国共两党领导人在北京会晤时，习近平和朱立伦都对成语“求同存异”进行了变通，朱立伦讲“求同尊异”，一个“尊”字之变，强调了强势与弱势之间的平等意识，用意深邃；习近平接下来讲“聚同化异”，“求”变通为“聚”，不仅政治互信升级，“化”字之用，进一步提出了信念融合、化解制度障碍的“一体化”主张，给两岸人民留下了更多想象和期待的空间，彰显了愈发深刻的政治智慧。这种变通不仅合乎语法，而且产生了强烈的逻辑力量和修辞效果。然而，有些变通就显得牵强和生硬，例如“善谋打仗”这一说法，在组词规则上就不伦不类，如果按联合结构规则换成“能谋善战”就通顺了。本来，这些语文常识教育都应该在基础教育时期完成，但我国的基础教育属于“从娃娃抓起”的应景教育加应试教育，灌输了很多不适用的逻辑混乱的东西。由于应景、应试教育的拖累，学生的语文能力普遍偏低，这是事实，大学生做作业、做调研、搞设计、写心得、写论文，经常表述不当，甚至文理不通，令大学老师们叫苦不迭。因此，把大学语文叫做“高四语文”、“补课教育”不为过分。一个连话都说不顺当的大学生，毕业后怎么可能顺顺当当地、完完美美地进入职场？语言运用的顺当性教育在大学阶段势在必行。无独有偶，美国在基础教育方面与我国的情形刚好相反，他们的数学教育并不废止学生使用计算器。其实是现代化过了头，导致美国高校理工科普遍需要进行数学补课教育。大学语文教育既不能钻故纸堆“泥古”，也不能附和新媒体赶时髦“超前”，应该面对现实语用环境，在现代经典白话文著作中寻找楷模和规范。
正当性是指语言运用的价值取向要合乎理性逻辑、进步原则。在传统文化叙事语境的惯性作用下，中国人说话通常不尊重逻辑。韩寒曾经自嘲：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易中天把“中国逻辑”归纳为三句话：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你是替绝对领导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哲保身”、“难得糊涂”、“水至清则无鱼”、“为尊者讳”便是这一类非理性逻辑话语体系的典型表述。迷信、盲从、自私；不讲人权平等，只认权利尊卑；不追求理性，只看重效果；不讲究原则，只注重和谐。在一种原教旨主义元叙事语境中，或强词夺理，或曲意逢迎，这种错误居然频频发生。“假大空”与“假丑恶”是不分彼此、沆瀣一气的。价值教育应该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中立教育，而不应该是泡菜式的灌输教育，语文教育要主持正义，把准时代的脉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绝对不能被一些强势的非理性的话语体系所迷惑。
由于受到中华传统宗法文化的长期浸染，汉语语汇褒贬色彩浓厚，中性词语有限，过度情绪化就容易偏离理性轨道。在封建专制时代，多以“忠”、“奸”划线，男尊女卑，官贵民贱，位卑者鄙，为尊者讳。在那个特殊年代，则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强调“阶级立场”、“阶级感情”，看问题总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常常“感情用事”，居然“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长资本主义的苗”。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上述两类文化传统似乎存在“中国化”默契。比如说“公共关系”一语，在国际现代文化语境中属于中性词，指通过诚信友善、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等信念来创设和主动适应公众环境，摆正主、客体之间的位置，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以求可持续发展。但在宗法文化和“官本位”语境中，“公关”常常被曲解成“拉关系”、“求方便”、“走后门”、“攀附权贵”，成了与“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趋炎附势”同义的贬义词。
现代话语体系讲究理性，理性的表现形式就是：目标→任务→方法。由此构成“三点一线”，是一种“科技语体”修养，讲求定量、定性地看问题，因果关系明确，语义实实在在，表达不枝不蔓，言辞干净利落，直白无误，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不会令人费解，更不会造成曲解。
伦理性是指在公共话语环境里语言运用要遵守礼貌性原则，尊重自己，尊重对方，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处理好公共关系。公共话语不同于私密话语，主要出现在公共管理、大众传媒和社交空间。公共话语开放程度大、传播速度快、社会影响深，既是一个自由空间，也是一个敏感地带，举足轻重，马虎不得。自古以来，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大都形成了与行为举止相关的伦理规范，大同小异，西方人提倡绅士风度，中国人大兴君子之风。“风”是什么？是风雅，即以《诗经》为语言范本，以温、良、恭、俭、让为美德，温文尔雅地表情达意。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以现代经典白话文著作的语言规范为楷模。“风”具有民俗性，还可以理解为“风潮”，即流行性的，现在一般叫“潮”、“酷”、“萌”。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潮一点、酷一点、萌一点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趋炎附势、故弄玄虚，古人也有这种状况，叫卖弄“风骚”。“风”是北方的民风，“骚”其实是南方的风情，“风”、“骚”风格情调迥异，听起来略微有点不习惯，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起鸡皮疙瘩，与我们现在所言的嗲声嗲气相当，用“嗲”来形容意思太贬，当前换了个说法叫“卖萌”。“萌”是天真可爱的意思，卖萌就是通过伪装、表演天真来媚人、骗人。语文教育要通过语言伦理规范在“风”、“骚”之间发挥价值整合作用，使不同风格的语言相互适应、相互借鉴、相互认同，规避语言运用水土不服的冲突状态。在国内，要消除南北差异；在世界范围内，要提倡国际化。
在法制社会，涉及机密、隐私、人格、领袖、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内容，法律有规定的，受法律保护，对公共话语发言人则有更高的素质要求。说话和写文章都要表现伦理诉求，既要“求真”又要“求善”。“求真”指说话不能带有欺骗性，不文过饰非，不虚报浮夸，而应该实事求是，对自己所说的话敢负责任，敢于担当。“求善”是指说话要出于友好和善意，要讲文明、懂礼貌，谦虚谨慎，要理解受话人（含读者，下同）的心理，照顾受话人的情绪，尊重受话人的人格，注意说话的分寸和社会影响。当非理性的叙事语汇肆虐社会的时候，当“假大空”特许流行的时候，必然出现信仰危机、信任危机，致使社会道德滑坡、黑恶势力猖獗、腐败案例丛生，这样的社会人际关系会变得十分紧张，致使轻蔑、怠慢、诋毁、谩骂、放横、撒泼一类的语言泛滥成灾。近年来中国自媒体舆论场所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网络语言低俗化现象日益突出，一些生活中的脏话通过中英文谐音变种，如“草泥马”、“屌丝”、“撕逼”、“装逼”、“14”等词头广泛流传，不仅扰乱了善意的交流，也对社会整体情绪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提倡文明用语，净化网络语言，不可等闲视之。
通俗性是指语言运用要遵从大众化原则，包括使用普通话、规范汉字和通用词汇。我们前有古文运动，后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字改革运动，但在走向大众化的改革路上，中国语文却总是步履蹒跚。赞赏繁体字，赞赏文言文，以咬文嚼字为美为雅，以通俗易懂为卑为微，还美其名曰弘扬“国粹”。如有大领导发言喜欢引用古诗文，便有大量“粉丝”（fans，狂热的追随者）为之点赞，还有许多古文化学者为之诠释考证。不满足于把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而是炫耀“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用“曲径通幽”、“高深莫测”来提升文字游戏的品位，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遗传性通病。另者，为了迎合“接地气”、“走群众路线”而滥用俚俗语汇，或者图风骚滥用文言语汇，或者赶时髦滥用网络语汇，都是语文教育与语言运用的大忌，是对社会语用环境的污染和不良引导。毛泽东曾经把这种现象斥之为“党八股”，是存心让人听不懂，弄不明白。比如有政客用诗歌做工作报告，就算是真话也给人假的感觉，显得很不妥。曾经有考生用文言作文，就有人欣喜有人愁。我国唐宋年间发生的古文运动，注重的就是语体改革，把应用文体从“赋、比、兴”这种讲究形式美、情绪化和虚拟性的“骈俪”语体（文艺语体）中解放出来，倡导生动形象、言简意赅、有理有据、开诚布公的事务语体，开创了语用语文改革的先河。
大学语文教育就是要给学生打打预防针，要努力提高语言沟通与传播的实际效果，防止这类败坏语言文明的事情发生。在全民记者、全民阅读的信息化时代，互联网语言有着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新字眼、新词组、新句式和新语体犹如春风野草，孳生蔓延，搞怪、搞笑、装酷、装嗲，往往一夜走红，呈疯长态势，对汉语的纯洁性构成了不可低估的挑战，但绝大多数缺乏生命力，而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语言泡沫。因此，语文教育要把握好这个分寸：语言运用的大众化不是低俗化。
支撑现代社会的是国际现代文化。2015年，意大利人宣布废弃罗马数字，与“民粹”、“国粹”决裂，这是需要勇气的。全球化运动使跨文化交流频繁发生。跨文化交流既不能是我们古板型的“之乎者也”，也不能是本土型的“甲乙丙丁”，更不会拿繁体字孤芳自赏，人们一定会以最普遍的、无障碍的交流方式进行，这便是现代话语体系。
大学语文如何结合自身的教育特色与优势，来履行自己的教育责任呢？出于这样的使命感，我们对大学语文课程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设计，一体两翼，相辅相成，其基本路径如下图所示。
语文技能教育主要包括识字教育、语法教育、读写能力与言语沟通能力的培养。前两项是基础教育即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侧重点，后两项是高等教育即大学语文教学的侧重点。
言为心声，语言外壳与内心世界是紧密联系着的有机整体，虽然心灵美方才语言美，内心空虚则语言必然干瘪，但文过饰非、夸夸其谈、心口不一或者了于心而不了于口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前者属于缺德，可用语文人文教育加以补救，后者属于低能，应用语文技能教育进行提升。语文学习必须双管齐下，德才并重。“德”主要指向科学世界观和职业道德的培养，“才”指向的是科学技术和专业才能的造就。切实地面向社会实践以及个人生计问题，不好高骛远，不去做那种不切实际的“南柯梦”。
“语文技能教育”是大学语文课程的首要教学目的，“职场人格教育”是语文课程教育的副产品。大学语文不仅仅是一个母语素质教育的问题，应该把它纳入语言技能教育层面来考量，应该参照英语课程达标的测评模式，进行母语水平能力考证通级，体现学生在办文、办事的过程中准确运用母语的能力，过好语言关。
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都必须走向社会，走进职场。面向职场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一般要求、基本要求、普遍要求。大学语文应注重实用性，应该走实用阅读、实用写作、实用口语和办公自动化能力培养的职业白领发展路线，应该面向职业环境、基于工作过程强化语文应用能力的培养，还应该利用语文教材的大人文属性培养学生的职业生存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职场生存能力，让他们学以致用，在职场上大显身手。
人文通识教育主要包括了知识面教育、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和价值观教育。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译为“通才教育”
，是专业教育的一个对应概念，“通识”和“专才”都是创造性能力成长不可或缺的素质联动因素，实现创造性教育必须双管齐下。全面发展人的教育既强化专业能力培养，又加强人的知识面修养。知识面修养包括价值观教育和多学科常识教育，注重文理交叉，为理科人才增润人文素养，给文科人才滋补科技常识，是一种个人素质与能力的多向度教育。只有博学之士才有条件将知识融会贯通，形成知识创新的能力。综合就是创造，现代人才最可宝贵的就是创造精神与创新能力。人文通识教育是培养现代人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造创造精神与创新能力的一个宽泛的基础平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飞把这种教育理念形象地称之为“一体两翼”
：人才是“体”，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左右“两翼”，前者指智力结构、专业修养和知识创新能力，后者含爱心、责任心和高尚的道德水准。所谓“有知识、没文化”的教育，无疑是对人才的一种摧残。语文教学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语文兼并大文化，是优秀的通识教育载体，大学语文可以实施学科综合化一本通通识教育，可帮助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与发展状态，揭示不同民族的文化底蕴与现实价值，锻铸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必备的人文品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我的复杂关系，做到文化领航，引领人格健康，引领精神文明，引领科技进步。这既是个人生计教育中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与科技强国大计中的一个根本前提。
通识教育目前的状态是零星开设课程的碎片化教育，在价值观教育方面又呈现出密集化的泡菜教育模式。为了培养学生全面而合理的知识结构，我们主张有序进行的模块化教育与自主吸收的涵养教育相结合。
双管齐下的大学语文教育对于提高大学整体办学水平、提升学生语文能力以及人文修养素质、活跃人力资源市场、增强个人就业竞争力、保障社会用人质量等都是大有裨益的。大学语文教育不能搞成单纯的“国学”教育和“文学”教育，更不是“爱国”、“励志”等“思想品德”教育的延伸课程，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大学语文课程设置应该是健全人才知识结构的需要，是职场生存的需要，属于个人核心竞争能力不可或缺的教育。现行大学语文教育的模式需要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切实调整。
（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顾问、武汉船舶技术学院教授 周治南）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教育规划“九五”部委重点项目（教科规办[1997]05号）、湖北省教育厅“十五”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鄂教思政[2004]Y324号）的后续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