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本书大约成稿于三十年前，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倘要问我为何对明末儒学有兴趣，我的回答是：并非因为其中有某种西洋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见解，而是意识到，由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矛盾纠葛而催生的一种深刻的体认之学，不但对于未来世界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成了本人思想的原动力。

我曾有一段用西洋学的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经历。例如，我将自己的九州大学毕业论文题名为《朱子学的存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该论文立足于西方存在论，解释了朱子学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与西洋哲学相同的内容。当时我还自我满足于这种看法，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比较未免犯了西洋人侈谈中国人不识自家珍宝的错误。

大约四十年前，我曾立志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最终我痛感到，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真谛。然而就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来阐明，那也无非是提倡尼采、柏格森的纯粹经验论和直觉主义，始终只是记述而已。因为这种方法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一种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便是今天亦依然如此。

在当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中，仍不乏醉心于依据西欧思潮和西洋学风解释中国哲学的人，他们还自以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创造性的”、“崭新的”方法。然而，这和真正的“创新”相差十万八千里。对此，我在三十多岁时已有所觉悟，从而促使自己从外表浮面的研究转向内在深层的探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崇尚注解和诠释而非真正的内在研究，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去进行探索。

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才促使我立志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呢？

说来并非偶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在中学和高中时代曾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于是为消闷解愁而开始阅读哲学书，并对禅学产生了兴趣，这样一直熬到了高中毕业。当时由于家境贫困，我不得不打消上大学的念头。幸亏碰上了急公好义的热心人——日本电气公司创始人渡边斌衡先生，他资助我离开了家乡兵库县姬路市，进入福冈市的九州大学学习。

本来，我曾打算上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师事和辻哲郎或西田几多郎，专攻西洋伦理哲学。但此愿未遂，于是不得不进了九大。当时的心情，不免有些愤懑而无奈。然而，也许出于上天的恩惠，我在九州大学遇上了德学兼备的杰出的导师楠本正继先生，从而决定了我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在整个大学时代，为了从这位伟大的先师那里学到更多东西，我如醉如痴、竭尽全力地学习。当时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我们的对话多以德国哲学为中心，先生也经常立足于用西洋哲学解说中国哲学，所以我写那篇朱子学的论文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毕业后，我因家庭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恩师，回到家乡姬路市去做中学教师。其间，虽然也把禅作为第一要义去追求，但正倾心于宋明哲学的我，却始终不能专心致志于坐禅。数年后，我便如愿返回福冈，重新回到恩师门下聆听教诲。那时战争已经逼近，但我仍在恩师家里阅读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并记述恩师的语录。遗憾的是，所记原稿在美军飞机空袭时丢失了。当时我发现，恩师的学风已不同往昔，而我本人也痛感到从事浮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于内在研究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放弃西洋哲学而致力于中国哲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父亲追思其师长播磨圣人龟山云平先生的逸闻遗事。云平先生是姬路藩的儒者，他遵藩命就学于江户（今东京）的昌平黉，其间读过来访的水户藩儒者（藩主所聘的学者）藤田东湖所著的《弘道馆记述义》，并为之倾倒，返回姬路藩后还标注出版了这本书。云平先生归隐家乡后，我的父亲曾在神宫受过他的教诲，并在云平先生的长子任校长的小学里任职。父亲喜欢喝酒，沉默寡言，和气温厚，从不对人发怒，因受云平先生的熏陶，也常对我讲述内心修养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我内心深处对儒教怀有亲近感并热心于儒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在恩师膝下学习，恩师培养、造就了我足以克服苦恼的信心和勇气。我之所以偏爱陆王心学，就是因为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时代也有过深深的苦恼。所以，我以为即使读儒家的书，也是读语录和行状比读论说更能打动人心。这大概是我痛感内在性研究之重要性的内在缘由。

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而不仅仅在科学的实证中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我把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西学流入东洋后都专注于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东洋的哲学思想，这一功绩应予高度评价，今后也企望用这种方法做更精密的研究。

然而，考虑到东洋哲学思想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就不能不关心和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但这一点却正在逐渐被人遗忘。而且在反思东洋哲学思想在现代及未来世界思想界的意义与价值时，现在也已到了对内在性研究比对表象性研究更受重视的时机。这是我三十至四十岁时的切实感受。此后，我便以曾经激励自己的陆王心学为研究中心，探索其本源及流派的踪迹，而明末哲学思想之所以适应时代思潮这一问题，也就自然成了我探索的主要对象。通过这样的探索，我进一步懂得了应以真切的体认之学为本，并深切地感受到静坐体认方法的必要性。

我在四十四五岁时，得到了恩师所赠的其祖父楠本端山的遗书。拜读之后，深为体认之学的深潜缜密所震惊。因此，终于有了继承道统的自觉。恩师将其家学精神融会于学术研究中，从而树立了与众不同的优良学风，其成果可从《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一书中窥见一斑。端山先生专攻宋明儒学，并继承了山崎闇斋的朱子学，是幕末维新时期的著名儒学家。恩师的学风中就承继了其家学的传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恩师膝下亲身感受其学风德望的熏陶比其他人更多。如今，具有这种学风的学者还能有几人呢？

正因为我深感内在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体认方法解释宋明思想时，我与别的学者不同，是让思想家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己的思想，我在其间只起辅助作用，或者说，我只是履行了“助产妇”的职责。当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体认方法时，可能会产生理论上的矛盾，存在缺乏统一性的缺陷。但我绝不在做理论研究时踌躇不前，否则的话，“以体认为本”的思想的生命力就有枯竭之虞。所以，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决不可以陷入教条主义。记得当王阳明得知有人记录其言论时曾说过：

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增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传习录·序》）

如前所述，《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一书因为是在三十年前写的，所以未免有些生硬，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我都希望读者能顾及我的上述立场。在我看来，明末的思想处于儒教思想发展的顶峰，而且可以说是立足于对未来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体认之学的。我热切期望读者能从本书中理解到这一点。

写作本书时，我以静坐体认为吾学之本。我想，经历三十多年后，自己的思想也应有所发展了。这里虽未涉及这一点，但我想指出的是：运用“内在性研究”的方法，不仅能掌握传统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必定会从中产生出能够匡救时弊的具有独创性的哲学。东洋的思想创新与西洋的不同，它必定是从回归传统中得来。这里虽然省略了理由说明，但只要指出无论怎样的创新，其根基必定存在于传统之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我之所以能从事明末儒学的研究，是因为有极好的机会阅读到恩师家中收藏的（楠本）端山本人及其祖孙三代书香门第所搜集到的丰富的宋明理学资料，以及九州大学所藏的珍贵史料。近年来，中国在动乱之后已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新时代，从而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同时，国际交往日趋密切，也提供了阅览外国资料的机会；加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得明末儒学的研究资料日益丰富，对此我深感振奋。今后，倘若能根据新资料而加以展开研究，从而使这个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精密的话，我将会非常欣喜。

本书的中文翻译及其出版，承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风贤先生的关心，以及同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光先生、所员钱明先生和杭州大学哲学系屠承先先生的努力工作，使之顺遂圆满。在此，我一一表示深切的谢意。

冈田武彦
1987年11月于福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