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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民兵营的前一天，我在列宁营里的办公桌前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意大利民兵。
他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浅棕色的头发，相貌粗犷，肩膀宽厚而有力，头戴一顶革质的鸭舌帽，帽檐斜挂下来几乎遮住了半边脸。他侧身对着我，弓着腰低头盯着桌子上不知是哪位长官打开的一张地图，双眉紧蹙，下巴几乎贴到了胸前。显然，他对那张地图摸不着一点门路，在他眼里，能够读懂地图似乎是一项无比伟大的学术才能。可是，我却莫名地被他的某种神情深深地打动了。在他脸上有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那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者脸上特有的神情，尽管也许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脸上有正义也有凶残，还有盲目无知的人民对于他们心目中学识渊博的人的那种值得同情的尊崇。不知为何，我瞬间便对他油然生出一种几乎对任何人都从未有过也无法产生的好感。
在他们围在桌子旁谈话时，不知道是谁透露出我是外国人的消息，那位意大利士兵突然抬起头问道：
“你是意大利人？”
“不，英国人，”我用不太熟练的西班牙语回答道，“你呢？”
“意大利的。”
出门时，他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奇怪，我竟然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某种感情，似乎刹那间没有了语言的障碍，没有了文化的隔阂，只有两颗可以彼此触碰的心。我希望他对我也有同样的好感。为了保留对他的第一印象，我决定不再注视他，事实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在西班牙，这样的一面之缘时有发生。
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位士兵是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极其深刻而清晰。他破旧的制服，略带凶狠却又令人深感同情的面孔，无一不印证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他让我不得不回忆起那场战争——四处飞扬着巴塞罗那红旗；毫无生气而疲惫的列车载满了被运往前线的衣装破旧的士兵；战争过后依然硝烟弥漫的灰色小镇；还有那山丘上一道道战壕，冰冷又泥泞。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距离我写下这些文字不到七个月的时间。然而七个月后，这些似乎都已经遥不可及。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相比，我对这段时间的回忆早已淡漠，仿佛那已成为比一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更加遥远而模糊的记忆。我本打算来西班牙写一些战地报道，然而，一到加泰罗尼亚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当时的加泰罗尼亚仍然是无政府主义者把控实权，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也许对于曾经在这里目睹了革命开始的人来说，战争早在十二月份或者一月份就已接近尾声，但是对于刚刚从英国来的我来说，巴塞罗那的战争情形依然来势凶猛，令人惊悚万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大大小小的房屋都被工人控制着，屋顶上插满了红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相间的两色旗。墙上到处刻着锤子和镰刀的标记，还有革命党派的字母名号。所有的教堂都被捣毁了，神像都被焚烧了，每一处教堂都被工人们拆除了。不仅如此，所有的商店和餐馆都刻着“集体化”的字样，连擦鞋童都变成了“集体化”的一部分，他们的工具箱也都被刷上了红色和黑色的颜料。服务生和店员看人的表情都透露着人人平等。人们言语间没有尊卑之分，甚至正式场合的形式套话都省了。没有“前辈”“先生”或“您”，大家彼此都以“同志”和“你”相称，打招呼不再用“早安”，而是“敬礼”。在加泰罗尼亚，给小费已被视为违法行为，我也是在一次因为给搬运工小孩小费而被酒店经理说教过后才知道的。私人摩托车都被征用了，电车、出租车等一切交通工具都被刷上了红色和黑色的颜料。墙上贴满了红色和蓝色的革命海报，十分醒目。相比之下，侥幸留在墙上的几个广告贴画倒像是被胡乱涂上去的。在小镇的白色水泥主干道——兰布拉大道上，涌动着来往的人群，街道的喇叭里一天到晚地播放着革命歌曲。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来往的人群中除了几个略微讲究的妇女和外国人外，几乎没有一个是衣着体面的，大家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蓝色套服以及各种款式的民兵制服，似乎这里的富人阶级一时间都已完全消失了。一切都是那么匪夷所思地存在着，让人无法理解，甚至有些厌恶。然而，我很快意识到这正是人们为之战斗的目标，是现实的存在，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在这里，资产阶级已经逃亡，已经被消灭，已经转移到工人的阵营中来。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的富有资产阶级正以无产阶级的身份潜伏着。
与此同时，战争的罪恶无处掩藏。小镇狼藉不堪，荒凉满目。房屋等建筑破败残缺，夜晚的街头为了防御空袭而漆黑一片，颓废的商店里人烟荒芜。人们几乎闻不到肉味儿，牛奶、面包常常无迹可寻，煤炭、石油、蔗糖等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即便如此，买面包的长队依然可以排到数百米远，人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希望与满足。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饭吃，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除了流浪者，几乎看不到一个赤贫者和乞丐。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对革命和未来的信仰，有着一种突然进入平等、自由时代的幸福感。大家开始尝试过真正的人类生活，而不再做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理发店里挂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多数理发师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上面庄严地写着“理发师不再是奴隶”的字样。大街上五颜六色的标语，告诫人们要弃娼从良。对于任何一个来自于带有冷漠、轻蔑文化的说英语的种族的人而言，这些由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西班牙人生搬硬套来的陈词滥调多少有些值得同情的意味。那时，那些纯真的革命曲子在大街上以每首几个生丁（法国辅币）的价格出售，其中多数是对无产阶级同胞的赞美和对墨索里尼罪恶的鞭笞。我经常会看到一个识字不多的民兵买来一首曲子，然后艰难地拼出歌词，当他基本掌握后，便配上曲谱开始哼唱起来。
此前，我一直都在列宁军营，美其名曰是为了上前线而接受训练。早在加入民兵团之前我就听说第二天要奔赴前线，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等另一个新民兵团的到来。战争爆发时工会匆忙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民兵组织并未按照正规军进行组建编制。指挥部约三十人，每个团大约有一百人，而每个纵队都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数各不相同。列宁营被安置在一组较为精致的石砌建筑群里，包括一个骑术学校和几个宽敞的鹅卵石铺就的庭院。这里曾是一个骑兵营，七月革命时被革命军占领了。我所在的民兵团就睡在其中的一个马厩里，马槽石的底面还刻着骑兵突击队员的名字。所有的马都被送去了前线，只有马尿味和燕麦的腐臭味依然在空气里弥漫。我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马厩的味道和颤抖的军号声（军号手都是业余的——我第一次听到的军号声是从法西斯阵地传来的），在营房外的院子里用铁钉靴踏出的沉重的脚步声，在日照短暂的寒冬早晨进行漫长地列队，还有在那砾石铺就的校场上以五十个人为一组进行的疯狂的足球比赛。营队里大约有一千名男兵，除了那些负责做饭的民兵家属外还有二十名左右的女兵。民兵团里也有为数不多的前来服役的女兵。她们和男兵们并肩作战，毫不逊色。然而这种在革命时期看似很自然的事情如今却渐渐地变得不再那么自然了。女兵操练时男兵是禁止在校场内停留的，因为他们会嘲笑这些女兵，影响操练的正常进行。而就在几个月前女人执枪还是一件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
整个兵营被搞得乌烟瘴气，凌乱不堪。所到之处摆满了支离破碎的家具和马具，还有马刀已不知去向的刀鞘，任其腐烂下去的食物，一切无不显出战争的本来面目。浪费粮食的现象不堪入目，特别是面包，仅我住的营房里每顿饭就要扔掉一整筐的面包——在这个老百姓饥肠辘辘的年代，这简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们不得不在长长的架板上吃饭，被用作餐具的锡盘一直积满了油垢，更有甚者，我们要用一种长颈玻璃瓶饮酒。瓶上有一个细小的喷嘴，瓶身略倾时酒便从瓶嘴处喷射出来，这时无须用嘴巴接触瓶嘴，便可以远远地将酒倒入嘴中。当我看到大家这样争相传递着这样一个酒瓶喝酒时，我还曾罢工，要求发给我一个饮酒杯，因为在我看来，这瓶子乍看上去就像一把夜壶，尤其是在它装满白酒的时候。
营房开始陆陆续续地给新兵发放军装，在西班牙，每件东西都是断断续续发放的，这样便没有人知道其他人会分到些什么。更想不到的是很多战争的必需品，皮带、弹盒，都是在我们即将坐上开往前线的列车的前一秒才发放的。军装这个叫法其实并不确切，或许被叫成用作军装的便装更为合适些。衣服的整体构思是差不多的，但是细节部分却不十分相同。按道理，每位士兵都要穿灯芯绒的护膝，这时服装便完全没有了统一的概念。有些人裹着布绑腿，有些裹着灯芯绒的长绑腿，还有人穿的是皮护胫或是直接穿了一双高筒靴。每个人都有一件拉链式夹克，有些是皮制的，有些是羊毛的，夹克的颜色也各不相同。帽子也和其他的穿戴一样千差万别。通常大家都在帽檐上别一个党徽，另外几乎所有的男兵脖子上都系着一条红色的或者红黑相间的方巾。当时，民兵队看起来就像是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乌合之众。但是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些衣服都是各个工厂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衬衫和短袜是破烂的棉纺织品，但是丝毫不能起到御寒的作用。我至今都不愿回想起在一切都还没有进入正轨时，民兵们要挨过的那几个月。记得在我进入民兵队的两个月前，报纸上刊登着一条消息，一位POUM（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下称马统工党）的领袖去过前线后表示，他一定会保证每位士兵都有一条毛毯的。如果你曾经尝过在战壕里睡觉的滋味，听到这句话便一定会不寒而栗。
在营房的第二天，我们开始了所谓的训练。开始时的混乱场面令人难以想象。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原本流浪在巴塞罗那的街头巷尾，他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却对战争一无所知，就连站成整齐的队列都几乎是个难题。军队中毫无纪律可言，如果有人不喜欢某个指令就会即刻站出来和长官进行一番激烈的理论。训练我们的上尉是一个很壮实的小伙子，年轻的面容还透着几分稚气，看起来让人很舒服。他身上那套崭新帅气的军装告诉我们他之前是一位正规军的军官，现在应该也是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是个忠实而热忱的社会主义者。他对所有的士兵和其他人都坚持不论军衔，平等对待，这种坚持甚至比士兵们自己更加坚定。我记得当他听到一个无知的新兵称他“Senor（意思是先生）”时，他一脸痛苦而惊讶地问道：“什么？先生？是谁这么叫的？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我真怀疑这对他的工作是否会有一点儿帮助。然而，训练对于这些新兵来说毫无用处。我曾被告知外国人可以不用参加“训练”。我后来发现，那些西班牙人可怜地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比他们更懂军事。当然，我还是参加了训练，因为我迫切地想要学会怎样使用机关枪，我此前是从没有机会碰机关枪的。没想到我们根本就没学习怎样使用武器。所谓的训练只是在训练场上进行那些老套的傻瓜训练：向左转，向前转，向后转，三人一组齐步走等。所有的这些没用的东西我都在十五岁时就了如指掌了。这是游击队训练的一种特殊形式。显然，当我们只有几天的时间来训练一个士兵时，我们要教会他的应该是他最需要的东西：如何隐蔽，如何穿过无遮拦的空地，如何站岗，如何构筑胸墙——最起码，要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可怜这些几天后就会被丢到前线去的孩子们，他们怀着满腔热血，却至今还不知道如何打响步枪，如何拉响手榴弹的引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根本没有多余的武器可以用来训练。在马统工党民兵队里，武器严重缺乏，去往前线的士兵只能从撤离出来的士兵那里接过一把步枪。我敢说，整个列宁营里除了岗哨配有一把步枪外，再也没有多余的枪支了。
几天后，怎么看都像是一帮乌合之众的我们被认为可以接受民众的检阅了。西班牙广场对面的小山上有一个公园，我们每天早上都要从营队一直行进到那里，除了卡宾枪枪手和新组建的“人民军”的前几个小分队外，其他的党内民兵也都在那里训练。公园里是一番令人难以理解的振奋人心的景象。我们走过大街小巷，在整齐的花坛丛中，成组成群的男人踏着僵硬的步子来回行进，大家都拼命地挺起胸膛，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名士兵。他们全都没有武器装备，没有一个人穿着完整的军装，即便是多数人的军装上已经打满了补丁。游行的程序几乎一成不变。就这样连续来回踏步走了三个小时后（西班牙军队的正步是步小且速度很快的）终于立定，解散。士兵一窝蜂地奔到半山腰的小卖店里，在这里可以喝到便宜的酒，小卖店的生意十分兴隆。大家对我都十分友善，而且对我这个英国人似乎都很好奇，加泰罗尼亚军队的长官们好像也很器重我，常常请我喝上一杯。而这时我总是趁机把上尉拽到角落里，叫嚷着要求进行机关枪训练。我总是拿出随身携带的雨果字典，用一贯糟糕的西班牙语说道：“Yo sé manejar fusil. No sé manejar ametralladora. Quiero apprender ametralladora. Quándo vamos apprender ametralladora？”
每当这个时候，上尉总是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微笑，回答道：“明天就有机关枪训练了。”当然，我从未等到过我所期待的“明天”。几天后，大伙已经能够步调一致、迅速漂亮地列队前进了，然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子弹是从枪的哪头出来的。有一次，我们休息的时候一个步枪手迈着大步走过来，让我们端详他的枪。结果整个分队除了我没有一个人会给枪上子弹，更别提瞄准了。
每天我都在费劲地用西班牙语进行交流。营队里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英国人。至于法语，即使是在军官当中，也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法语单词。而事实上更糟糕的是，更多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用加泰罗尼亚语交流。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时刻随身携带着一本字典，关键时刻便以闪电般的速度从口袋里拿出来。然而，此时的我却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更希望自己是个外国人——对于外国人而言，在西班牙交到朋友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不到两天就有二十多个人叫我的基督教名字，他们总是向我伸出援手，我被他们的热情包围了。我并非大肆宣传，也无意美化马统工党民兵。实际上，整个民兵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民兵队伍鱼龙混杂。迄今为止，志愿兵已经越来越少了，而很多优秀的士兵已经奔赴前线，甚至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我们中间滥竽充数的也不在少数。在西班牙，很多男孩的父母从他们十五岁开始就等着送他们当兵入伍，仅仅是为了每天十比塞塔的军饷，还有几块从军队偷偷带回来的多分下来的面包。但是，作为西班牙工人阶级（或许应该说成是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因为除了几个阿拉贡人和几个安达卢西亚人，我身边的大多数都是加泰罗尼亚人）的一分子，我决不允许抛弃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尽管我并没有学到他们身上的美德，尤其是他们的率真和慷慨。坦率地说，他们的慷慨时常令人感到为难、尴尬。如果你问他要一支烟，他一定会把整包都硬塞给你。其实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慷慨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在他们心灵深处有一种博大的情怀。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战时环境下，我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亲身感受。一些来过西班牙的记者和外国人曾经这样评价：西班牙人骨子里对于外来的帮助怀有一种强烈的妒忌。而我只能说，我从未对此有过丝毫察觉。我还记得在我离开营房的前几天，几个从前线轮换回来的士兵，在讲起他们的经历时兴奋不已，在讲到和他们在韦斯卡一起参战的法国军队时热情四溢，他们说法国人非常勇猛——“Más valientes que nosotros”
，他们激动地补充道。我当然不相信，他们便解释说，法国人比我们更懂得战争艺术——他们更会使用炸弹、机关枪。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一个英国人是宁可砍掉双手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民兵营里的前几个星期要做的事就是学着喜欢上这些西班牙人，但我却总是不得不被他们的某些做派所激怒。在前线，我的愤怒有时候甚至达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这些西班牙人对很多事情都很在行，除了战争。令每个外国士兵都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的拖沓，尤其是他们不守时的习惯。在这里，必须要知道的一个词就是mañana（西班牙语，意思是“明天”）。但凡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事情推到明天，这一点远近闻名，连他们自己都经常拿这事儿开玩笑。在这个国家，大到战争小到一日三餐，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按时完成的，通常情况下都会被拖延。但是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当你已经习惯事情总会推后时也会有出其不意的情况——那就是你以为会拖后的事情却偏偏提前发生了，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大约一周会有那么一次，当你原本以为八点出发的火车会在九点到十点之间出发的时候，由于司机的一时兴致就会改到七点半出发，这总是让人很头疼。一方面我从理智上很佩服这些人，他们没有像我们北方人那样总是有一些时间强迫症，但是另一方面我却为自己总是摆脱不了这种强迫症而痛苦不堪。
我们就这样每天都在漫无边际的谣言中，在一遍遍重复的“明天”里和永远慢半拍的时间节奏里度过。突然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通知，我们接到了去前线的命令。而此时，很多必要的装备还没有发放到我们手中。军需库里的混乱可想而知，最后终于有一部分人不得不在没有完整装备的情况下离开了。营房里突然挤满了妇女，好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她们在帮自己的男人打包行李，帮他们卷起毛毯，整理背包。可笑的是我不得不在一个西班牙妇女——另一个英国人威廉的妻子的帮助下才将那个新的皮质弹药包挎在身上。她温柔似水、极具雌性魅力的黑眼睛告诉我，她毕生的事业应该是相夫教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却真真切切地在七月巷战中勇猛地厮杀过。此时此刻，她背上的婴儿就出生在战争爆发的十个月之后，或许就出生在某个战场的壁垒后。
去往前线的火车八点出发，大约八点十分，长官们还在试图把我们集结到驻地广场上。他们个个大汗淋漓，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大家举着火炬的情景——那种骚动与兴奋。红旗在火光中迎风飘荡，在集结的队伍中，士兵们背着背包，卷起的毛毯与弹药袋一起斜挎在肩上，高声呐喊，军靴的脚步声，还有咣里咣当的玻璃酒瓶声。之后，只听一声响亮的口哨声，全场终于安静下来了。接着一位政委站在迎风浮动的巨型条幅下用加泰罗尼亚语给我们训话。训话结束后，他们把我们送到车站，为了充分地向民众展示我们的形象，他们选择了一条最长的路线——大约三四公里，在经过兰布拉大道时我们被一支不知从哪里借来的乐队拦了下来，他们演奏着各种各样的革命进行曲。英雄情结又一次被渲染起来了——热情汹涌的呐喊声，巴塞罗那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的旗帜四起，热情的群众向我们涌来，妇女们从窗口向我们挥手。这一切曾经那么自然，如今却又是那么虚幻而遥不可及！拥挤的火车里已无立足之处，更不用提有座位了。眼看火车就要开动了，威廉的妻子冲向站台，递给了我们一根一尺多长的亮红色的香肠，那香肠吃起来味同嚼蜡，我们都被它搞得拉了肚子。火车以战时平均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出加泰罗尼亚，驶向了阿拉贡高原。