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琳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华东师大夏雨诗社一度被称为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镇（没必要因为我曾参与其中而有意忽略这一点），王立新作为第五任诗社社长，是其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我给他所在的班级讲过写作课，从他的诗歌作业中发现了他的诗才，遂将他推荐给诗社，很快他就被中文系的才子们所接纳并成为诗社的中坚。他读的是哲学系（当年的政教系），逻辑学和修辞术的训练对他的写作大有裨益，他的诗歌因而具有冥想与雄辩的气质，或者说两种相反的气质构成他表达的张力。这与他的性格亦相称，安静，温和，彬彬有礼，一旦开口则抑制不住慷慨激昂。听过他演讲的人很难不被他歇斯底里的咆哮所感染，我当年的同事，作家格非私下里曾调侃他有一种“希特勒式的癫狂”，殊不知那一套本领是从西塞罗那里学来的。

2013年4月，我在《心灵城邦的信使——序夏雨诗社纪念诗集》文中曾写道：“王立新是温情与豪气的混合体，偶尔在潜意识中与原始性交合”，大抵他写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诗给我留下如此印象。那首献给母亲的《站在灵魂的高处》（1987）已显示出大开大合的气度：

让这滚烫的心泉去销毁人类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业绩

这就是我的责任，这就是我的骄傲

我把这宏大的幸福撒向一切创造的行业

这里可以听到某种惠特曼的音调在汉语中的回声，它在宣扬和平主义时十分高亢但不刺耳。“宏大的幸福”只能从颂歌体诗中流溢出来，它是浪漫主义的遗产，但随着骆一禾、海子的辞世，这笔遗产已经不再有人认领。《诗大序》所言“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或于当代诗风之变亦是适合的，诗人的发声器因“世情”（时代情绪）之跌宕而调整乃是一种不得已。王立新九十年代初期的诗（其时他已在北京邮电大学任教）虽保留了咏歌的姿态，但文本中吸收了大量的现实因素，将个人记忆转换为与内在之我对话的方式从而介入历史事件，且往往以较长的篇幅来承载，可以见出“气不充，不能作势” 的努力，那些诗作悉数收入2015年出版的诗集《甜蜜与痛苦》，其中最出色的片段因表达及时地在场而提供了见证的样本，故而其勇气并未使良知蒙羞。

《诗与失》是作者的第二本诗集，写于2014年至2016年间。言说方式基本上与之前的写作相承接，往往是直陈式的，较少运用间接手法，冥想较之雄辩的比重更大些。关于“以议论入诗”在古典诗学的趣味标准中是应规避的，欧洲象征主义也标榜“像嗅到玫瑰花一样嗅到思想”，不过，晚近的现代诗其实在文体上更加开放，诗与散文的界限更加模糊，将感性与抽象性加以整合以拓宽诗性空间，泛诗传统一定程度上正在被激活，因此诗歌形式与功能的多样性也导致美学认同的巨大差异。王立新近期的写作也带有泛诗倾向，他与音乐人小柯时有合作，有些诗被谱成歌曲，或许因为这一层关系，他正有意识地致力于说唱的实验，而不太在意涉理路或行文的细密。

《穿过》、《哀》、《祖国》等诗都以简单的句式和复沓修辞法来推进其节奏，并且不减抒情的强度，这些是将语言摇滚化的例子，阅读时能感觉到它们情愿与预备好的音乐相结合，在公众场所来呈现，而不是不出声的默读。爱情诗一直是王立新所钟爱的题材，1990年的《我不点醒她》即是写爱人离去后的伤痛体验，但没有这类诗常易犯的滥情病，因而颇见风度。集中的《堵车》、《礼物》、《命？令？》即使以高度夸张的语气写，也没有让读者尴尬，盖在于有“情之深者”为依托。诸如“你为爱写下博士论文，/我是其中隐藏得最深的含义”（《命？令？》），语虽平淡，细思亦可玩味。另一类短小的诗则在形式上接近格言体，《光明》、《沙》有时让我想到顾城：

一根渺小的火柴

在巨大的磨擦中

猛烈地一跳

整个黑暗都在它的牺牲中

感到了疼痛

（《光明》）

诗歌归根到底当然是譬喻性的，所谓“名句间出”乃是“叩寂寞以求音”（陆机）之后“冲口出常言”（苏轼），即在声音中重塑沉默的语言本性。“死亡是最后的帝王/死亡正在一统天下”（《分裂》）的雄辩来自于隐喻的修辞力量，而目的论的重在教化的通俗格言并不能称之为诗。“我坐在谎言里发呆”（《戏》）；“你在伤口里怀念浩瀚的群星……”（《冥想》）；“每一个词都充满了杀机/常常被死亡口误”（《我以为》）；“我的灵魂空无一物/正好装下/那孤单的月亮”（《空》）这些诗句散发出禅意，而功夫不见于诗内，对于诗歌这一寂寞的个人情事而言，确乎没有情之深的主体性的确立则不可为，正印证了禅家语：“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

或许在“把生活错综复杂的组合归结为越来越抽象的简略形式”（克尔凯郭尔）这一方面，哲学与诗有其相似之处，而诗并不满足于“对生活的简化”，相反，诗的真实有赖于具体性，诗的深度取决于对当世及沉淀其中的历史意蕴的考古式挖掘，相对于哲学，诗保留了幽暗隐晦的一面。王立新将本诗集命名为《诗与失》是包含了元诗思考的，《失》这首诗重复了爱人“以各种纠结的方式”离去的主题；《馆》更是哀悼“为了诗歌耗掉的爱情”，然而，欲从诗中获得更高的真实，必须谋求更高的爱——成为诗歌宗教的信奉者。

诗人所承受的时代的压力越大，作品就越有重量，言说方式需要不断调整以准确聚焦，如果我们同意鲁迅先生“则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的评价，那么仅以庄语为言说姿态就不够有针对性，诗的独立批判尚需借助奇语，即反讽这一“永远的微调者” 。寄望于王立新在日后的写作中更多与时代的对质，更有锋芒，如此，则诚如他在《立新说》中的自我期许将不会落空：

让那么短的生命

配得上如此锋利的时代

被收割的热爱 5w6IFBkt/1liHmgKUI1GHh1EOyUvM93O5yAvUeKYTzkUlD62QTvbOgC8q4cnBV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