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的名字,在现今我们虽然熟习,但在那时候(约六十年前,正当光绪戊戌),老百姓中间,只知道有“蔡元培”的。他在那时不但是个奇人,简直还算得上是个怪物。他是翰林,却又是一个革命党。假如说是“康党”,就是“保皇党”,虽然在正统派看来也是乱党,到底也还讲得过去,但是他是排满的革命党,这道理便太费解了。一个人点到翰林,已是官了,正可竭力的爬上去,为什么还要这样乱搞,其居心真不可测了。所以关于他的目的,便有种种推测,一种传布得最广的说法,是说他主张“公妻”,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传说。但是这谣言是几时消灭的呢?我也不曾留意,事实是就这样消灭了,因为原来只是谣言,而且事实胜于雄辩,蔡孑民这人别的不说,道学气比较重,他于男女关系是向来不苟的。他在前清所著的书,流传下来的,乃是一册《中国伦理学史》。他受古人的影响第一个是俞理初,这是主张男女平权的,他说寡妇可以再嫁,反对守节,那么那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源的了。
蔡孑民于革命之后,担任教育总长,他一上台就废止读经,停止祭孔,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儒教的势力一蹶不振,虽然有好几次反动,也总翻不过来了。他的大主张是“美育代宗教”,但这没有多大成功,因为宗教总是宗教,归根结蒂脱不了迷信,不是美术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所替代得来的。
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大学教育。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却是很有效力,也是最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年(一九一六),袁世凯刚死,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里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古”和“中”而已,加“今”和“外”这两部分,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添新的人和新的科目,于是经史子集之外,有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复辟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加添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他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讨嫌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这当然完全是谣言。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绰号蔡孑民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是猛攻,后来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等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无法干涉。两面相持不下,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干涉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的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蔡孑民后来又做过大学院院长,没有做出什么事来,他的成绩要算在北京大学为最大了。但是,我重复的说,他的古今中外的主张,只有在那时适用,也最著成效,但即此一节,也就够了。他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异己分子,在抗战期间也没有到重庆去,是一九四〇年在香港九龙去世的。他是我们的前辈,但并不摆架子,也很有风趣,曾作打油见和,末云:“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其时已年七十,可见兴致还是很好的。
我近来常想能够有工夫写几节“畸人所知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点声名,当作是个奇人,但是据我所知的事实,却实在是平平常常的,觉得有说明的必要。第一个我便举出钱玄同来。
钱夏字玄同,后来又名疑古玄同。我们认识他最初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从太炎先生民报社听讲《说文》,那时他还用旧号曰“德潜”,及民国六年在北京相见,已改字曰玄同了。他的初期的特色是复古。文字他主张用小篆,事实上不可能,则改为用楷书的笔势写篆书,给太炎先生写刻《小学答问》,后来还有《三体石经考》,也是用的这笔法。写信也是“某人足下,近候何若,……”末了说“某顿首”。至于文章之拟古,那更不用说了。辫子去掉了固然很好,但也不固执的要梳头,只是这袍子马褂的胡服总是不好,要复古一下来穿“深衣”。这根据古书来复制,乃是白布斜领,着起来很有点像“孝袍”,看去有点触目。他却不顾一切,做了一件,穿了到教育司办公,不过这个我并没亲见,只是传闻如此罢了。
第一期的“复古”做得很彻底。第二期便来个“反复古”运动,同样的彻底,不过传播得更广远了。自从“洪宪帝制”以后,一般有心的人都觉得中国这样情形是很危险的,非有一个大的变更不可,接着是欧战结束,便引起了中国的那新文化运动来了。《新青年》便当了这运动的代言人,标榜民主和科学,对于国内事物凡是旧的都在反对之列,举凡人家所称为国粹的,国学,国文,国医,国术,国剧,都被看作“国滓”,一律予以痛击。他的两句口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直为旧家者所痛心疾首,尤其是对于旧道德“纲常”之攻击,更被人视为“洪水猛兽”,欲得而甘心。最有名的林琴南的两篇小说,在《荆生》里假借了荆生这一个旧礼教的保护人,对这班人加以惩创,小说里的“金心异”这人,便是玄同,所以鲁迅后来的文章中,就以金心异作为玄同的外号。现在看起来,他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某些方面缺乏理解,这是缺点,但在他那时也是无怪的,当时如稍一让步,便是对于旧派承认妥协,再也不能坚持攻击了。正如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鲁迅坚决地主张现代青年不必读旧书,一部也没有开,所以玄同也赞成将旧书扔进毛厕去。这极端的反复古主义,玄同坚持到底,虽然他在学术上仍旧弄他的文字学。至于经学,则仍然遵从老师崔觯甫的教训,相信今文说,别号“饼斋”,表示乃是“卖饼家”何邵公之徒。关于这一方面的学术问题,著有《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篇,最有价值,作为标点本《新学伪经考》的序文,登在原书上面。
“经今古文学”的论争乃是反复古运动之一面,发见于经学方面的,在这问题上他坚持下去,一直没有变更,虽然在别的艺术上多少有些让步。他把自己的别号改作“疑古”,表示他的态度。照道理说来,康有为那种“新学伪经考”也是从疑古思想出发的,但是他更推得远一点,不但是经,便是史的方面,也都处处显得可疑罢了。他的思想显得“过激”,往往有人误解,觉得脾气一定乖僻,不好对付吧,其实是不然的,他对人十分和平,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气,假如要他去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要老实不客气的骂起来,叫人下不来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往来,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和他讨论现代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的。他反对国文和艺术,可是他藏书极多,对于古诗文亦多了解,又善书法,晚年写唐人写经,时时给人家书题封面。说起他来,常把他当作怪人,其实是很平常的,知识广博,趣味丰富,朋友不可多得的人。
刘半农是“五四”以来闻名的名字,但是现在的青年恐怕知道的已经不很多了吧,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就去世了,就是说在近二十几年中间,不曾看见他在文学上的活动。他实在是《新青年》的人物,这不单是一句譬喻,也是实在的话。他本来在上海活动,看到了《新青年》的态度,首先响应,起来投稿,当时应援这运动的新力军,没有比他更出力的了。他也有很丰富的才情,那时写文言文,运用着当时难得的一点材料,他后来给我看,实在是很平凡很贫弱的材料,却写成很漂亮的散文,的确值得佩服。《新青年》的编辑者陈仲甫那时在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就征得校长蔡孑民的同意,于一九一七年的秋天招他来北大,在预科里教国文。这时期的北大很有朝气,尤其在中文方面生气勃勃(外文以前只有英文,添设德法文以及俄文,也是在这时候),国文教材从新编订,有许多都是发掘出来的,加以标点分段,这工作似易而实难,分任这工作的有好几个人,其中主要的便是半农。他一面仍在《新青年》上写文章,这回是白话文,新进气锐,攻击一切封建事物最为尖锐,与钱玄同两人算是替新思想说话的两个健将。其时反对的论调尚多,钱玄同乃托“王敬轩”之名,写信见责,半农作复,逐条驳斥,颇极苛刻,当时或病其轻薄,但矫枉不忌过正,自此反对的话亦逐渐少见了。
不过刘半农在北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预科教国文和文法概论,但他没有学历,为胡适之辈所看不起,对他态度很不好,他很受刺激,于是在“五四”之后,要求到欧洲去留学。他在法国住过好几年,专攻中国语音学,考得法国国家博士回来,给美国博士们看一看。以后我们常常戏呼作刘博士,但是他却没有学者架子,仍是喜欢写杂文,说笑话。等周刊《语丝》出世,他就加入,与“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对抗,这一节也是可以称赞的。他又写文章特别露骨,有些是“绅士”不敢用的字面,所以他虽然有进入绅士队里去的资格,却仍旧是“吴下阿蒙”,插不进足去。他在北大当过多年的教授以后,终于移到辅仁大学里去作教务长了,那大学是陈援庵当着校长,沈兼士当文学院长,都是北大的旧人,但主体乃是天主教,主权全在外国人(当时是德国,后来是美国人)手里,其不得意也可想而知了。他于一九三四年夏中参加学术考察团,到内蒙去,回来生了回归热,因此去世。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他现今若还活着,不过六十多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