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诗人中间,有一个人为我所最佩服,这就是黄公度。公度名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人,曾参与戊戌政变,但是他政治上的主张不及文学上的更为出色。不过讲到诗的问题上,我是个外行,我所以佩服他的,还因为他的学问与见识,古人所谓“买椟还珠”,我其实是难免这句话的讽刺的。
黄公度的著作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这三种,都已有刻本。《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看似平常,这里却有黄公度的特色。第一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看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的地方特别清楚,也很有兴趣。第二又因为他懂得新学,知道凡事应当革新,所以他对于改革能够了解。这两种特色若不能具备,一个人的意见便不免于偏。《杂事诗》定本序有云:“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因为定本刊于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已在初版十九年之后,他的对于变法的见解已经大有改进了。如原本卷上七十二论诗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
唐宋以还格尚存,
难怪鸡林贾争市,
白香山外数随园。
定本却改作:
岂独斯文有盛衰,
旁行字正力横驰,
不知近日鸡林贾,
谁费黄金更购诗。
日本人学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高兴的一件事,这里黄君却简单的加以取消,无丝毫留恋之意,这在当时是不可及的了。
《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是他的诗集,其特色在实行他所主张的“我手写我口”,开中国新诗之先河,此外便不是我所能说的了。我以前曾经得到一种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叶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高二十三公分,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书凡四卷,与刊本比较一下,内容大致与前六卷相同,其中有九十四首乃被删去,当系少作的集外诗,但也很值得收罗,只可惜这个抄本今已失去了。其中也有不少好诗,刊本中有《人境庐杂诗》八首,抄本原有十首,所删第九十两首昔曾抄存,今录于下,也是人境庐的掌故。
扶筇访花柳,偶一过邻家。
高芋如人立,疏藤当壁遮。
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
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
未知春去处,先爱子规声。
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
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